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校勘学的发展对于明确《恋歌》的文本传播问题贡献颇大。“校勘工作的任务是推出一个与祖本（original）尽可能接近的文本（constitutio textus）。”而《恋歌》最早的校勘本在15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说明当时的编者已经以追求祖本为目的，对《恋歌》的文本传播及相应的钞本传承进行了考察。19世纪中叶以后，“拉赫曼方法”（Lachmann’sche Methode）作为科学的校勘法被广泛应用于实践，用以确定不同文本之间的传播谱系。具体到奥维德的作品，19世纪的学者们也以该方法出版了经过校勘的奥维德全集（opera），《恋歌》即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1862年默克尔版的《奥维德全集》中就列出编者在校勘《恋歌》时所用到的各类文本，并大致分析了彼此间的传播谱系。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研究技术的进步，研究者们对文本进行对校、审查时更为细致，往往能够提供更多的案例以确定不同文本的传播关系，进而印证、更新或挑战传统观点。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更多中世纪钞本被发现，学者们不仅提供了更多谱系中或谱系之外的文本信息，而且还力图解释校勘者在对校之后如何经过思考作出正确的文本选择。另外，历史学家们还开始思考文本传播背后所体现的社会行为，意识到在中世纪学堂中，教师和学生们的教学、学习活动是推动其传播的重要因素。近十几年来，学者们还深入到一些更具体的问题之中，诸如含有《恋歌》的钞本在中世纪晚期英国修道院中的保存状况，《恋歌》等奥维德作品在中世纪意大利地区的传播状况等。

尽管学术界目前已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研究成果，但笔者发现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例如，基于运用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往往着重考察中世纪早期《恋歌》的文本传播情况，而对中世纪中后期文本特征的变化，及其经历了怎样的传播路线等问题关注甚少。在原因分析方面，尽管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学堂教育中对《恋歌》的使用是促使其传播的主要因素，但当教学环境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时，是否会对文本传播和相关钞本的物质形态等造成影响？笔者不揣浅陋，拟就上述问题做进一步的论证与阐释，以求教于学界方家。

一、中世纪早期《恋歌》文本的原始类型及最初传播

事实上，在8世纪之前，西班牙地区可能就已经存在包含《恋歌》的钞本。而到了8世纪时，奥尔良主教特奥多夫（Theodulf of Orléans，750-821）将包括《恋歌》在内的奥维德爱情诗文本从西班牙带至法国，使其开始以法国北部为中心在中世纪西欧进行传播。现存最早的奥维德爱情诗文本大致形成于9世纪，包含《恋歌》的主要有R、P两部钞本。R本，编号为巴黎7311号拉丁钞本（Parisinus 7311），制作于巴黎地区的某一学堂中，共103页，前49页是12世纪的手抄笔迹，包含了部分《拟情诗》的内容。自50页起为奥维德的三部爱情诗，抄于9世纪，其中《爱的艺术》分布于第50r至第88v页；《情伤良方》分布于第88v至第102r页；《恋歌》分布于第102v至103v页。《恋歌》的内容不全，仅包含文本的1.1.3至1.2.19，以及1.2.25至1.2.50的一部分。P本的编号为巴黎8242号拉丁钞本（Parisinus 8242），发源于法国北部科尔宾修道院（Corbie Abbey, Corbie, Picardy.），共99页，文本内容相对简单，抄写者进行抄写时也未添加多余的修饰，页边注和行间注也相对较少，且其中大多是语法方面的提示性注释。这说明这部钞本的抄写者和使用者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就制作年代而言，R、P两部大致相当，只是后者稍晚，大约形成于9、10世纪之交。P本第1至54页记录的是《拟情诗》的部分内容，第55至56页是空白页；第57至96页为《恋歌》，内容包括1.2.51至3.12.26的部分；第97、98页缺失，第99页为《恋歌》3.14.3至3.15.8的部分，其后数行再度缺失。

