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六年（747年），高仙芝率唐军步骑一万进行长途远征，从安西出发，用百余日到达连云堡（小勃律西北部今阿富汗东北的萨尔哈德）。连云堡地势险要，且有万人吐蕃兵防守，但高仙芝指挥下的唐军作战神勇，半天时间便攻占了该城。吐蕃在娑勒城聚集了十万军队，高仙芝在夜里指挥军队渡河，派李嗣业率领唐军发起进攻，打的吐蕃军惨败，吐蕃军大溃败、逃跑时十分之八、九的人摔死、溺死。此后高仙芝率兵继续深入，越过险峻的坦驹岭，进入阿弩越城，攻占了小勃律国，派唐军驻守小勃律国，高仙芝带着活捉的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返回。此役之后，唐军在西域威名更盛，高仙芝也被提拔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749年，阿拉伯政权从倭马亚家族转入阿拔斯家族掌握，即使在西亚亦成定局。而在怛罗斯之战一年以前，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已经迅速迅速彻底打垮了阿拉伯倭马亚王朝，能够调大量军队到东部来。

呼罗珊是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兴起地，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能从这里派出庞大的军队。据塔巴里的记述，阿拉伯叶海亚在呼罗珊的一次征兵，应征入伍的士卒达50万人之多。而从怛罗斯之战到叶海亚在呼罗珊这次征兵之间这段时期，呼罗珊并没有发生能导致兵源发生大变化的事。可见怛罗斯之战时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能从呼罗珊出动大量军队。

此外，关于怛罗斯之战，查阅了大量阿拉伯史料的权威历史学家王小甫指出，呼罗珊屯聚着阿拉伯阿拔斯军队的主力。可见，阿拉伯能动用大量主力军队参与怛罗斯之战。

天宝九年（750年）高仙芝再度奉命出军，击破亲附吐蕃的车师国，俘虏其国王勃特没。这两次艰难的远征使得高仙芝在西域获得了极大的声誉。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他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俨然是大唐在中亚的总督。

天宝九年（750年）高仙芝还击破了石国及突骑施。高仙芝以石国“无番臣礼”为由，征讨石国。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允诺。不久高仙芝违背承诺，掳走石国国王及其部众，格杀老人与小孩，搜取财物。天宝十年（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将被俘的几位国王献于玄宗面前，高仙芝被授予右羽林大将军，并将石国国王斩首。此时高仙芝达到了征战生涯的最高峰。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求救。高仙芝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食。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遭遇。

怛罗斯城是石国的第二大据点，《新唐书·石国传》“怛罗斯城，石国常分兵以镇之。”这也是高仙芝与大食在此相遇的重要原因。距离怛罗斯城不远的撒马尔罕，早已是大食兵聚集的据点。

高仙芝并不知大食的意图。而且唐在葱岭以西的属国分散部署，一时很难集结。为了阻止大食的东进，以攻为守，远征大食对于深谙兵法的高仙芝来说似乎成为可行手段。刚刚平定布哈拉和粟特的叛乱的阿拉伯大军南下，恰好与高仙芝大军相遇在怛罗斯河。

高仙芝于天宝十年（751年）四月，从安西出发。在翻过帕米尔高原（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高仙芝在七月份到达了阿拉伯人控制下的怛逻斯，并且开始围攻怛逻斯城。由于阿拉伯人早就在准备对安西四镇的攻击，在接到高仙芝进攻的消息之后立即组织了十余万的大军赶往怛罗斯城，双方在怛逻斯河两岸、今天的奥李-阿塔（Aulie-Ata今江布尔）附近展开了决战。高仙芝的军队与阿拉伯军相持五天，葛逻禄部众突然反叛，与阿拉伯军夹击唐军，导致高仙芝失败，只剩下数千人返回。

