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性心境障碍包括环性心境障碍和恶劣心境。环性心境障碍是指反复出现轻度心境高涨或低落，其症状均达不到躁狂或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而恶劣心境则是指持续存在心境低落，但心境低落达不到抑郁症的标准，常伴随食欲减退或过度进食、失眠或睡眠过多、活力降低或易疲劳等症状。

混合发作是指躁狂症状和抑郁症状在一次发作中同时出现，如抑郁心境伴有连续数日至数周的活动过多或言语迫促，躁狂心境伴有激越、精力和本能活动降低等。

综上所述，心境障碍根据症状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抑郁发作、躁狂发作、双相障碍、持续性心境障碍（包括环性心境障碍和恶劣心境）以及混合发作等类型。这些分类有助于医生更准确地诊断和治疗心境障碍患者。

心境障碍的病因复杂多样，主要包括遗传因素、神经生化因素和心理社会因素。遗传因素在心境障碍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患者的生物学亲属患病风险增加。神经递质功能紊乱，如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等异常，也被认为是心境障碍的关键机制之一。此外，心理社会因素如重大生活事件、持续压力等也可诱发或加重心境障碍。

心境障碍具有显著的家族聚集性，遗传因素在其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家系研究、双生子与寄养子研究均表明，心境障碍患者的生物学亲属患病风险明显增加，且血缘关系越近，患病几率越高。目前认为，心境障碍的遗传方式可能为多基因遗传模式，涉及多条染色体和基因。

神经递质功能紊乱被认为是心境障碍发病机制的核心。主要涉及的神经递质包括去甲肾上腺素（NE）、5-羟色胺（5-HT）、多巴胺（DA）等。这些神经递质的功能活动异常与心境障碍的抑郁发作、躁狂发作密切相关。

心理社会因素在心境障碍的发病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重大生活事件、持续压力、人际纠纷等均可作为诱发因素，导致易感个体出现心境障碍。

如失业、亲人亡故、经济困难等严重的生活事件，可诱发或加重心境障碍。

具有心境障碍家族史、个性特征敏感脆弱等易感因素的人群，在遭遇生活事件时更易发病。

如妊娠期、分娩期、哺乳期的生理变化，以及某些躯体疾病，也可能成为心境障碍的诱发因素。

心境障碍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遗传、神经生化、神经内分泌、神经影像学等多个方面。目前认为，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心境障碍的发生和发展。

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功能活动异常，是心境障碍发病机制的核心。不同递质的功能紊乱可能导致不同的临床表现，如抑郁发作、躁狂发作等。

心境障碍患者常伴有神经内分泌轴的功能异常，如抑郁症患者血浆皮质醇分泌过多，脑脊液中促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含量增加等。

脑电图研究显示，抑郁发作患者多倾向于低α频率，躁狂发作时则多为高α频率或出现高幅慢波。此外，CT和MRI检查发现，心境障碍患者脑室扩大，特定脑区如左额叶局部脑血流量减少。

心境障碍的发病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且随着时间和研究方法的变化而有所波动。据国内相关研究报道，心境障碍的终生患病率在0.076%至0.083%之间，时点患病率则在0.037%至0.052%之间。具体数值可能因调查范围、样本量及诊断标准等因素而有所不同。此外，一项来自江西的11个城市调查报道显示，抑郁症（包括抑郁发作和恶劣心境）的时点患病率为0.95%，总患病率为1.15%，这一数据表明抑郁症在心境障碍中占有较高比例。

在国际上，心境障碍的发病率同样存在显著差异。根据世界精神卫生调查委员会的报道，各国心境障碍的年患病率在0.8%至9.6%之间，其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病率普遍较高，而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的发病率则相对较低。这些数据表明，心境障碍的发病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地域、文化、经济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等。

关于心境障碍的死亡率，直接数据相对较难获取，因为心境障碍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死亡，但其并发症及自杀行为可显著增加患者的死亡风险。双相障碍患者当中，自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研究显示，双相障碍患者中有15%至20%死于自杀，甚至在某些研究中这一比例高达25%至50%。然而，这些自杀率可能因研究方法、样本选择及诊断标准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且存在被高估的可能性。新的终身自杀率分析认为，心境障碍的自杀率在5%至7%之间。双相障碍自杀的标准死亡比也显著高于普通人群，男性为15%，女性为22%，表明双相障碍患者自杀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数十倍。