研究者们一般通过《恋歌》的文本内容来判断R、P两部钞本之间的传承关系。学术界目前存在两种猜测，一种观点主张R本的文本内容仅是一部完整文本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已经散佚，而P本可能就是抄自这遗失的后半部分。这种观点的形成与研究者们对奥维德爱情诗祖本的设想有关。有关祖本，泰佛尔的看法是：“中世纪奥维德爱情诗的祖本应当包含他所有的爱情诗作品”。上文已经提到R本目前呈现的文本顺序，而《恋歌》内容缺失严重，且文本内容在第103v页末端骤停（abrupt halt），这意味着其后必定还有内容。再据其他年代稍晚的文本显示，《拟情诗》往往位列《恋歌》之后，故我们有理由猜测，《拟情诗》可能与《恋歌》被截断的后半部分一同包含在完整文本的遗失部分里。当前R本中所呈现的《拟情诗》位列其他三部爱情诗之前的状况明显是不早于12世纪的后人所为，毕竟将多种不同来源的文本结合是中世纪钞本中经常出现的现象。

那么，中世纪的这种将完整的文本分离，并对分离后的部分文本进行二次传抄的行为背后，反映着抄写者和钞本拥有者之间怎样的借阅和传抄关系呢？英国文献学研究者乔治·古尔德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分析。他认为：“《恋歌》的开头很有可能与《情伤良方》的结尾同处一页，出借钞本的原主不想将页面撕毁，借阅者（钞本后半部分的抄写者）也无法要求原主放弃《恋歌》的开头。所以很明显，R本之后的部分应始于目前R本末页的左下尾端。”透过古尔德的分析可知，为了方便传抄，R本的完整文本可能在成型后不久即遭到拆分。P本以R本的后半部分为底本进行抄写，内容也就只能从被截断处，即《恋歌》的1.2.51处而始，之前的内容不得已而丧失。正因如此，最终造就了当前R、P两部钞本的模样。

尽管上述观点有一定说服力，但这两部钞本中确实存在有违此种观点的证据。首先，从文本内容上看，P本并不一定抄于R本的后半部分。在P本的第57页，《恋歌》文本开始部分的页眉空隙处，存在一行标题，这使它看起来像是自此记录了一部新的作品。但中世纪的抄写者们往往习惯于对文本开篇处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采用大写形式，有时他们还会以精妙、繁复的艺术性图案对之加以修饰，而P本开篇单词的首字母与后文字母的写法并无二致。所以，认为一部新的文本自此而始的猜测证据并不充分。其次，P本第55至56页是空白页，这也容易使人产生疑惑：是否这张空白页取代了先前包含《恋歌》内容的文本页？基于目前P本存在的这两个疑点，麦凯认为其可能并非来自R本的遗失部分，这二者应该分别是出于同一原本（archetype）的独立作品。两部钞本在刚刚完成之时，应当均包含各部爱情诗的文本内容，但在传播过程中它们的文本都有损失，内容上的恰巧互补，只能归为“巧合”。

虽然学术界对R、P两部钞本的传承关系存在争议，但研究者们以这两者中的文本为基础建立起了包含《恋歌》的α组钞本。后来，研究者们还发现了由此二者衍生出的新的文本线索。其中的一部是S本，编号为圣高尔864号钞本（Sangallensis 864），原创于11世纪的德国某地，文本囊括《恋歌》的大部分内容。就S本与早期钞本的关系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S本中除含有α组钞本的文本特征之外，还包括某些β组钞本的文本特征，像爱德华·肯尼就认为其可看作是一种“堕落的中间状态”（anintermediate state of depravation）。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它具有α组的文本优势，能够校正β组中的文本缺失和错误。例如，S本中的很多正确内容与P本相同，如，2.1.33处，有的β组钞本（ω）中错写为“laudate, ut laudata est, laudata est, laudataque”，P、S本将其更正为“laudata”，等等。另一方面，S本中的一些源自β组钞本的文本要素也可以纠正α组钞本中的一些文本错误，其中的一些对校定文本内容的价值尤为珍贵。如，1.6.17处，P本中为“ut uideas”，S本中更正为“ut inuideas”，等等。当然，S本中的很多内容也受到了一些β组钞本中文本错误的影响。如，1.6.20处，P本中为“tremente”，S本中错写为“tremenda”，等等。

