更新时间:2024-03-05 11:54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唐代文学家韩愈于贞元十九年(803年)上书皇上期望减免百姓赋税的状。文章开篇描写严重的灾情,接着将皇帝的仁德与百姓的苦难交织在一起叙写,构成强烈的对比。作者认为造成这一严重情况的原因,是地方官吏横征暴敛的结果,最后请求皇帝特敕京兆府停征今年京畿地区的税收。文章记述清晰,形象生动,直言不讳,感情强烈;多用当时口语,明白晓畅。此外,叙述具体,运用比喻,形象生动。
御史1台2上论天旱人饥状
右3臣伏4以今年已来,京畿5诸县,夏逢亢旱6,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陛下7恩逾8慈母,仁过春阳9,租赋之间,例10皆蠲免11。所征至少,所放12至多;上恩虽宏,下困犹甚13。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14,拆屋伐树以纳税钱15,寒馁16道途17,毙踣18沟壑19。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20。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臣窃21见22陛下怜念23黎元24,同于赤子25。至或26犯法当戮27,犹且宽而宥之,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又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28。今瑞雪频降,来年必丰,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伏乞29特敕30京兆府31,应32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33,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34。
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受恩思效,有见辄言35,无任36恳款惭惧之至37。谨录奏闻,谨奏38。
右题,臣俯首,今年以来,京师周边各县,夏天碰到了大旱灾,秋天又遇到了早霜冻,地里的收成,连原来的十分之一都没有。陛下您的恩德超过对孩子慈爱的母亲,仁慈之心就连春天的阳光都赶不上,赋税和田租,按照以前的惯例统统免除掉了。虽然陛下您征收的田租少了,但普通官员施加给百姓的压力却更多,虽然陛下您慈爱宽宏,普通百姓却更加困苦。甚至听到有人扔掉孩子赶走妻子,就为了能吃上一口饭;拆掉房子砍伐树木,来凑够纳税的钱,大街上满处都是饥饿寒冷的人,许多人饿死在了路边的沟里。有钱人家有能力都已经纳了税,而穷苦人只能受到逼迫压榨。我愚蠢地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大臣们没有上奏,所以陛下您有所不知。
我私下认为皇上您爱惜自己的百姓,就像爱护婴儿一样,就连有人犯法应该被处死,您还饶恕了他,更何况这些无辜的百姓,您如果知道了他们的处境怎么可能不去救助他们呢?再说京城是国家的心脏,一个国家根本所在,这里的老百姓应该受到更多的照顾。如今瑞雪连续降下,明年一定是丰年,如果急于逼迫百姓强征赋税不但不能多收税,还会伤害到百姓的积极性,而缓征赋税就会给百姓留下余地因而能维持国家的长远利益。我万分恳请陛下您能颁下告示给京兆府,今年应征钱粮赋税而没有征收的,前去征收但还没有缴纳的,今年全部停止征收,等到明年蚕丝、麦子收获以后,老百姓收获完毕还有节余的时候再征收。
我这个人愚昧浅薄,没什么眼光见识,因为感受皇恩浩大,想要报答陛下,有了点想法就赶紧说了出来,言辞恳切甚至恐惧到了极点。微臣这里恭谨地写下奏状呈递给皇上您,谨奏。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冬,时韩愈三十六岁,在京任监察御史。韩愈到御史台后,正好遇到朝野关注的两件大事:一是当时由宦官把持的“宫市”和“五坊小儿”之害,再次激起京城百姓的愤怒和反对。第二件事是韩愈擢迁监察御史之际,恰值关中遭受严重旱灾。然而,京兆尹李实为邀功取宠,一面欺瞒朝廷,一面横征暴敛,使灾情愈演愈烈。韩愈见此,忧心如焚,决心上书朝廷,为民请命,以减缓税赋。他为了弄清灾情的实际程度,便约同张署和李方叔二人,下到京城附近的农村去亲自察看,只见沿途到处是逃荒要饭的饥民和饿死路边的尸体,人们衣不遮体,不仅卖儿卖女,拆房卖地,而且竟以人尸充饥,更加痛心疾首,当晚回到署衙,便写下这篇为民请命的奏章。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这篇文章,集中反映了韩愈的思想、精神和情操。
首先,文章充分展示了韩愈忧国忧民、精忠报国的精神。他认为京畿地区乃“四方之腹地,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这是巩固国家政权,治国安邦的需要,因此“有见辄言”,在“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而上书直言灾情的真相。
其次,文章充分体现了韩愈“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在文章中振臂高呼,为民请命,指出:由于奸佞当道,“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上恩虽弘,而下困犹甚。”毫不顾忌地揭示出“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的严重局势。并警告道:“京师者,四方之腹地,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同时强烈呼吁朝廷:“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
再者,文章充分表达了韩愈刚正不阿的争臣风范和浩然正气。在文章中,韩愈一是明确指出“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是造成关中灾情愈演愈烈,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二是指出“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对朝廷的征缴政令和幸臣李实的横征暴敛,公开提出了反对和批评。展现了韩愈不畏强权、敢于碰硬、直指时弊、奋不顾身的胆略和气概。
同时,文章有力地烘托了韩愈为国为民,舍生忘死,不惜身命的崇高境界。他在御史台上不畏强权,上书直言关中灾情,为民请命;在刑部侍郎位上犯颜直谏,冒死谏迎佛骨,是为国为民舍官。特别是从这次为民请命来看,当时因韩愈不愿投靠权贵,仕途极不得志,好不容易才经李汶推荐,擢拜御史台,按照常理来说,韩愈应该谨慎守官,保住得来不易的要职和富贵;然而,他为了国家的安危,关怀百姓的死活,而不顾丢官的危险,毅然在“群臣之所未言”的形势下,上书直指时弊。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在写作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开门见山,直指时弊,毫无陈言套话。文章紧紧围绕关中灾情和如何解决展开论述,毫无半句虚语废话。
二是观点鲜明,言简意赅,论述十分精辟。全文虽只有三百多字,但却阐述了7个观点,而且论述精透,如皓月当空。
三是语言流畅,俗语联珠,用词质朴大方。如文中“坼屋”、“瑞雪”、“百姓腹内”等,俱是民间俗语,给人以生动、亲切之感。
近代文学家童第德《韩愈文选》:文体明白晓畅,兼用当时口语,如拆屋、瑞雪、百姓腹内等等,务求人人都解,就是韩愈自己所说的“当时之文”。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唐代文学家。自谓郡望昌黎,也称韩昌黎。幼孤,由嫂抚养,刻苦自学。德宗贞元进士,任监察御史,以事贬为阳山令。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随宰相裴度平淮西,升任刑部侍郎。又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诏为国子监祭酒,转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卒赠吏部尚书,谥“文”。世又称韩文公。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恩想上尊儒排佛,文学上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笔力雄健,气势磅礴,为后世古文家所宗,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力求新奇,并以文入诗,对宋诗影响颇大。有《昌黎先生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