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24 22:51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是说:只有智慧打开最多的智者和智慧封闭最深的愚者,他们的心性不会受外在环境的污染和教化而改变。在「上知与下愚」之间,是绝大多数的一般人,都能修养心性,也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接受教化可以升华,受到污染则会下沉,环境能起到污染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能使人出污泥而不染的方法,那就是正法正道。由于相生相克的原理,世间存在能使人污染、下滑的邪道,必然也同时存在能使人纯净、升华的正道。所以透过学习正道,一般人都能从修养心性中得到升华,这也许就是礼乐教化的最终目的。
人在迷中很难有自知之明。其实人的先天都有真诚、善良、宽容谅解的纯真本性,只是特点有些不同而已。是因为后来出现了神造人,才有了人间和人体,因而有了人的文化和历史,也就有了学习和认知,形成知识、见解和观念,还有深浅不一的情欲、执着和人心。所以来到人间生死轮回的元神本性是相近的,而学习的知识,沾染的观念和执着却是因人而异,相去甚远的。习染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观念、执着心愈多,智慧也就封闭得愈深;反之,愈能显露出元神的本性和智慧。
论语公冶长篇:「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子之文章,古注即是儒学经典之文,子贡认为容易学,性与天道则难学。天道还比较容易一点,性最难。性是心的本体,亦称心性。学儒把自己的心性学明白了,就能成为圣人。孔门弟子,以及后世儒生,凡欲学为圣人者,无不注重探讨心性的道理,但因心性的道理难明,以致后来有性善性恶之说的问题难以解决。
性善之说出于孟子,当时与孟子论性的学者有告子等人,在孟子告子篇里,告子曾提出不少难题来问孟子,今举一例:「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解答,水的流向诚然不分东西,但一定是向下流,而不向上流,归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再说明:「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与孟子相反的则为荀子的性恶说。荀子性恶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人性生而好利,顺之则争夺生,而辞让亡。人性生而疾恶,顺之则残贼生,而忠信亡。人性生而有耳目之欲,顺之则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荀子针对人性之恶,乃主张:「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性善性恶两说理论,终战国之世,无人提出第三说,直到西汉,始有扬雄发表另一见解,他在法言修身篇里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自扬子提出「善恶混」之说,后儒探讨心性之学,不出孟荀扬三说,但这三说谁能得孔子言性之意,实为一大问题。
论语阳货篇:「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两句话把「性」与「习」分辨甚明。此处孔子所说的「性」,与周易系辞传孔子所说的「太极」,名异而实同,都是心的本体,都未说是善是恶。而且得孔子心传的曾子,所作的大学,只讲「明明德」,「格物致知」,再传的子思所作的中庸,只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都未讲善恶,足见性无善恶。有善有恶是指「习相远」的「习」而言,习是习惯。习惯是心的作用,心习于善则善,心习于恶则恶,如尚书太甲篇:「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不义就是不善。性无善恶,归于性,便是相近。习有善恶,顺于习,便是相远。所以性善性恶以及善恶混诸说,但就习相远而言,非就性相近而言,探讨心性道理者不可不知。虽然如此辨明,并非就明白了心性,尚须格物致知与率性等实际用功,始能有所窥见。
1、人的本性都是很单纯的,但是人心和思想却都是极其复杂的,所以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互相之间差异极大。在复杂的人心和观念中钻牛角尖,或要求别人和自己一致,符合自己的意愿和想法,简直是庸人自扰。
想想看:认同本性的一面,用本性的一面来看世界和对待别人比较好呢?还是用后天形成的观念、思想、人心为人处世比较好呢?