高仙芝军队与阿拉伯军交战5天，打成平手。阿拉伯重金收买葛逻禄，葛逻禄突然反叛，与阿拉伯军夹击唐军，导致唐军战败。

高仙芝军队由数千唐军与2万多葛逻禄军、拔汉那军组成。《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 记载高仙芝军队数量为3万人、深入与敌人作战、最后有数千唐军返回安西。以此计算，唐军至多损失了数千人。主要减员数量是投敌的葛逻禄军与损失的拔汗那军《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九、《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三 都记载高仙芝军队数量为2万人、深入胡地与敌人作战，最后有数千唐军返回。以此计算，唐军至多损失了数千人。主要减员数量是投敌的葛逻禄军与损失的拔汗那军

怛罗斯之战后第二年，安西唐军在驻守安西各地的情况下，还能分兵远征大胜吐蕃，攻占吐蕃战略要地大勃律。阿拉伯立即派人求和于唐朝。也说明怛罗斯之战唐军的损失很小，安西唐军的实力没有被怛罗斯之战削弱。

近些年，有学者已经考证，怛罗斯战前，造纸术已从唐属国拔汗那的首府浩罕和平传入中亚撒马尔罕。

唐朝并未因怛罗斯之战而丢失西域，约公元790年以后，唐朝才失去西域。

怛罗斯之战后，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并未受到动摇，西域唐军迅速恢复。仅仅过了两年，升任安西节度使的封常清于天宝十二年（753年）进攻吐蕃控制的大勃律，大破敌军，征服当地。安西都护府的实力已经大体恢复。封常清率领唐军继续扩张，直到安史之乱才停止。如若不是安史之乱，那么安西都护府有能力再次和阿拉伯人一较长短。

天宝十三年（754年）唐朝在西域、中亚的势力到了极盛。

唐朝最后退出中亚争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怛罗斯之败，而是安史之乱。由于安史之乱爆发，即使是怛罗斯之战获胜，唐朝依然会退出中亚。

尽管怛罗斯战役战败，唐王朝的整体实力，以及在西域的影响力并未受到动摇；战后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唐朝仍在中亚继续扩张；天宝十二年（753年），封常清攻占大勃律菩萨劳城，而於天宝十四年（755年）达到了西域经略的鼎盛；从长安安远门西行至唐境西陲是1.2万里，陇右作为东西交流的咽喉要地，成为唐朝最为富庶的地方。至德元年（756年），参与怛罗斯战役的拔汗那与阿拔斯王朝仍派兵助唐镇压安史之乱。拔汗那位于葱岭以西最靠东边的七河地区小国，是唐朝在中亚“事唐最谨”的藩属。

在怛罗斯战役后，唐朝仍然控制西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立即派人来与唐朝讲和。唐朝与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并未见受到此战的显著影响，阿拔斯在对华关系方面上与前朝没有什么改变。以下为怛罗斯之战后中的47年，阿拔斯使臣来华的17次记录，自战后的6年，每年均有阿拔斯使臣来朝，仅天宝十二年（753年）就来了四次，见于《册府元龟》记载者有。

【表格资料来源】

另外，在怛罗斯之战之后，中亚的拔汗那、倶密、康国、安国及花拉子模等等国家仍然遣使朝贡于唐朝。

怛罗斯之战之后，高仙芝仍被玄宗委以重用。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叛反于范阳。高仙芝奉命征讨叛军，扼守潼关。遗憾的是，不久玄宗听信谗言，错斩了高仙芝。

怛罗斯之役后不久阿布·穆斯林因功高震主而被谋杀，手下大将齐雅德·伊本·萨里也被处死。而中国方面由于几年后爆发安史之乱，之后还有朱泚之乱、藩镇之祸等数次内斗，国力消耗，没有再进军河中地区。

