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中央银行体制，为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世纪下半叶，德国开始工业革命，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完成了经济性质的根本转变，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化强国。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的金融体制为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资本扩张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成为经济迅猛发展的助推剂。但是，在1914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的时候时，德国央行体制固有的弱点凸显出来。当时，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政府利用对银行的控制权向帝国银行借款。黄金兑换制度及纸币发行税均被废止。（发行准备条例虽然没有一起被取消但在执行上也大大放松了。）取而代之的“现金准备”则是政府机构的借款借据，而“银行准备”则是帝国国库券及帝国短期债券。这种以政府债券替代黄金储备向中央银行融资以扩张国家信用的战时体制，为战后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而大举向帝国银行贷款，引发了通货膨胀。而在战争结束后，德国政府面对高额的战争赔款、公债和战争受害者的补助金，惟有通过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量，才能摆脱困境。由此，德国国内的通货如快马奔驰一样的急剧膨胀。根据需尔特弗雷里希的研究，1923年6月德国流通中的货币达到17万亿马克，比1914年的63亿马克增加了2750倍；而流动债券在1923年11月达到19万万亿马克，比1914年7月的30万亿马克增加363亿千倍。1923年6月的物价是1913年的19985倍。德国民众生活在极度的恐慌之中。面对上述致命的恶果，1919年上台的魏玛政府惟有一个策略可以运用，即对中央银行法律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增强帝国银行的独立性，以重建战后德国货币体制。另外，一战后，国际上要求中央银行保持独立的呼声日高，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曾作出如下决议：“中央银行必须不受政府的压力，而应依循审慎的金融路线而行动。”1922年的热亚那国际金融会议，对上述宗旨予以了同样的强调。

在国内压力和国际呼吁下，1924年魏玛政府颁布了《银行法》，规定：帝国银行独立于政府；帝国银行独立对其货币政策及其贷款活动承担责任；中央银行向政府提供贷款数额也有严格的限制；中央银行对于流通中的货币必须至少拥有40%的黄金及外汇储备，承担以黄金和外汇兑换其执笔的义务。另外，在机构设置上，为了保证帝国银行的独立性，摆脱德国政府的控制，设置了行使实质性权力的股东大会和理事会，同时，也为了保证政府对战胜的协约过履行赔款义务，该法还规定：帝国银行理事会中半数成员应当为外国人，而且其中的负责发行货币的专员必须为外国人。上述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的改革，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央行应当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理念，成为德国央行独立性体制的开端。

德国中央银行独立性体制及稳定的货币体系重新确立，消除了造成通货膨胀的机制和心理根源后，伴随而来的是德国经济相对稳定的中间阶段。但是，好景不长，1933年纳粹上台后，开始了对这一体制的反动。纳粹的全部对内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都是为准备发动战争服务的，希特勒取得政权“……是由那些把德国推入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灾难，并且应对通货膨胀以及1929—1932年经济危机负责的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安排好的。这些老牌的叛卖德国民族利益的罪犯，这时又依靠希特勒党来准备另一场世界大战了”。按照上述目的，纳粹政府把德意志帝国银行转变为自己筹措战争款的工具，帝国银行则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按照政府甚至希特勒个人的额意志发行货币，而毋需说制定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了。

为了使纳粹上述任意利用信用扩张来支持战争经济的金融体制合法化，希特勒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银行法规。1933年，重新修订的《银行法》颁布，规定：取消帝国银行的理事会，帝国银行行长及董事会成员的任命权转归国家元首；赋予帝国银行执行公开市场政策的权力，但很少使用它；帝国银行可以对“创造就业汇票”进行贴现，以便向新政府为创造就业提供资金。但是，当这一融资手段被用作为战争准备资金时，这一制度彻底丧失了信用，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性的货币供应。当然，纳粹政府的上述做法，亦遭到了帝国银行的强烈反对，但却无力阻止它，在反对声中，帝国银行的独立性亦逐步减小。1937年2月，帝国银行新秩序法颁布，规定帝国银行董事会由元首直接领导，该行的独立性被彻底剥夺。到1939年，该董事会也被最终解散。1939边，纳粹政府又颁布帝国银行法，规定：停止兑换纸币；由40%黄金和外汇构成的发行准备可全部由汇票、支票、短期国库券、帝国财政债券和其他类似债券充当；中央银行对帝国提供的贷款数额最终由“领袖和帝国元首”决定。至此，纳粹政府最终完成了中央银行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国有化。

