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王子

快乐王子首先是以外表美而引人注目的，“他满身贴着薄薄的纯金叶子，一对蓝宝石做成他的眼睛，一只大的红宝石嵌在他的剑柄上，灿烂地发着红光。”参议员说过：“他像风信标那样漂亮。”他的英俊、高贵受到众人的赞美。但令读者感动，让穷人和他自己感到“快乐”的恰恰是他牺牲了“外在美”而表现出的“心灵美”，外在形象和内在形象反方向的变化，表现了作者的审美观：内在美比外在美更有价值。再如，当快乐王子有一颗人心，住在无忧宫时，他只感到“欢娱”，而当他成为塑像只有一颗铅心时，他反而有了善和美的心灵，这寄寓着作者的一个观点：美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的功利，而是超私欲、超功利的。

小燕子

《快乐王子》的故事情节是随着小燕子的到来而逐步开展的。小燕子在幻想与现实的空间中一去一来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并走向高潮。作为信使的小燕子，飞去故事中建构的现实空间，带去的是快乐王子用自我牺牲方式诠释的爱—眼睛、宝剑的宝石、身体上的金片；飞回快乐王子身边—幻想的空间，带回的现实世界空间中存在的苦难、不幸、污秽、丑陋、不公与无知。小燕子的每一次来去，都是幻想与现实的一次对比、一次冲突，一次爱的主题的深化。

享乐主义

在《快乐王子》中，作者刻画了一个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社会：有钱的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可以过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是陷入贫困的百姓却要为基本的生存权担忧，即使有宗教慈善事业可以暂时解决贫苦儿童的吃饭、穿衣和教育问题，但还有更多的儿童依旧住在贫民窟乃至连拥有象桥洞一样的栖身之所也成为一种奢望。贫苦儿童忍饥挨饿，备受疾痛煎熬，很难谈得上有什么未来。从《快乐王子》描述的社会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影子：一边是收入低下的弱势群体因缺乏政府保护而陷人绝境，一边是依靠资本和剥削发家的上流社会人士不断聚集财富；穷人的就业问题、温饱问题、健康问题、住房问题等难以得到解决的时候，富人却宣扬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快乐王子》中资产阶级和贵族认为贫富差距是一种当然和必然，他们提倡和捍卫利己的边沁式功利主义道德观，也通过权力进行宣传和教育（为快乐王子塑上金身并立在城市的高处就是一个例子），让穷人接受“人人都寻求快乐的最大化”的边沁主义。当时的资产阶级倾向于把“人人都寻求快乐的最大化”归于人类的本性，因而从理论上保证了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正确性”。这反映在童话里即为人人都追求快乐最大化。在这一目的上，似乎人人平等。可是，资源的有限性让“快乐最大化”成为一种竞争式的快乐追寻。

无疑，在那个还未能来得及进行人性进化的资产阶级和维多利亚社会，资产阶级普遍相信能获得更多资源的人就可以获得更多快乐。更直接地说，能通过攫取他人利益而获得更多资源的人就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获得更多快乐。在皇家侍女定做西番莲花衣裙这一事件上，皇家侍女的快乐是穿上绣有西番莲花的衣装美丽风光地参加宫廷舞会。此处，她的快乐即为在有限的酬劳给付下更早得到成品衣装。要实现皇家侍女的快乐最大化，女裁缝在无法提高工作效率的情况下，只能延长工作时间。但是当延长工时与保证身体健康成为矛盾的时候，女裁缝不得不首先保证自己的体力。因此女裁缝的最大快乐则是在保证不影响自身健康的前提下顺利完成工作、获得报酬而得以养家糊口。在这样的情况下侍女和女裁缝的快乐最大化是难以同时满足的，因此侍女才发出“女裁缝太懒”的论调。在此，王尔德通过童话指出，“人人都寻求快乐的最大化”的边沁式功利主义道德观实质是在为社会的不平等做掩护，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营造平等假象、抹杀道德的阶级性的说辞。

生前快乐王子只注重自己感官的享受，拒绝思考与关怀的权利。从而混淆了享乐与快乐的定义，这不是一个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生命体应有的生存状态，更谈不上拥有快乐的生活。而死去后的王子高高耸立在城市中间，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丑恶和穷苦，他竭尽自己所能地去帮助别人，希望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然而当王子用自己的美去拯救这个世界时，他作为雕像的审美价值已不存在，其生命也就结束了。在那个极可怕的严寒天气里，燕子冻死在脚下，自己把美转化成了真善。王子的心因悲痛至极，瞬间爆裂成两半。那究竟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快乐王子真正活着的时候如同行尸走肉，整日游玩，不关心民间疾苦；而死后却用铅心感受到了世间冷暖，悲欢离合。生与死之间的矛盾交织正是作家内心世界冲突的反映。

在《快乐王子》的结尾，上帝让天使去取城市里最珍贵的两样东西，天使带来了死去的燕子和王子的铅心，尽管王子和燕子在俗世间死去，他们的灵魂将在天堂里获得永生。这一结局让伤感的读者有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道德中的善念所带来的崇高感油然而生。

现实反映

《快乐王子》讲述了快乐王子从不知忧愁为何物，到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减轻别人的忧愁，而小燕子从起初不愿意留下到不顾冻死的威胁毅然陪伴在王子身边的故事。整篇童话文字从单纯到略带悲凉，笔调从轻快到略显沉重，然而童话的外衣始终掩藏不住作家内心世界的矛盾，从矛盾中也越发突显出现实生活的残酷。