2、如果认同、接受人世间的不好的观念、不好的思想、执着心等,会受到污染,那么不认同、不接受、不接触人世间的不好的观念、不好的思想、执着心等,是不是就不受污染了?这是不是要具备能区分人心、思想、观念的善恶好坏的能力?这是不是就具备了某种程度的智慧了?这方面做得愈好愈彻底,是不是心就愈纯净,愈能显露出本性,也就是智慧愈高了?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
人在后天形成了许多的固有观念和思想框框,特别是人在私心的作用下,在头脑中产生了很多不好的思想,这些都是人后天形成的,并不是人真正的自己。能够找到先天真正的自己,不带任何观念的用自己的真本性来思考问题,看待周围一切事物,才是真正地认识自己,就好像人把戴在眼前的变色镜摘掉,才能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一样。
苏格拉底还有一句名言是「美德即知识」,意思是存在着美德、真诚善良等这一类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人先天的自己是善良的、纯净的、纯真的,而且是智慧的。是后天的一切使人变得复杂、肮脏、愚钝、迷失。在迷失中去寻找智慧,就像在黑夜中寻找光明一样。一般人所认为的「智慧」,往往只是处理问题的手段,甚至是思想中的观念,但是这一类观念愈多,对自己的智慧只会封闭得愈严。
「认识自己」,从修养心性的角度来谈,包含向内找自己不足的一层意思。做什么事时,不能总看别人的错,而是要多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要改进。再进一步讲,如果人能做到无执无求,就能更好的认识自己。因为人在各种欲望和执着的带动下,是无法认识自己的,是找不到真正的自我的。
只有去掉人的不好的观念,破除人的思想框框,荡去人心的污浊,才能启迪人的慧根,唤醒人的良知,使人看清真正的自己和世界的一切。、
性相近,习相远
生长在首都北京的孩子,乘公交车从胎儿时起差不多就是一门必修课,因而,我早早地感知了公交车里的冷暖。十二岁的我,不屑那些对需要帮助的人无动于衷的行为,因而更尊重那些懂礼貌、讲公德、尤其是对老、幼、病、残、孕谦让有礼貌的人。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从天骄飞翔教育中心辅导班上完作文后,在鹿海苑小区的公交站牌下,我登上665公交车。上了车,在离后门不远处找到座位坐下,车上再没有空座位了,车里还有许多人站着。 这时,有一位老人,从前面坐着的人的目光中,朝后面走过来。在我座位的前面,是三个老、幼、病、残、孕黄色专座,上面坐着三个年轻人,都二十多岁的样子。我想:他们肯定不会让座的。不过,没关系,他们不让我让。我刚想站起,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把座位让给了老人,老人说了声“谢谢”,满脸笑容地坐下来。 载着爱的公交车又启动了,驶过了一站又一站,前面又到一站,我抬起头想看看站牌,却在无意中看到,在公交车的门口,一个男子正扶着一位老人,帮他把沉重的东西拎下去;然后又匆匆地返回公交车上……我的心被感动了,给老人让座,帮老人拎东西,虽说事情不大,却表现出了一份浓浓的爱心。要是人人都能这样,那该多好呀,这样的事可是人人都能做的呀!
周一的早晨,我早早地来到学校,学校也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啊,在路过一至四年级的那座楼时,一阵朗朗的读书声正从里面飘出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也说“性相近,习相远”
万千动物均是“性相近,习相同”,为何唯独人类“性相近,习相远”?
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无论是对动物还是对人类都会造成显著的习性差异。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的熊科动物,如北极白熊、亚洲黑熊、中国大熊猫,它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习性差别。同样,人类中的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以及非洲黑人之间在生活习惯上也都体现出巨大的反差。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上述这些熊已分化为不同的物种(生物学关于“种”的定义是“一群能够互相交配繁衍后代的生物”),不同种类的熊之间习性固然差异很大,但同一种熊是习性相同的。对全球人类而言,不管是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他们都属于同一物种,不仅可以互相通婚,不同语种之间还可以彼此转译,互通信息。同为人类,仅仅凭着全球殊异的自然环境就已造成各种地区人们的
“习相远”,但人类“习相远”的根本原因在于彼此之间人文环境的差异。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智能物种,所有生命当中只有人有语言,有思维,有智能,并拥有各自独特的社会环境。千差万别的人文环境所造成的“习相远”远远大于大自然所造成的习性差异。在所有人文理念中,文化“价值观”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取向,道德判据,甚至决定了人们的一生。这种价值观的根本差异是造成人们“习相远”的主要内因。
“价值观”的分道扬镳必定造成“习相远”的南辕北辙。由是观之,如何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将是一个人是否真正成熟的核心问题,而解开此题的关键,唯一能靠的就是教育。无论是提高人们的思想品格,还是修炼每个人的道德素养,教育永远是提升国民素质的根本保证。
教育不只是高头讲章式的滔滔说教,也别指望“千顷地一根苗”地拔出个光辉形象就能有“神”的感召力。一个人良好习性的养成更应该看重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周围群体的作用!