除S本之外，11世纪还有一部包含《恋歌》文本的钞本——Y本。它发源于意大利，现存于德国柏林，编号为汉密尔顿471号钞本（Hamilton 471）。相较于R、P、S三部钞本而言，学术界目前对Y本的研究还相对不足，但在一些学者看来，其至少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Y本是一部颇具价值的独立文本证据，优于S本，与P本的价值类似；第二，同样重要的是，Y本使不少仍在‘未知迷雾’掩盖下的大量文本传统变得更加透明。”

上述4部钞本为奥维德的《恋歌》提供了文本传播证据。经过分析，我们能够发现，“α”、“β”系统是以恢复《恋歌》祖本为目的而拟构的两组原本，而“α”是更加贴近祖本的原本。若不考虑所谓的“Y”本，《恋歌》的文本谱系就涉及三个不同的原本分支，换言之现存的《恋歌》文本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文本来源。另外，根据各部钞本的原产地我们还可推测，在9、10世纪之交，对《恋歌》的阅读、使用仍主要集中在法国北部的学堂中，且由于物质材料珍贵等客观条件所限，借阅与传抄活动经常发生，从而使它们以巴黎为中心，向周围地区，至少向北，朝科尔宾修道院方向辐射。到了11世纪时，文本传播范围逐渐扩展到德国和意大利等地，不幸的是，“我们几乎难以了解传授细节和给予学生的信息质量”。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可大致推断，《恋歌》文本的传播与不同地区对知识的需求息息相关。“加洛林文艺复兴”期间，亚琛是帝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在皇权支持下，巴黎附近也新兴了不少教堂和修道院，这些机构中设立的学堂在保存文化和实施教育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R本的存在说明《恋歌》可能在9世纪时由奥尔良传播至巴黎。科尔宾修道院是一座加洛林王朝的皇家修道院，始建于7世纪，其中包含一座图书馆。在皇室的支持和几任修道院长的共同努力下，至9世纪中叶，图书馆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重要的基督教和古典文学作品。《恋歌》的出现说明其有可能作为语法学习的辅助书籍被搜罗至此。到了10-11世纪时，法国新兴的卡佩王朝势力衰弱，皇室很难像当初加洛林王朝那样给予教会和修道院足够的支持以助其发展文化。而此时东部神圣罗马帝国建立，萨克森王朝控制了德国和意大利北部地区，以奥托一世为首的封建皇帝为了巩固“神圣王权”，支持基督教的发展，故而受到皇权庇护的教堂、修道院等在帝国境内纷纷创建。教士和修士们需要学习文化为皇权提供智力支持，而他们所使用的文本很大程度上依赖加洛林王朝留下的遗产，所以这最终促成了包括《恋歌》在内的古典文本从法国北部向东传播。同样，11世纪中期以降，教皇权力增长，也需要僧众提供智力支持，而且像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等宗教机构在此时迎来古典文化的复兴高潮等也是导致包含《恋歌》的钞本在意大利出现的重要因素。

自9-11世纪，随着钞本证据的出现，《恋歌》文本在中世纪西欧的传播情况相对清晰，其主要以法国北部为中心向德国、意大利等地拓展。另外，教堂和修道院依然重视《恋歌》文本在促进语法教学方面的作用，它们是促成文本传播的主要力量，而其背后不同政治力量的兴衰、博弈对于文本传播状况的发展、变化产生着决定性影响。