并不存在吐蕃与阿拉伯3次大战、十几万精锐损失殆尽、吐蕃挡住阿拉伯东进防止西域中国被伊斯兰化等事。事实上，所谓的那几个吐蕃与阿拉伯大战的时期，阿拉伯主要忙于解决内讧、叛乱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无力伊斯兰化西域、中国，当时阿拉伯在东部倒是与古斯（Ghuzz）、突厥有过冲突。作为当事人的阿拉伯的史料记载里，那时没有吐蕃与阿拉伯大规模交战、十几万精锐损失殆尽，倒是有阿拉伯人造惹瑟知之门等防御突厥人的侵袭，在布哈拉、赭时等地区修筑了城墙以防御突厥人的侵袭。支持拉斐厄叛乱的战士来自10多个势力，其中突厥人起重要作用，拉斐厄见弃于突厥人之后，很快就投降于阿拉伯马蒙；法德勒东征打了多个势力，虽然有俘获吐蕃军官，但是其与吐蕃的交战规模极小、影响很小，记载很简略，还比不上对怛罗斯之战的记载。法德勒东征其实不是吐蕃与阿拉伯大战，而且法德勒东征本来也没有伊斯兰化西域、中国的能力。

阿拉伯史料里，根据塔巴里、亚尔库比、加尔迪齐等人的记载，在网上流传的阿拉伯与吐蕃大战的那个时间段，波斯人的暴动、什叶派运动不断。阿拔斯大食委派的历任呼罗珊省总督不得不应付波斯人乃至阿拉伯人本身发动的一系列叛乱。谢里克事件平息后，布哈拉什叶派阿拉伯人仍不断背叛。哈里吉派优素福.贝尔木之乱、曼苏尔.本.阿卜杜拉之乱、塞吉斯坦与巴德吉斯屡次动乱、阿什纳斯之乱等等。当时阿拉伯主要忙于解决内讧、叛乱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

阿拉伯史料记载，马赫迪分遣使节要求若干国家的统治者称藩纳贡，其中多数应命臣服。史籍载称应命称藩者有粟特的伊赫施德、乌什鲁桑那的阿弗申、费尔干纳的君主、葛逻禄的叶护、九姓乌古斯的可汗、“突厥人之王答儿汗”、吐蕃王。当哈仑.拉施德在位时（786-809年），总督吉特里夫.本.阿塔（792-3年）为了驱逐葛逻禄叶护的军队，派遣阿慕尔.本.杰米勒进入费尔干纳。

阿拉伯史料记载，806-810年，拉斐厄叛乱，拉斐厄的战士中有来自赭时、突厥、费尔干纳、忽毡、乌什鲁桑那、石汗那、布哈拉、花剌子模、珂咄罗、古斯（Ghuzz）、葛逻禄等10多个势力，主要是突厥、古斯（Ghuzz）与大食冲突，而非吐蕃。拉斐厄于809年见弃于突厥人，“当他听到马蒙为政清明的报告时”，遂也向马蒙纳降，得到了后者的宽宥，既往不咎。810年，这次变乱完全平息。拉斐厄见弃于突厥人不久，这次变乱就完全平息，可见突厥对这次变乱影响之大。

大食的马蒙在对哈利发阿敏（811年）展开斗争以前，曾向其韦齐尔法兹勒.本.萨赫勒诉说：（葛逻禄）叶护、“吐蕃主可汗”不臣服；喀布尔王正要夺取呼罗珊与喀布尔毗连的地区；讹答剌君主不肯继续入贡。马蒙听从法兹勒的建议，和平解决了这些问题。并没有大战，之后也没有大食与吐蕃大规模交战的记载，而是大食对付突厥、古斯（Ghuzz）以及反叛的大食人、波斯人。

伊本.忽尔达兹比在其《道里与诸国志》说：“惹瑟知是呼罗珊在那个方向最遥远的地点，它位于两山之间。突厥人常常经由此处前来侵袭，所以Barmak家族的法德勒在那儿建造了一座大门。”根据奈尔沙希、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等人记载，阿拉伯人在布哈拉、赭时等地区修筑了城墙以防御突厥人的侵袭。

当时大食集中力量解决反叛、内讧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而在大食的东部，大食与古斯（Ghuzz）、突厥有冲突，大食在布哈拉、赭时等地区修筑了城墙以防御突厥人的侵袭，没有要伊斯兰化西域、中国。