战败后的德国一片废墟，满目苍荑，大部分城市化为乌有，遍地断壁残垣。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战争时期纳粹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德国经济被彻底切断了“血脉”。1935年—1945年间，德国的现金流通由63亿帝国马克激增到730亿帝国马克，银行存款大约由300亿增加到1500亿以上。第三帝国的公共债务由150亿帝国马克上升到4150亿帝国马克。在这一空前规模的通货膨胀压力下，德国的银行及货币体系已经名存实亡，美国的香烟甚至代替了帝国马克而成为流通的手段。当时的经济学家W·勒普克曾嘲笑般的说这是“一种发油——烟灰缸——药茶的经济”。

面对德国的经济形势，美英法三国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开始协调各自的对德政策，并很快达成一致共识——稳定的欧洲需要稳定与繁荣的德国。由此，重建德国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首要步骤是恢复德国被战争完全破坏的经济秩序。而德国经济恢复的前提，即为健全的货币秩序的重建，而从实际条件来看，建立一个健全的货币秩序必须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央银行以及商业银行体系。基于此，从1946年开始，美、英、法三国在西部占领区内效仿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为德国设计了一个具有严格的组织机构的两级中央银行体系。该体系由西部占领区内各州法律上独立的州银行和1948年3月1日在法兰克福建立的德意志诸州银行组成。德意志诸州银行负责货币发行，政策协调，管理外汇等，州中央银行在其辖区内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两级架构中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中央银行理事会，它由行长、州中央银行行长、德意志诸州银行执行理事会总裁组成。理事会的职能是决定贴现政策和最低准备金政策，为公开市场政策和发布贷款指令制定指导原则。德意志诸州银行已经具有中央银行的的雏形。接着，1948年6月，德意志诸州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开始发行德国马克，以取代帝国马克，进行货币改革以重建德国的货币秩序。与1923年一战后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不同，1948的货币改革使德国经济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货币改革彻底抑制了通货膨胀，为恢复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稳定的货币条件。在此基础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形成，为德国战后经济发展奇迹的发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德国人在经历了两次因中央银行听命于政府而导致灾难性后果之后，对中央银行必须享有独立性已不再有任何怀疑。另一方面，更由于1948年德意志诸州银行建立时，联邦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尚未出现，这亦为央行独立于政府提供了客观环境。因此，德意志诸州银行从成立之初即独立于德国的政治机构之外，1951年后它又完全独立于盟国军事管理委员会。

如上所述，德意志诸州银行领导下的两级中央银行体制，仅仅是盟国军管当局为推行货币改革而成立的过渡性机构，它本身是依据军管当局发布的命令组建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军管当局的法令无法被纳入联邦德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循此而建的德意志诸州银行亦因此而丧失了继续作为德国央行而存在的法律基础。因此，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以宪法的形式要求建立国家中央银行以取而代之。该法第88条规：联邦政府应当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并且以德国的法律取代在那之前所实施的占领军法令。

经过近8年的准备，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德国于1957年6月26日颁布了《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废除了两级中央银行体制，在合并、改组州中央银行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尽管各州中央银行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名称，但实质上已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分支机构。该法详细规定了联邦银行的法律形式、任务、组织机构、与联邦政府的关系、货币政策权限、业务范围、年度决算、利润分配、报表制度等内容。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为世界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和独立性很大的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关系是各国宏观经济管理中不可忽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经济的发展情况及潜力如何，首先取决于宏观经济机制是否健全，运作是否有效。只有具有充分独立性的中央银行，才能带来稳定一贯而又机动灵活的货币政策，这正是健全的宏观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个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中央银行，是确保货币政策法律机制健康运作的首要条件。而就独立性而言，德国的中央银行最具代表，其现已成为独立体制的代名词，成为当今众多经济学家和金融组织所有、推荐的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不例外。

德国人从两次创伤中得出经验，即货币政策的主管机关必须是独立于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其基本任务——保卫货币。在德国人意识中，中央银行听命于政府会使货币政策带有通货膨胀的倾向，因此，为了确保那些因通货膨胀而受损失的人们的公正利益，就需要有一个尽量摆脱政治压力的独立的中央银行。经过近50年的发展，德国对中央银行独立性之认识已基本摆脱了对以往痛苦经历的“感情记忆”，而更多的给予理性化的思考，但两者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必须保持央行之独立性。在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政策应当放在首要的位置货币应当维持并独立于政治影响，这是不容改变的。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法律赋予中央银行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以及为确保自主权的有效行使而采取的相关法律措施。其内容有两个部分，一是中央银行自主权的立法界定；二是中央银行在行使自主权时受制于其他法律主体的程度，亦即要处理中央银行和其他法律主体（尤其是政府）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就是中央银行法律地位的确定问题。世界各国中，德国拥有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即德意志联邦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特色在《联邦银行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法的核心即在于为德国央行的独立性地位提供了合法的制度保障。