二、中世纪中期《恋歌》文本的进一步传播及繁荣

上文基本呈现出12世纪之前《恋歌》大致的文本传播线路和相关钞本的传承关系。而12世纪之后，伴随着拉丁古典文化的复兴，包含《恋歌》的钞本在中世纪西欧各地数量激增，彼此间的传承关系也变得愈加复杂，难于梳理。许多钞本来源也愈发扑朔迷离，这是由于像海因西乌斯（D.Heinsius，1580-1655）等早期对包含奥维德作品钞本进行整理的学者没能提供详尽、充分的信息，后世学者对前人的研究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再加上很多当时记录在册的钞本后来不幸遗失等因素造成的。另外，随着大学中的三艺教育使得更多学者加入使用古典著作学习语法、修辞，甚至创作新作品的行列，一些学者对教堂、修道院等传统机构在促进古典著作传播方面的作用提出了质疑，特别对于修道院而言，“自12世纪之后，修道院的重要性逐渐衰退，对（古典文化的）研究逐渐转向世俗学校。对于修道院的修士来说，他们可能仍是对奥维德抱有兴趣的读者，但世俗教师已经开始扩展它的内容，并模仿他的叙事方式和写作风格”。而在笔者看来，自中世纪中期以后，教堂、修道院在保存和传抄钞本方面对《恋歌》传播的贡献仍然非常重要，且传播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时代的地域差别上。

从目前发现的证据来看，在12世纪上半叶，《恋歌》在西欧的传播程度依然比较有限。法国作为中世纪早期包含《恋歌》钞本的核心发源地，在此时却未在促进文本传播上取得长足进步，甚至还有排斥之嫌，理由是一部源自克吕尼修道院的钞本仅包含《爱的艺术》《情伤良方》和《黑海书简》三部奥维德挽歌体作品，唯独不见《恋歌》。笔者认为，这一方面与基督教同拉丁古典文化的矛盾相关，因为《恋歌》过分世俗化的内容难免会遭到拉丁基督教作家们的抵制和排斥。但更重要的是，这可能还与其他作品的受重视程度超过《恋歌》有关。12世纪之所以被称为“奥维德世纪”，更多是针对拉丁基督教作家们对《变形记》等神话史诗的模仿和引用而言，即便在爱情诗中，奥维德《爱的艺术》和《情伤良方》的重要性也远远超过了《恋歌》。所以，此时这些作品的流行趋势可能掩盖了《恋歌》的传播。

不过此时德国等地还是出现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包含《恋歌》的钞本，且与之前相比，其中的文本质量也有了明显提升。例如，V[，b]本（Vatican Palatinus 1655）的第104r至132v页包含奥维德的《恋歌》文本，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2世纪的德国某地。相较于之前比较重要的P本而言，V[，b]本的抄写者对章节各部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而且还在各章节首字母以及文本边缘等位置上增加了红褐色的复杂装饰。V[，b]本注者对《恋歌》的阅读也更为细致、深入。行间频繁出现一些字词的变体，可能是来自钞本的谬误，注者在正文里以正确的形式替换之。例如，在1.1.1之前的4句警句中，作者将“quos”更正为“qui”，将“fuerama”更正为“fueramus”等。另外，相对而言，正文旁的页边注也丰富了很多，且内容大多为注者针对正文内容发表的看法。例如，在第104v页，针对原文1.2.30至31处“心灵会被牵着走，双手被紧缚于她的背后”两句，注者在页边作注，认为其代表着“他爱慕着这个美丽的女孩”。又如，在第105r页，针对奥维德在1.3.1至3处表达对女孩的爱意，注者在其旁注释说：“诗人通过女孩给自己极少的爱（作为回报）来显示自己对她的强烈爱慕。”这样类似的页边注释在V[，b]本钞本中出现的非常频繁。丰富的注释源于注者对《恋歌》的深刻理解，反映出文本注者的文化程度较高，其可能是某位学堂教师，或是某位学识渊博的私人读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拉丁基督教作家对古典文化态度的变化，“古典著作并非仅仅为神学打基础，它们值得阅读是由于它们自身的原因”。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恋歌》在传播过程中，正经历着从单纯的语法教材向供私人阅读、研究的书籍转变，读者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也在逐渐加深，他们对文本的影响程度也越来越强。