实际上怛罗斯之战后不久，唐军就连续派兵在西域活动，西域各国也多向唐朝朝贡，虽然有些小国投靠阿拉伯，但亦有背叛阿拉伯，重新倒向唐朝的。怛罗斯之战的爆发本与石国有关，但是战后不久，石国仍然倒向唐朝。从新近出土资料中也有很多怛罗斯之战后唐朝中央与中亚地区军事据点的文书往来。纵观唐朝的扩张史，偶遭挫折并不少见，而败后卷土重来也是唐朝惯用的战略。我们可以说，假如安史之乱不爆发，大唐仍维持表面上的繁荣，那么若干年后唐军再次出击中亚，与阿拉伯军队再次相遇，几乎是必然的。当然这仅仅是假设。安史之乱的爆发，引爆了唐朝社会的几乎所有矛盾，即使怛罗斯之战取胜，按照正常的历史进程，唐朝势力仍会撤出中亚。法国学者张日铭在著作中认为，在安禄山叛乱前，唐从未自西域撤退。所以我们应该说，正好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当口，爆发了怛罗斯之战，而不是怛罗斯之战，促使唐朝由盛转衰。

造纸术被误传为经过怛罗斯之战西传。实际根据杜环《经行记》的记载，被俘的工匠里没有造纸工匠。有乌兹别克斯坦学者在研究中指出，怛罗斯之战之前造纸术就以和平的方式通过拔汉那首府浩罕传往撒马尔罕。

天宝十四年（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导致唐朝无力染指葱岭以西的中亚，并自此退出对中亚霸权的争夺。原本臣服于唐朝的中亚诸国转而臣服于阿拔斯王朝。尽管阿拔斯王朝取得了怛罗斯战役的胜利，但是慑于对唐军在怛罗斯战役中展现的惊人战斗力，阿拔斯王朝也打消东进扩展领土的打算，只是默许了葛罗禄在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附近的扩张。他们自立了一国家，并一直维持至九世纪末被后来建立Kara-Khanid Khanate的入侵者消灭。

杜环是唐军俘虏中的一员，他是作为随军书记官参与怛罗斯战役的。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内游历、居住有十多年之久，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了宝贵的记录。

怛罗斯战役后，中亚大部分地区并没迅速地转化为伊斯兰教区，虽然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建制很早，但阿拉伯人对当地人仍非常不信任，主要是他们并非伊斯兰教徒。初期的时候为了增加税收，没有要求人们该信伊斯兰教，到了Qutayba（屈底波，卒于715年）时期，开始约许免税引诱和强迫人们改教。不过一直到了850年的萨曼王朝时期，伊斯兰教才逐渐成为河中地区主要信奉的宗教。而在中国新疆地区，即唐安西四镇、北庭所在，即使在贞元六年（790年）以后，唐朝退出西域舞台，当地也没有因此转化为伊斯兰区，回鹘及后起的几个突厥政权一直扮演了汉传佛教的守护者，一度代表了汉传佛教势力抵抗伊斯兰教。到了乾祐三年（950年）前后，喀喇汗国统治者萨图克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才在新疆得到了发展，在新疆东部地区的高昌回鹘仍信奉佛教；新疆境内一直到15世纪末明代中叶才完成全盘伊斯兰化。此时距怛罗斯战役已有700年，而唐朝也于天祐四年（907年）灭亡。

而值得注意的是，回鹘本信奉摩尼教，摩尼教于广德元年（763年）传入蒙古回鹘汗国，迅速发展成为国教，其影响渗透到汗国社会、经济、外交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直至840年，回鹘汗国崩溃，部众西迁至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由于受到当地盛行的汉传佛教的影响，大批民众多改信佛教。唐代的新疆地区是汉传佛教的一大中心，已有了近很长的汉传佛教发展历史，僧徒众多、香火旺盛。这些都为后来回鹘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回鹘文佛经、回鹘佛教石窟艺术诸因素来看，汉传佛教对回鹘佛教影响最大。虽然吐蕃曾在新疆统治一段时间，但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影响仍不及汉传佛教。直到元代，由于蒙古人崇敬喇嘛，藏传佛教才在新疆得到发展，但汉文佛典被翻译为回鹘文的数量仍最多，大约81部41种佛经。其次才是从藏文翻译过来的佛经，至少有16部。