首先，德意志联邦银行组织独立性方面的考察。《联邦银行法》第3条明确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公法意义上的联邦直接法人。虽然该条接着规定了联邦银行的设立资本2.9亿德国马克归联邦政府所有，但是，法律赋予联邦银行完全的自主权，其组织上不受总理的领导，不受政府的监督，也不受银行监督局的检查。政府作为最大的股东对央行的业务不得进行干涉。该法第12条规定：在行使本法授予的权力与职权时，联邦银行不受联邦政府指令的干涉。在管理组织机构上，联邦银行由中央银行理事会、执行理事会和州中央银行执行理事会共同完成，但最高管理机构是中央银行理事会，它也是独立于政府单独行使最高管理权的。另外，德国中央银行的人事任免制度亦保证了其组织上的独立性。德意志联邦银行具有最高国家行政级别，直接向议会负责，其行长由总统任命，任期8年。这就使得联邦银行行长不受总统和政府更迭的影响，从人事组织上保证了联邦银行各项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延续性。

其次，联邦银行与政府关系的角度考察。《联邦银行法》对上述两者关系问题非常重视，并设专章（第3章）对此予以专门规定。联邦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充分体现着联邦银行的最大特点，亦即，中央银行对政府和议会的适当程度相当独立性，从而保证央行能够有效的完成法律所规定的包括稳定货币在内的一切任务。一方面，《联邦银行法》明确规定，联邦银行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和活动时不受政府的干预，虽然联邦政府的代表有权出席联邦银行董事会，有权向其提出建议，但无最后之表决权，只能提出异议，可要求董事会推迟表决，但最多只有两周。另一方面，该法也规定联邦银行在保卫本身任务的前提下，有责任支持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并与之合作，就具有重大货币政策意义的事项向政府提供咨询，并应政府的要求回答问题和提供情报。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法律规定的联邦银行必须与政府合作紧密合作的义务与其独立行使货币政策的原则是不矛盾的。因为两者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根据“经济稳定增长法”，联邦政府的一切经济政策措施都必须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同时有利于达到物价稳定、高度就业、外汇平衡和稳健而适度的经济增长。上述目的亦为联邦银行的根本目标之所在。但是，如若政府的政策偏离了上述方向，联邦银行可以不支持其政策而独立依法行使货币政策权，因为对其而言，保卫货币是其一贯的、不可抗拒的唯一目的。一言以蔽之，德国联邦银行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是在独立基础上的紧密合作关系。

从职能方面考察，联邦银行的独立性亦十分明显。《联邦银行法》第3条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利用本法赋予的货币政策权限，调节货币流通和经济的资金融通，以达到保卫货币的目的，并从事国内外支付事务的银行清算。并且，联邦银行在行使上述职权时不受政府指令的干涉。具体的说，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职能包括以下几点，但应当指出的是，联邦政府每项职权的行使，法律都赋予其排他性的专属职权。首先，发挥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银行的职能。按照《联邦银行法》，联邦银行有垄断发行货币的权力，并且应当确保有效控制货币流通量，维持货币稳定。其次，实施“银行的银行”职能，即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联邦银行通过法律规定实施对银行信贷的控制，其手段有最低准备金政策、贴现、信贷和公开市场政策、存款政策。再次，实施“国家的银行”的职能。《联邦银行法》规定：联邦银行可以对联邦政府、州政府、联邦铁路和邮政等公共部门以及某些特色机构，按照市场利率发放贷款。在该职能实施时，央行独立性的缺失是最容易导致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因为，一旦央行丧失独立性沦为政府筹款的工具而任意扩张政府信用，极有可能导致政府向银行无限透支和任意扩大货币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德国法律第20条规定了联邦银行向政府公共部门贷款的最高限额，这亦是为保证央行独立性的一项措施。

最后，货币储备管理者的职能，亦即联邦银行作为德国官方货币储备的唯一机构，有责任保证国家国际现金支付的能力，这也是联邦银行独立行使职权的职能。

与欧洲中央银行的关系

按照1991年12月10日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通过的《欧洲同盟条约》，欧共体在1999年1月1日起进入欧洲货币联盟第三阶段。在此同盟内，将实现统一货币“欧元”、统一的中央银行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为符合《欧洲同盟条约》关于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有关规定，《德国联邦银行法》进行了历史上的第六次修改。