“习”乃是社会环境驯顺之产物,面对“环境”强悍的主宰作用,人们总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生存的应对方式,久而久之“习”就形成了。可见“习”无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它有别于个人私癖,喝咖啡加芥末那只是你的私人癖好,与社会“习性”无干。因此在讨论习性教化之时,必须密切关注社会“环境教育”的突出作用。
荀子《劝学篇》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南北朝人贾思勰按照这个道理专门做过实验。他特意把细弱的槐树苗种在麻田里。那槐树苗受到周围高密麻茎的遮挡,为了争得阳光便拼命向上生长,三年过后果然长得又高又直。人定胜蓬!可以相信,在一个催人正直向上的生长环境里,每一个孩子同样都会成长为笔直的栋梁之才。
人人都熟悉“孟母三迁”的故事。孟母本姓仉,她之所以三次迁徙,选择良邻而居,就是因为她深谙“环境教育”的特殊作用。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无声教育,一种旷日持久的兰若熏陶,更是一种“人人教我,我教人人”的群体教育。
我们每个人每日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环境教育”。只可惜我们的“环境老师”极不称职,甚至是在误人子弟。当一位过路骑车人扶起一位倒地的老妇却被反诬为肇事者,还被法庭判赔高额医药费时;当一位见义勇为青年为救他人壮烈牺牲,棚屋里依仗他养家的孤儿寡母生活无着时;当一个不用功的差生凭着“拼爹”进入名校,而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关在名校大门之外时;当假冒伪劣赚得盆满钵满,而诚信企业因货真价实成本更高而濒临倒闭时……在如此频繁,如此令人心寒,如此沉甸甸的“环境教育”下,那些空洞的说教又显得多么的轻飘、苍白与虚伪啊。
世上没有天生的优等民族,但绝对会有优等的社会环境(当然也有劣等环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人们可以期待“英雄造时势”——大扫天下,涤荡邪祟,建造出一个最理想的真善美“大境”,如此豪杰方可配称是“英雄造时势”。只有大英雄才能如此“造境”,泱泱大国,淳淳华夏,有此“大境”何愁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对教育而言,一个真善美的上乘环境足可胜过100个好父亲,加100个好校长,再加上100个警察!
神经生物学
人的性格、性情、性质是由遗传以及个体在母亲子宫内的大脑发育过程所决定的。
出生后就难以再改变。每个人都有由自己的大脑决定的性格特征,不能也不用去改变。
(只有疾病状态才需要去改变,也即纠正,否则危害自己或社会他人)
理论上,这些特征决定了我们的“潜能、天赋”,也决定了我们的“局限”,后者也包括我们罹患人格障碍、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即后天的应激因素(各种压力)在原先性格(大脑)的基础上激发了人格形成与疾病发作
习性与习惯即“大脑训练”,其实仅仅就是改变认知继而改变行为的尝试——每个人的大脑都不一样,造成了难易程度很不同。
改变本性行为,将是长期的,是艰巨的,因为大脑基础不会改变,即使在改变过程中有所进步,也比其他人对某种人格障碍更为易感也即形成风险更高,而且在再次应激压力刺激条件下也更轻易形成;
但是认清这些问题的实质,有助于接受现实,从而调整自己,互动环境,配合教师去获得稳定而愉快的生活。
最后再次强调,从科学的观点看,我们的大脑在决定了我们的局限性(短处)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许多潜能(长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性相近,习相远,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