匈牙利学者Harmatta推断，在蔡伦发明纸张后的一个世纪，索格低亚（Sogdiana）就已经用纸通信了；到了3世纪，纸张已传入伊拉克地区。李约瑟指出早在650年（永徽元年）造纸术就已经传入中亚的撒马尔罕。到了707年（景龙元年）纸张已在阿拉伯半岛麦加被阿拉伯人使用。总之，都比怛罗斯战役早。

关于此战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唐朝、阿拉伯双方的参战军队数量。

高仙芝军队由数千唐军与2万多葛逻禄军、拔汉那军组成。

安西唐军的最重要对手是吐蕃。高仙芝征吐蕃重地小勃律时，高仙芝只带了一万唐军。 而怛罗斯之战的重要程度远远低于对战吐蕃，怛罗斯之战，高仙芝带的唐军必然远远少于一万人，至多只带了数千唐军。再加上2万多葛逻禄军、拔汗那军。

怛罗斯之战后第二年，安西唐军在驻守安西各地的情况下，还能分兵远征大胜吐蕃，攻占吐蕃战略要地大勃律。阿拉伯立即派人求和于唐朝。也说明怛罗斯之战唐军的损失很小，安西唐军的实力没有被怛罗斯之战削弱。

《旧唐书·李嗣业传》记载高仙芝军队为二万。《通鉴》记载高仙芝军队为三万。杜佑的《通典》记载高仙芝军队为七万人。《唐历》记载高仙芝军队为三万。《新唐书·李嗣业传》记载高仙芝军队也为两万。《资治通鉴·卷216》记载高仙芝军队数量为3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

历史学家M.S.Asimov与C.E.Bosworth的《中亚文明史》记载怛罗斯之战高仙芝军队数量为3万人。

中国方面对此战高仙芝军队数量，大致有两个不同的记载；一为6至7万，一为2至3万。阿拉伯方面的记载，高仙芝军队数量为10万。外国史学界学者方面多支持高仙芝军队数量为2到3万的记载，对高仙芝军队数量10万并没有达成共识。认为高仙芝军队数量为3万的学者包括著名东方学家Waley、汉学家Graff、Powell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的《中亚文明史》（此本巨作由多位著名中亚研究学者编辑而成，包括著名的L. Bazin、M. S. Asimov和伊斯兰学者Clifford E. Bosworth）。其中美国藏学家白桂思、俄国伊斯兰学家巴托尔德和穆罕默德·阿萨德（Muhammad Asad）也指出高仙芝军队数量7万10万的说法都过于夸大，认为此战高仙芝军队数量为2至3万。而作为参战人员之一的杜环，并没有透露唐军、高仙芝军队在这场战役的兵力，其著作《经行记》原本已失传，残文被杜佑收入在《通典》，但《经行记》的残文并没有关于唐军、高仙芝军队在这场战役的兵力的记载。因此杜佑得七万之说应是他自己猜测，而不是某些人云亦云的网民所说的得自杜环。

查阅了大量阿拉伯史料的权威历史学家王小甫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增补）》中指出怛罗斯之战高仙芝军队数量为3万。

历史学家M.S.Asimov与C.E.Bosworth的《中亚文明史》记载怛罗斯之战高仙芝军队数量为3万。

阿拉伯史料记载的唐朝兵力，伊本·艾西尔（Ibn al-’Athīr，公元1160-1233）的《历史大全》记载：“[伊历133年]本年，费尔干纳的伊赫西德（’Ikhshīd）与赭石（al-Shāsh）国王反目，伊赫西德遂向中国（al-Ṣīn）国王求援，中国国王派遣十万名士兵支援他，他们包围了赭石国王。于是赭石国王便臣服于中国国王的统治之下，他本人和他的随从们都没有受到虐待。艾布·穆斯林（’Abū Muslim）得知这个消息，就派遣齐亚德·本·萨利赫（Ziyād ibn Ṣāliḥ）与他们战斗。双方在怛罗斯河（Nahr Ṭarāz）相遇，穆斯林战胜了他们，对方大约有五万人被杀，大约有两万人被俘，剩下的人逃回了中国。此事发生在[一百]三十三年十二月。”