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又称情感性精神障碍，是一组以显著而持久的情感或心境改变为主要特征的精神疾病。这类疾病不仅影响患者的情绪状态，还常常伴随认知、行为及生理功能的改变，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工作和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心境障碍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遗传、神经生化、神经内分泌、神经影像学等多个方面，目前尚未完全阐明。临床上，心境障碍主要表现为抑郁发作、躁狂发作、双相障碍及持续性心境障碍等类型，其诊断和治疗需综合考虑患者的症状、病史、家族史及心理社会因素等多方面信息。

临床表现

心境障碍的临床表现多样，具体症状因疾病类型及个体差异而异。以下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概述：

抑郁发作

抑郁发作是心境障碍中最常见的类型之一，其典型临床表现可概括为“三低”症状，即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少。

此外，抑郁发作患者还可能伴有焦虑、自责自罪、自杀观念和行为、睡眠障碍、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性欲减退、抑郁心境晨重晚轻的节律改变等症状。

躁狂发作

躁狂发作与抑郁发作形成鲜明对比，其典型临床表现为“三高”症状，即情感高涨、思维奔逸、活动增多。

躁狂发作患者还可能伴有夸大观念或妄想、冲动行为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

双相障碍

双相障碍是一类既有躁狂发作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心境障碍。其临床表现复杂多变，患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表现为躁狂发作，而在另一段时间内则表现为抑郁发作。双相障碍的病程常呈发作性，躁狂和抑郁可反复循环或交替出现，也可混合存在。

持续性心境障碍

持续性心境障碍包括环性心境障碍和恶劣心境两种类型。环性心境障碍是指反复出现轻度心境高涨或低落，但其症状均达不到躁狂或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恶劣心境则是指持续存在心境低落，但不符合任何一型忧郁症诊断标准，无躁狂发作。这类患者的心境不稳定，情绪波动较大，但程度较轻，持续时间较长。

心境障碍患者就医时，应选择精神心理科或精神科进行专业就诊。医生会通过详细的病史采集、精神检查、心理测试以及必要的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全面评估患者的症状和病情。诊断过程需排除其他可能病因，确保准确判断，并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心境障碍患者应优先就诊于精神心理科或精神科。这些科室的专业医生能够根据患者的症状、病史及心理社会因素等多方面信息，进行全面的评估和诊断，并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

心境障碍的诊断流程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诊断依据主要包括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心理测试结果以及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结果。医生会比较常见的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标准，如ICD-10和DSM-5，以确定患者是否符合心境障碍的诊断标准。

心境障碍的相关检查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心境障碍的鉴别诊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心境障碍，包括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是一组以显著而持久的情感或心境改变为主要特征的精神疾病。其治疗旨在缓解症状、预防复发、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并减少社会及家庭负担。治疗方法多样，包括急性期治疗、一般治疗、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及中医治疗等。

急性期治疗

急性期治疗的目标是迅速控制症状，减轻患者痛苦，防止自杀等极端行为的发生。对于抑郁发作，可采用抗抑郁药物快速缓解抑郁情绪；对于躁狂发作，则首选心境稳定剂如锂盐或丙戊酸盐，必要时联用抗精神病药物以控制兴奋激惹症状。电抽搐治疗（ECT）或改良电抽搐治疗（MECT）对于有严重自杀倾向或木僵状态的患者可作为首选。

一般治疗

一般治疗包括健康教育、心理支持、生活方式调整等。医生应向患者及家属普及心境障碍相关知识，提高他们对疾病的认识和应对能力。同时，鼓励患者保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量运动，避免过度劳累和应激刺激，以维持良好的身心状态。

药物治疗是心境障碍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抗抑郁药物如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和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s）等常用于抑郁发作的治疗；心境稳定剂如锂盐、丙戊酸盐和卡马西平等则是躁狂发作和双相障碍的基础治疗药物。对于难治性病例，可考虑联合用药或换用其他作用机制的药物。