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央银行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是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组成部分。其首要职责是以稳定货币为目的，并办理国内外支付往来的银行业务。在欧洲货币联盟的三年过渡期内，即从1999年1月1日起规定成员国固定汇率到2000年1月1日发行“欧元”纸币和辅币这段时期内，德国联邦银行虽然仍有权发行德国马克，但必须经过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批准。三年过渡期后，德意志联邦银行将丧失货币发行权。原《联邦银行法》第15条贴现、信贷和公开市场政策、第16条最低存款准备金政策的规定被删除，预示随着欧洲中央银行势力的壮大，当它切实地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时，德意志联邦银行稳定货币的职责将移交给欧洲中央银行。德国联邦银行保留参加国际货币组织的权利，如国际清算银行，但必须报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只有联邦银行在其对欧洲中央银行职责的执行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它才可继续支持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另外，根据《欧洲联盟条约》规定，资本金和法定储备都增至50亿马克。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会计报表上的资本金、法定储备数额将在1998年12月31日变更，其会计制度和报表制定也将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

这表明，在欧洲货币联盟实行后，德意志联邦银行不仅丧失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而且丧失货币发行权。根据《欧洲同盟条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掌握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政策、信贷政策、最低存款准备金政策，并拥有欧元发行权。但德国联邦银行能参与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策，因为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是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的成员，他在这个决策机构中有发言权。由于欧洲中央银行主要参照德意志联邦银行模式建立，并且总部设在法兰克福，更重要的是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德国联邦银行行长的作用不可低估。虽然德国联邦银行中央银行理事会不再决定货币和信贷政策，而仅决定业务政策,它的职责是按照欧洲中央银行的指示和方针办事，但德国联邦银行仍有很多任务,如银行的再贷款、在欧洲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政策管辖下的债券回购业务、现金和非现金结算业务、银行监管、外汇储备管理、人事问题等等。联邦银行是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组成部分,类似于分支机构，但在人事任命、机构设置等方面并不听命于欧洲中央银行。此外，欧洲中央银行规定各国中央银行不得在一级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以防止各国政府干涉欧洲中央银行运作。

与联邦政府的关系

《德意志联邦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公法意义上的联邦直接法人。政府持有联邦银行的设立资本只是其享有货币主权的基础，且联邦银行的中央银行理事会和董事会享有最高联邦政府职能机构的地位，州中央银行及分行也享有联邦政府职能机构的地位。由此可见,《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了联邦银行在职能、经济、人事等方面独立于联邦政府。另外,虽然联邦银行是按联邦议院制订的法律组建的，但它不受联邦议院管辖；而且，联邦财政部不得任意向联邦银行无限透支或任意决定扩大铸币的发行，且铸币也不是无条件支付手段。联邦银行在其对欧洲中央银行职责的执行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可以继续支持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联邦政府成员虽然仍有权参加中央银行理事会会议，但他对中央银行理事会决议有异议时可以要求推迟两周做出的规定被取消，因为《欧洲同盟条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和所有参加货币联盟的中央银行独立于政治机构。

在资本配备方面,原《联邦银行法》规定为2.9亿马克，但根据《欧洲同盟条约》规定必须增加到50亿马克，仍由联邦政府持有。关于联邦银行行长、副行长、执行理事会其他成员和州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仍规定为8年，但例外情况下的最短任期由原来的2年修改为5年,进一步在人事上保证了对联邦政府的独立性。

关于稳定货币问题

1999年起，德意志联邦银行开始丧失自己的货币政策。德意志联邦银行现在发行德国马克需要授权，而2002年1月1日起不再发行德国马克，且从2003年起，欧洲货币发行权统一后，德国马克将被收回而退出历史舞台,欧元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德意志联邦银行有义务配合欧洲中央银行维持货币稳定。

随着欧洲中央银行影响的逐步扩大，德意志联邦银行将进一步移交其货币政策职责，有可能与联邦金融监管局合并而专司监管职责；并且德国中央银行制度在德国将从法律上消失而更多地成为一种非正式规则，而欧洲中央银行这种跨国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将受到德意志联邦银行模式的深刻影响。

1957 年6 月德国颁布了《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在合并、改组州中央银行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起初，德意志联邦银行集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职能于一身。由于其享有高度的独立性，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履行职责时可以不听命于联邦政府。为防止其权力太大，作为某种制衡，德国于1961 年成立了银行监管局，隶属于财政部，独立于德意志联邦银行，负责对银行业进行监管。为了更好地适应本国金融混业经营的需要，2002 年5 月，德国在合并原来银行监管局、保险监管局、证券监管局三家机构的基础上，正式组建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按照法例规定，联邦银行监管局以及后来的超级监管机构——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在各地都不得设立任何形式的下属机构，所以德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人员一直比较精简，即使是整合银、证、保三家监管机构而成立的金融服务监管局，员工也只有1400 名左右。