12世纪末至13世纪，西欧范围内包含奥维德著作的钞本数量以及文本的传播范围激增，仅这一时期的钞本产量就是此前发现总量的数倍。先就法国而言，12世纪中后期是拉丁古典文化复兴最具活力的时期，各地出现了多种包含或涉及《恋歌》的文本形式。奥尔良地区主教座堂学校的教师们依然重视《恋歌》的教学功能，但在教学方式上已然超越了语法解读层面。为了帮助学生理解作品内容，当地的一些著名教师，如阿尔努夫（Arnulf of Orléans，约生活于1170年前后）、威廉（William of Orléans，约生活于1200年前后）等会将作品内容编辑成概要（accessus），或创作评注，在精简内容的同时融入自己的想法。甄选古典著作中部分内容编订成选集也是当时一种流行和便利的学习方式，于12世纪末形成的《高卢选集》（Florilegium Gallicum）即是显例。它流行于奥尔良和弗勒里修道院（Fleury Abbey, Saint-Benot-sur-Loire, Loiret.），但该本并没有选入奥维德的作品。而于13世纪初形成的《高卢选集》，即巴黎17903号拉丁钞本（Parisinus 17903），则选入了奥维德的一些作品，《恋歌》即是其中的一部分。这说明在选集流传的过程中，熟悉奥维德著作的编者对其进行了增补。再从文本内容来看，13世纪的钞本虽说更加精致，但它的读者也逐渐失去了一些对文本进行解读的自由，就像巴黎17903号钞本中对正文的解释常以彩色字体工整地注于其旁，这明显不是产生于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而是抄自其他文本，表明其不容随意更改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概要、选集这些新形式的出现是以包含全文文本的钞本为基础，但是后者在数量丰富性和传播广度上逐渐落后于前者。从现有的目录证据来看，此时包含《恋歌》全文内容的钞本通常也含有《爱的艺术》《情伤良方》，以及《岁时记》《黑海书简》等奥维德其他类型作品，以大部头的面貌呈现，这反映出它们在供阅读之外，有了更多保存、收藏的功用。例如，形成于克鲁西修道院（Cuissy Abbey, Cuissy-et-Geny, Soissons.）的羊皮纸卷8号钞本（In-80 sur vélin），就几乎包含所有奥维德以及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恋歌》也是其中之一。

《恋歌》在法国的传播经历繁荣之际，德国地区的人们对它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甚至在13世纪时，不少源自德国的文本还转而自东向西影响到了法国。一个比较直观的案例是，第戎497号拉丁钞本（Dijon 497）中的《恋歌》文本大致抄自法兰克福大学图书馆110号钞本（Frankfurt A.M., Stadt-u.Universittsbibl.Barth.110）的相关内容。另外，《恋歌》的析出文本——《论香眠》（De Sompno）的传播经历也可反映这一自东向西的影响过程。《论香眠》节选自《恋歌》第3章第5节，早在10世纪时，就有相关钞本出现在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地区，而直至11至12世纪，法、意等地才出现了抄有《论香眠》的钞本。《论香眠》的形成必须依托《恋歌》的完整文本，故而我们还可推测在S本于11世纪产生之前，德国东部必定已经存在包含《恋歌》完整文本的钞本。至于这种“反向”传播现象的形成原因，笔者认为，这既与德国在“12世纪文艺复兴”中的特殊地位有关，亦与发生在当时的修会改革有关。现代学者罗德尼·汤普森认为，“在11至12世纪之前，相对于英、法两国而言，德语地区表现出更强的延续性。”那是因为封建皇帝和教皇之间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决定了各种政治势力对知识始终保持着较强的需求，这也刺激了教士和修士们通过学习古典著作提升自己在语法、修辞方面的造诣。而在法国迎来拉丁古典文化复兴时，德国良好的文学传统和丰硕的钞本存量也能够为其提供必要的文化给养。此外，自11世纪末至13世纪，随着加尔都西会、西多会等新会规的建立和发展，其所倡导的远行与苦修精神不仅对传统克吕尼修会的奢侈靡费之风提出挑战，还影响了西欧范围内的修会改革。特别是西多会所主张的类似封建封臣制的修会发展模式，使得13世纪德国地区修道院数量明显上升，“母、女”修道院的修士们之间相互探访的机制也刺激了法、德等地频繁的人员交往，从而使德国地区质量较优的包含《恋歌》的钞本被携带入法国成为可能。