阿拉伯记载范围内，较早的阿拉伯史家对怛罗斯之战完全没有记载，较晚的阿拉伯史家记载高仙芝军队被杀5万人，被俘2万人。历史学家巴托尔德指出阿拉伯史家记载的高仙芝军队数量是被严重夸大的。

以史料记载高仙芝时代“凡镇兵四十九万，安西节度兵二万四千”，即使以最高估计，安西四镇也没有超过三万的兵力，而且不可能倾巢而出，不留守备。实际上杜佑《通典》中的高仙芝军队七万的说法并不是来自于杜环，杜环则被阿拉伯俘虏之后，杜环的经行记也没有记载此战的高仙芝军队数量。

杜环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游历中东、非洲十余年，著有《经行记》，记载自己在国外的见闻。因此有人说《通典》中的记载来源于《经行记》，《经行记》是参战人员写的第一手史料。但是，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

首先，所谓《通典》中七万人之说引自《经行记》的说法是网络上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谣言，是完全错误的！《经行记》已经失传，只有被其他史料引用的1500多个字保留了下来，而这1500多个字里关于怛罗斯之战的记载很简单：

《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三：“杜环经行记云：「其国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宝中，镇西节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归京师。国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质河，并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实，出好犬良马。」又云：「碎叶国，从安西西北千馀里有〈勃，中“力改攵”〉达岭……〈勃，中“力改攵”〉达岭北行千馀里至碎叶川……其川西接石国，约长千馀里……其川西头有城，名曰怛逻斯，石国人镇，即天宝十年高仙芝军败之地。从此至西海以来，自三月至九月，天无云雨，皆以雪水种田。宜大麦、小麦、稻禾、豌豆、毕豆。饮蒲萄酒、麋酒、醋乳。”

也就是说《经行记》的残留文字中根本就没有这场战役高仙芝军队数量的记载。而且，杜佑在《通典》中引用他书文字时都会明示的。而“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这句话并没有注明是取自他书，尤其是《经行记》；也没有说明他是听谁说的。总之，这句话的消息来源不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将《通典》中的这个记载说成是出自《经行记》并奉为确凿无疑的“第一手资料”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质疑，既然《经行记》失传了，那么《通典》中的记载也不能说肯定就不是出自《经行记》，就算不是也有很大可能是听杜环说的啊。他家亲戚是参战者，他写这次战役的时候能不去问一下吗？况且杜佑是德宗、宪宗时期的朝廷宰相，写《通典》的时候距离怛罗斯之战才几十年，差不多算是高仙芝的同龄人了，几乎可以算是历史亲历者，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这些正史的作者都是几百年以后的了，我们凭啥不信杜佑？但是事实是：

第一，杜环的生卒年不详，有可能杜佑写《通典》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杜佑没法向他咨询。

第二，不论《通典》中的记载是杜佑看的《经行记》，还是杜环直接告诉他的，退一步说，假设七万人的说法确实出自杜环。问题是杜环说唐军七万，难道就真的很可信吗？杜环虽然参战，但也不过就是一普通士兵或者一低级军官。这么一个低级别人物，怎么可能知道全军兵力这种高度机密？古代军队一个士兵或低级军官通常是不可能知道自己一方投入的全部兵力的。

如果杜环真的知道全军兵力，那也很可能是被俘后听阿拉伯人说的，要么就是高仙芝虚张声势。古代这种事很平常么，五万对外宣称十五万，吓唬吓唬敌人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七万的说法并不可信。况且七万人还未必就是杜环说的，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假设。

第三，《通典》中关于怛罗斯之战的文字并不是单独出现，完整的内容是：“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合罗凤，十余万众全没。”