虽然德国金融监管体系几经改革，《银行法》先后多次修改，实现了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从分业管理到综合管理的转变，但德意志联邦银行以各种方式参与金融监管的做法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在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分离后，《银行法》仍然一直强调德意志联邦银行必须与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密切合作，共同担负对德国金融业的全面监管职责，同时明确规定德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之间分工与协作的体系。德国金融服务监管局负责综合性监管，包括负责向金融机构发布监管法规，实施市场准入、退出监管和行政处罚，必要时进行某些特别的现场检查。德意志联邦银行除了承担货币政策职能，以及后来加入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承担欧洲中央银行三项职能外，还承担对本国以及在德外资银行的监管，主要是利用其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对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进行具体监管，包括现场和非现场监管，定期收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月度收入报告、自有资金报告、流动性报告、超过150 万欧元大额贷款报告、建筑贷款特别信息报告等等，并作出评估意见转达金融服务监管局，由其做出最终决定。通常，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监管都建立在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评估意见基础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金融服务监管局相互合作，使得现有资源和各自专长能够得到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德国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一是从法律层面，如通过《银行法》，界定双方监管职责；二是由双方签订备忘录，对各自的职责范围作进一步的界定，避免双方的重复劳动。正因为有德国中央银行对金融监管的广泛参与，从而确保了德国金融业的稳定。自从二战以来，德国国内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即使在全球发生严重金融危机时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德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被国际社会看做是金融监管的范例。

为了有效依法履行监管职能，德国中央银行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七条的规定，专门设置有银行业与金融监管司、金融稳定司，负责金融监管，开展金融稳定的分析和评估，并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

第一，德意志联邦银行利用自身网点优势负责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管，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提出评估意见，为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更好地行使监管职能提供依据。

第二，德意志联邦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金融监管发挥作用。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联邦财政部、德意志联邦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 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德意志联邦银行派代表参与其中，利用自身优势，对改善监管起到积极作用。

第三，德意志联邦银行和监管局共同建立金融市场监管论坛，旨在加强中央银行与监管局之间的监管协调，对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综合性监管问题提供建议。

第四，参与监管法规的制定。金融监管机构发布监管法规应该事先与德意志联邦银行协商，协商的程度取决于监管法规与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的关联度；在某些领域，如有关金融机构资本与流动性监管规定，必须与德意志联邦银行达成一致；在其他领域也必须事先向德意志联邦银行征询意见。

第五，联合开展重大监管行动。如2011 年6-7月间，德意志联邦银行会同金融服务监管局共同向16家大型银行发出压力测试问卷，共同召集大型银行讨论测试结果；又如，2011 年12 月8 日德意志联邦银行与金融服务监管局联合宣布，要求德国6 家银行需要补充核心资本131亿欧元。

第六，享有金融统计信息专属权。根据德国《银行法》的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金融机构每月必须向德意志联邦银行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报送各类统计报表。同时，法律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和金融服务监管局之间应建立自由的信息交流机制，共享数据库和信息系统，除涉及内部人事变动情况外的各类信息、数据互不保密，双方可以自由进入对方与其职能有关的数据库。联邦银行除了负责向金融机构征集统计数据外，还需要对这些数据信息，尤其是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数据信息作出必要的分析，并要将这些分析报告，连同统计数据一同提供监管当局。

由此可见，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功能与联邦金融监管局的功能密不可分，德意志联邦银行事实上广泛地参与银行监管；德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分离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职能彻底分立，在监管职能上中央银行仍是主角。

2013年1月末，德意志联邦银行发言人在法兰克福表示，未来该行将不再邀请中国和越南的代表参加反伪钞研讨会。以后，德方也不会向中方启动相关咨询项目。原因是在中越这两个国家，情节严重的伪钞制造者可能会被处以死刑。

德国《时代周报》称，之前，德中银行在这方面的合作比较频繁，中方多次派代表参加德方有关反伪钞的培训，并就如何调查和打击伪钞活动赴德取经。不过，2012年夏天，中国国内一名造伪钞的男子被判死刑后，“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西方组织对德意志联邦银行提出强烈批评。德国国会议员、绿党人权政策发言人沃尔克贝克也指责说，“打击伪钞却没有呼吁废除死刑”是不对的。

在压力下，德意志联邦银行作出决定，并书面承诺将紧跟政府外交政策路线，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对人权给予更多重视。凡对造伪钞者可判死刑的国家，一律不与它们展开反伪钞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