总之，经历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到13世纪时，《恋歌》文本基本呈现出三种传播模式：一种是源自法国北部的文本传统，另一种是延续德国的文本传统，还有一类兼具这两种文本特征。教堂和修道院在推动《恋歌》传播方面仍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而读者除了使用《恋歌》文本学习拉丁语之外，还形成了对这部作品本身的重视，这成为促进文本传播的新动力。

三、中世纪晚期《恋歌》文本传播形式的改变和精致化

14世纪之后，随着经院哲学在西欧的扩散以及统治力的增强，以及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人们对希腊文化热情的高涨，拉丁古典文化复兴相形见绌，甚至陷于停滞，这导致《恋歌》在西欧大部分地区的传抄也受到限制。总体而言，西欧各地包含《恋歌》全文文本的钞本数量有所减少，各个机构基本不再重新制作集成式的大部头文本，仅有的少数文本也基本以节选内容的形式进行编辑。然而，尽管传播受限，《恋歌》还是于14世纪晚期以选本的形式传播到了英国。彼得伯勒修道院（Peterborough Abbey, Northamptonshire.）的藏书目录中有多处与《恋歌》相关的记录，且据其显示，以节选内容居多，这明显受到来自欧洲大陆抄写传统的影响。如在彼得伯勒座堂15号钞本（Peterborough Cathedral MS15）显示的书单中，M.Vj号钞本的第7部分文本就是《奥维德的论香眠》（Ouidius de sompno）。它的第12部分——《奥维德的论戒指》（Ouidius de anulo）也是节选自《恋歌》的内容（第2章第15节），E.ij号钞本中对这两部作品也有相似的记录。如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两份钞本间可能存在相似的传抄关系。另外，彼得伯勒修道院的书单中也有对包含《恋歌》全文钞本的记录，他们经常被冠以“奥维德无题”（Ouidius sine titulo）之名。到了15世纪，埃塞克斯沃尔瑟姆的圣十字修道院（Abbey of Holy Cross, Waltham, Essex.）还出现过以“奥维德无题”命名的《恋歌》全文单行本。不过总的来说，尽管中世纪晚期《恋歌》开始了在英国的传播，但在传播的规模和程度上还是比较有限。

事实上，自11世纪Y本出现之后，《恋歌》《爱的艺术》这类世俗性比较强的著作在意大利地区的传播也很有限，即使学堂里的教师和学生会使用奥维德作品作为学习教材，但像《变形记》《黑海书简》等这类作品才更受他们青睐，包含这些作品的钞本数量也更加丰富。直到15世纪，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深入，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成为西欧大陆推动古典文化传播的新生力量。出于对古典文化的浓厚兴趣，也是为了迎合社会上流行的嗜古情怀，新兴的城市贵族作为赞助人会支持人文主义者在西欧各地搜集含有古典著作钞本的活动，他们常会到意大利，以及意大利以外的教堂和修道院图书馆中搜集、换购钞本。例如，佛罗伦萨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 de’ Niccoli, 1364-1437）在美第奇家族的支持下，在卢贝克等地的修道院图书馆中搜集了不少包含古典著作的钞本。他的代理人波吉奥（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还曾去德国南部的修道院中搜集钞本。除了佛罗伦萨之外，罗马、威尼斯等城市均有类似的搜书活动。虽然与奥维德《恋歌》传播相关的直接证据并不清晰，但是我们可以大概估计，15世纪出于人文主义者之手的《恋歌》钞本应该与他们在教堂、修道院图书馆中的搜书活动密切相关。