这段文字中说了四个人打的四次败仗，这四次败仗的人数记载全部都与正史不符，相去甚远，都被夸大了十数倍，这该作何解释？如果其他三次败仗《通典》记载的人数不可信，那凭什么高仙芝七万人的说法就可信呢？如果《通典》说的全都可信，那为什么正史都不采用呢？难道欧阳修、宋祁、司马光等等史家全部都造假？《通鉴考异》中提《段秀实别传》都没有提《通典》，就足以说明了史家的态度。

第四，正史的编纂者虽然比杜佑晚了几百年，但他们编书时依据的资料可不是几百年后的，《旧唐书》的大量内容是照搬唐朝国史，所以不能以作者所处年代来作为可信不可信的标准。《通鉴考异》中明言：“马宇段秀实别传云：‘蕃、汉六万众’，今从《唐历》”，司马光为什么不信《段秀实别传》要信《唐历》呢？原因就在于两个资料的作者。《段秀实别传》很明显是私人所著的野史，尽管肯定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比起《唐历》那还是差远了。

《唐历》作者是柳芳。柳芳是开元天宝时期朝廷的史官，负责国史的编纂，著有记载从武德到乾元的150年的国史130卷。后来被贬出了朝廷，正好和高力士顺路，高力士告诉他了很多外人无从得知的朝廷秘闻，讲的还很详细。可是那个时候他编纂的国史已经送交档案馆保存了，没法要回来更改了，所以他就另著《唐历》四十篇。后来唐朝另一个史官崔龟从还写了《续唐历》三十卷献给了朝廷。

《唐历》的时间可比《通典》和《段秀实别传》更早，还是高仙芝同时期的朝廷史官写的，可信度自然更高。如果说杜佑的七万人是杜环告诉他的，那更有理由说柳芳记载的三万是听高仙芝说的。高仙芝战败后就被调回朝廷当右羽林大将军了，柳芳和高仙芝喝个酒吃个饭完全正常。所以说，就中国史料而言，正史记载的“二三万”人的说法，可信性是远远大于《通典》和《段秀实别传》记载的“六七万”之说的。

观察地图以及结合史书可以看出。高仙芝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深入七百馀里”，其实已经在阿拉伯的地盘上作战，阿拉伯在补给，情报等方面占了优势。

阿拉伯史籍关于怛罗斯战役的仅有两部，有关阿拉伯动员兵力的人数，中、阿典籍中没有直接记载。

关于阿拉伯驻兵人数，由于史料的欠缺，史学家只能从阿拉伯典籍的零散史料中估算。在700年（久视元年），倭马亚王朝的军队是25至30万，阿拉伯人在Khorasan（呼罗珊）总督区的人数是11.5万至20万，到了715年（开元三年），其兵力为4.7万，一些史学家相信倭马亚在Khorasan的驻军数量一致维持在四至五万直到末期。阿拔斯王朝在怛罗斯战役前的兵力无从考证，不过史学家根据在762年（宝应元年）哈里发al-Mansur（曼苏尔，754—775年在位）面对什叶派al-Nafs al-Zakiyya和其兄弟Ibrahim发动的起义时透露的数据分析；在库费哈里发仅有一千兵卒在身边，其余的阿拔斯军队分散；其中三万驻守莱伊（今伊朗德黑兰省），由他儿子al-Mahdi（迈赫迪）统领；四万驻守伊弗里基（今北非西部），由al-Ashath al-Khuzai统领；4000人由Isa b. Musa指挥在麦地那与起义军首领al-Nafs al-Zakiyya作战，哈里发一共提及了7.5万驻军人数情况。

此外，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有大量呼罗珊军，呼罗珊军是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重要主力。