当王子“活着并且有一颗和别人一样的心时“，“不知眼泪是什么”，而“一颗铅制的心”却让他感受到了同一座城市里所有的丑恶和悲苦。爱心不存在于“人”身上。冰冷坚硬的“铅心”让王子找到了良知，认识了平民百姓的疾苦，散尽自己身上的珠宝去救助穷人。快乐王子这颗神奇的心，一旦被注入仁爱，就只是破裂的结果。王尔德实质上是用这颗铅心来历射世间的冷酷和不公，但是，这颗铅心裂成两半，却熔化不了，象征着不甘之心，要与冷酷和不公抗争之心。在拥有一颗铅心却散发着仁爱之光的王子的衬托下，童话中其他拥有一颗正常跳动着的，有温度的人心的人显得极度自私与冷漠。在一个没有理解，没有爱心的世界，人心比冬天更冷。而冰冷的铅心却用自己的生命温暖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快乐王子》中，上层阶级对下层人民的冷酷和漠然贯穿了始终。“富人们在漂亮的屋子里享受的时候，乞丐们坐在门边”乞讨求生；穷人在无法吃饱穿暖的时候，市长、市参议员在因究竟为谁立金像而争执不休。现实社会中固守个人利益最大化与个人快乐最大化的一致性的钱权阶层很难对贫苦人产生同情，对他们而言，社会两极分化的“合理性”已经证明了贫穷的“合理性”，继而没有理由同情穷人，因而政府也没有理由保护穷人的利益。在社会找到对穷人冷漠态度的合理性时，人性根本的善受到压抑。

人性之善的存在和发展需要社会的保护和鼓励机制，因此社会对人性的态度决定着人性的发展方向，《快乐王子》中社会对人性关怀的普遍缺失削弱和禁锢了人性之善。童话里统治阶级对世人价值观的功利主义导向使世人皆以金钱为谋取快乐的手段和目的，金钱也因此成为难一的“善”。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这种“善”，统治阶级把快乐王子塑成金身，立在城市的最高处，供人瞻仰和膜拜。然而在赋予快乐王子以理性的“善”之外表的时候，铸造者却给了他一颗铅做的心，这象征当时的统治阶级重视“理性的善”，却有意忽略人性根本的善，更谈不上对人性之善发展的关注。

究竟能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是王尔德在《快乐王子》中隐晦地提出的一大问题。在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19世纪8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保守派笃信个体慈善事业的开展足以解决贫困问题，作者在故事中却完全否定了当时的这种主流观点。故事里的快乐王子塑像在身份上可被视作有正义感的、富有的慈善家，他试图通过个体慈善事业来帮助穷人解决贫困问题。他通过使者燕子把自己身上的宝石和黄金都散发给了穷苦人，然而这种自我牺牲式的慈善之举却最终以其在人间破产式的死亡宣告失败。王尔德通过童话有力地反击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保守派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观点，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见解：少数有钱人的个体慈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和拯救社会。

在创作这篇童话故事的时候，王尔德虽然对依靠个体慈善家的努力以解决社会贫困的方法提出质疑，认为个体慈善家终会因为财力不支而破产，但他一时也未能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来解决这个实际问题，故而只好暂时将希望留给天国，由上帝为慈善家快乐王子安排了一个善的结局——然而这终究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一种在人间难以实现的愿望。

故事一开始即体现了张力。无论是快乐王子与风信标、快乐王子与那个哭着要月亮的孩子，还是快乐王子与天使，或是数学先生与孩子们都形成了一对对平衡体，构成一对对张力，这给全篇文章作了铺垫，使故事慢慢展开，迎来主要人物之一小燕子的姗姗而来。小燕子本来是打算去埃及的，路过这里看到这个“金的睡房”便决定在此过夜。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金的睡房”却不能够遮蔽风雨，“快乐王子”却一点都不快乐。于是冲突出现了，要解决这个冲突，故事就得继续朝前发展，而故事要继续朝前发展，新的冲突又会相继出现。小燕子一次又一次地答应快乐王子再多呆一晚，一次又一次地按王子的吩咐把他身上的宝石、金片一一衔在嘴里，一一送给穷人的过程，既是小燕子自身思想出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又是小燕子与王子之间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冲突、解决冲突的过程。这期间无一处不存在着张力，无一处不在体现着张力的发展变化。就是这样的变化一次次把文章推向前进，走向高潮，一次又一次地使读者的心揪紧、放松，放松、又揪紧，尽显了张力的魅力。

19世纪80年代，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创作并发表了童话故事《快乐王子》。这部童话作品在当时的英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通过电影、话剧、动画片等艺术形式重现和纪念这部诞生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年-1900年），英国作家、戏剧家、诗人。他生于都柏林，毕业于牛津大学。虽然他主要以成人作家而著称，但他的早期作品中有两本童话集：《快乐王子故事集》和《石榴之家》已载入英国儿童文学史册。

在王尔德的墓碑上，他被誉为“才子和戏剧家”。的确，他是当之无愧的戏剧家。在他事业的顶峰，最具代表的是他的几部大戏，如《温德摩尔夫人的扇子》、《理想的丈夫》等，都是一时绝唱。说到“才子”，早在王尔德为世人所知之前，年仅二十四岁，他的诗作就荣获大奖；在他短短的创作生涯中（享年四十六岁），行文演论，无处不是智趣横生。然而他事业的起飞，风格的形成，可以说都源于童话，也正是他的第一部童话集问世之后，人们才真正将他视为有影响的作家。英国《典雅》杂志将他和安徒生相提并论，说他的《自私的巨人》堪称“完美之作”，整本童话集更是纯正英语的结晶。他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影响颇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