在文本质量方面，我们倒是能够明确判断15世纪的意大利文本与之前西欧各地的文本相比更加精致、华丽。首先，通过字体可以看出这些文本的抄写员明显受过专业的抄写训练，有些还会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其次，文本装饰往往也都奢华、精美，这增加了相应钞本的收藏价值。比如说，现藏于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拉丁15号钞本（Bodleian Library MS.Canon.Class.Lat.15）就是一部形成于15世纪的包含《恋歌》全文的意大利钞本。在第56r页《恋歌》文本的开始部分，文本抬头是由罗马著名抄写员巴托洛莫·塞文托（Bartolomeo Sanvito, 1433-1511）题写，以不同色彩交替着色的6行大写题词，它与金色的大写首字母“Q”构成塞文托独特的书写风格。此外，文本页边还有繁复的植物藤蔓装饰图案。整部钞本正文文本的抄写者名为“约翰内斯”（Johannes，见第222v页），文本字迹纤瘦、工整，且几乎没有注释。另外一部名为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HM01038号（San Marino, Huntington Library, HM 01038）的15世纪意大利钞本在文本装饰上更加华丽。它的页边边缘由紫、绿两色摩洛哥香缘木浮绘，书皮内部由摩洛哥绿松石衬里，还有金线镀边、描工，这反映出钞本制作不论在用料还是做工方面都格外奢华、考究。《恋歌》文本分布在第141v至186v页，开始页的页边图绘中含有凤凰、龙、格里芬等古典神话形象，以及古代建筑、陶瓷等饰物，这些均显露出鲜明的古典风格。正文文本由抄写员克莱门斯·萨勒尼塔努斯（Clemens Salernitanus，生活于1500年前后）抄于那不勒斯，同样几乎没有注释内容，这说明钞本的收藏价值大于它的阅读价值。

由此可见，到了中世纪晚期，包含《恋歌》的大部头集成式文本以及奢侈昂贵的文本装饰都反映出人们对古典著作的喜好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附庸风雅的行为，形式上的满足感只是能让城市中新兴的权贵们迎合社会上流行的嗜古品位。虽然教堂、修道院在促进文本传播方面的影响逐渐衰退，但其中的收藏仍是人文主义者们继续推进文本传播的基础。

四、结语

纵观《恋歌》在中世纪西欧的文本传播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从始至终来自宗教、世俗等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在促进文本传播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教堂、修道院等宗教机构是文本传播的主要场所，垄断并掌握知识的教士、修士们是《恋歌》文本的主要制作者和使用者。另一方面，中世纪《恋歌》的文本传播也经历着从基督教化向世俗化转变的过程。使用者们最初只是用其进行拉丁语教学，为研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作品的宗教目的服务。后来，他们逐渐发掘出古典著作本身的价值，还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显示出人类思想意识的进步。

著名历史学家哈斯金斯曾论道：“在西欧，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直到现代，拉丁古典文化是每一个时期文化的晴雨表。”而《恋歌》等古典文本在中世纪西欧的传播状况除了可以反映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化兴衰，实际上还体现着基督教对古典文化态度的变化。基督教一直是中世纪西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刚刚形成之际，对异教文化往往持较抵触的态度，即使对古典著作有限的利用也仅仅停留在拉丁语学习等较初级的层面。很多拉丁基督教作家主张对任何古典著作本身产生兴趣都是无益徒劳，甚至有害身心的行为，所以早期《恋歌》的文本传播范围比较有限，文本质量也相对简陋。中世纪中期以后，尽管基督教对古典文化的敌视态度依然存在，但是一种理性与人文精神悄然复兴，它促使人们逐渐倾向于关注古典著作的自身价值，鼓励人类产生自己的看法。于是《恋歌》不仅表现为相应钞本数量的增加和文本传播范围的扩大，在注释内容方面也出现了更多注者本人的独立见解。而到了中世纪晚期，伴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人类在基督教的影响之外，表现出更强烈的个人意识，对于古典文化也有了更浓厚的兴趣，所以人文主义者的搜书活动成为推动《恋歌》文本传播的新的推动力，而教堂、修道院长期深厚的钞本蕴藏则是搜书活动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总而言之，《恋歌》在中世纪西欧的文本传播不仅是不同时期文化发展的晴雨表，同时也体现着基督教与古典文化之间的文化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