不过Kennedy指出阿拔斯王朝绝不止这些兵力，其余没被透露的包括驻守在摩苏尔的2000防守哈瓦利吉派的军队，另外可能大约有2.5万驻守在拜占廷边境。据此Kennedy推测，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在al-Mansur时期为10万。但Kennedy指出这10万人都是全职职业军人，与之前的倭马亚王朝军队中的民兵不同，因此实际上阿拔斯王朝很可能把军队保持在大约25至30万之间，与前朝不分上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仅仅是驻军，不包括战时临时征行的麦瓦利（志愿者），如718年（开元六年）倭马亚与拜占廷作战时的20万队伍、1.2万工匠、骆骡各6千；781年（建中二年）阿拔斯与拜占廷作战时的9.5793万人；806年（元和元年）的13.5万人，因此2.5万驻守在拜占廷边境的仅仅是正规军，并非阿拔斯可动员的兵力及藩国参加后的数目。2003年Bai Shouyi.在A History of Chinese Muslim (Vol.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中提出了有20万，2010年代ABC-CLIO出版的《在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和占领》 (Conflict and Conquest in the Islamic World: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开始引用这个数字。

关于阿拉伯人在呼罗珊以东附属国地区到底可以调动多少附庸军人及当地藩国可参战的兵力，我们在《册府元龟》一份718年（开元六年）的吐火罗诸国表可以看见，若从642年（贞观十六年）阿拉伯人占据赫拉特，至667年越过阿姆河入侵河中地区算起，吐火罗及其旁的12个诸国（今阿富汗北部，河中以南地区，不包括昭武九姓地区）到了718年（开元六年）已成为阿拉伯人的实际管辖地，这在中国史籍上《册府元龟》和《全唐文》中开元年间安、康、俱密（719年）、吐火罗（727年）和石（741年）王所撰的《请讨大食表》文中描述倭马亚王朝对各诸国所实行的异教重税得到见证，对这样兵多将广的藩国，Abu Muslim在怛罗斯战役中，征它几万兵，应该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有种说法认为河中九国当时经历了反阿拉伯起义后损失惨重，无法为阿拉伯提供过多的兵力。但请持这种观点的搞清地理概念，吐火罗诸国指的是现阿富汗地区，而河中九国指的是现中亚地区，两者完全就不是同一个地区。吐火罗诸国是在701年（长安元年）被阿拉伯占领，而河中九国则是在718年（开元六年）左右被阿拉伯实际控制。到了怛罗斯之战时被阿拉伯实际占领的吐火罗诸国是何态度自不用说，而被阿拉伯实际控制的河中九国的态度则在很多史料中都有记载。

就在此战前夕的750年（天宝九年），河中布哈拉王（即安国）还主动向阿拉伯人伸出援手协助平定阿拉伯人Sharikh ibn Shaikh的起义，没有当地人的协助，Ziyad ibn Salih根本不可能转败为胜，所以阿拉伯人在此战对这些藩国的征调并非难事，藩国也可以多多地参加。另外根据史料记载恒罗斯之战时呼罗珊以东诸国是支持并联合阿拉伯对抗唐军的，（资治通鉴·卷216）记载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

呼罗珊是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兴起地，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能从这里派出庞大的军队。据阿拉伯历史学家塔巴里的记载，阿拉伯叶海亚在呼罗珊的一次征兵，应征入伍的士卒达50万人之多。而从怛罗斯之战到叶海亚这次在呼罗珊征兵之间这段时期，呼罗珊并没有发生能导致兵源发生大变化的事。可见怛罗斯之战时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能从呼罗珊出动大量军队。公元749年（天宝八年）岁末，阿拉伯政权从倭马亚家族转入阿拔斯家族掌握，即使在西亚亦成定局。而在怛罗斯之战一年以前，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已经迅速迅速彻底打垮了阿拉伯倭马亚王朝，能够调兵到东部来。何况，即使不从西线调兵，当时东线也已经囤聚着阿拉伯阿拔斯军队的主力。东线的呼罗珊，是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大本营、兴起地与重要兵源地。关于怛罗斯之战，查阅了大量阿拉伯史料的权威历史学家王小甫指出，呼罗珊屯聚着阿拉伯阿拔斯军队的主力。可见，阿拉伯能动用大量主力军队参与怛罗斯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