心境障碍一般不需要手术治疗。然而，对于某些伴有严重自杀倾向或药物治疗无效的难治性患者，脑深部电刺激（DBS）等神经外科手术疗法可能作为一种探索性的治疗手段，但其疗效和安全性尚需进一步评估。

中医治疗心境障碍具有独特的优势，包括中药调理、针灸疗法、情志相胜法及心理疏导等。中药通过辨证施治，调节患者气血阴阳平衡，改善情绪状态；针灸疗法则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缓解压力反应；情志相胜法则利用不同情志对心境的影响作用来调整患者的情绪状态；心理疏导则通过认知行为疗法等手段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不良思维模式及应对策略。

除上述治疗方法外，心境障碍患者还可接受物理治疗如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等，以及心理治疗如认知行为疗法（CBT）、人际心理治疗（IPT）等。这些治疗方法能够辅助药物治疗，提高治疗效果，促进患者康复。

心境障碍的预后因个体差异和病情严重程度而异。轻度心境障碍可能通过及时治疗实现良好预后，症状得到缓解，社会功能恢复。然而，重度或慢性心境障碍预后可能较差，需要长期综合治疗，且存在复发风险。因此，早期识别、干预和持续管理对于改善心境障碍预后至关重要。

心境障碍的治愈性因个体差异和病情严重程度而异。一般来说，轻度的心境障碍，如轻度抑郁或短暂的情绪波动，可能通过心理治疗、生活调整或短期药物治疗实现治愈。然而，对于重度或慢性心境障碍，如重度抑郁或双相障碍，治愈过程可能更为复杂和漫长。这类患者需要长期的综合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社会支持以及生活方式调整。尽管部分患者可能实现症状缓解和社会功能恢复，但仍有复发风险，需持续关注和管理。

心境障碍的严重性不容忽视。它不仅影响患者的情感体验，还可能导致认知功能受损、社交障碍、工作能力下降以及自杀风险增加。重度抑郁患者可能经历持续的绝望感、无价值感，甚至产生自杀念头。双相障碍患者则可能在情绪高涨与低落之间波动，影响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此外，心境障碍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躯体疾病的风险，进一步加剧患者的健康负担。

心境障碍患者可能伴随多种并发症。其中，自杀行为是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尤其在重度抑郁和双相障碍患者中更为常见。此外，患者还可能出现焦虑、物质滥用（如酒精、药物依赖）、睡眠障碍、社交障碍以及认知功能下降等并发症。这些并发症不仅加重患者的痛苦，还可能影响其家庭和社会功能，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预防

心境障碍的预防是一个多维度、综合性的过程，涉及心理、社会、生物等多个层面。以下是一些主要的预防措施：

日常护理

对于已确诊的心境障碍患者，日常护理同样至关重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心境障碍的发展史源远流长，其认识与治疗经历了从模糊到精确的演变过程。古代文明时期，心境障碍被视为神秘的精神现象，缺乏科学依据。中世纪起，心境障碍开始得到系统的描述和分类。19世纪末，德国精神病学家埃摩森首次提出“心境病”概念，并将其分为抑郁和躁狂两型，为现代心境障碍分类奠定了基础。20世纪，随着精神病学及神经科学的发展，心境障碍的病因、病理生理机制逐渐明朗，抗抑郁药物和心理治疗等治疗方法不断涌现，显著改善了患者的预后。未来，随着基因治疗、神经调控等新技术的发展，心境障碍的治疗将更加个性化和精准化。

心境障碍的最新研究进展聚焦于遗传机制、神经生物学及治疗方法的多方面探索。遗传学研究揭示了多个与心境障碍相关的基因位点，如GRIN1和BDNF基因，为深入理解其发病机理提供了新视角。神经生物学方面，多巴胺D2受体在内侧前额叶皮质中的作用被发现与社交行为紧密相关，为开发新型抗抑郁药物提供了靶标。此外，肠道菌群在心境障碍中的重要作用也备受关注，研究表明特定菌群变化可用于辅助诊断及潜在治疗。治疗方法上，神经调控技术如闭环神经调节展现出快速且持续的疗效，为难治性心境障碍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