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共收诗、文、歌诀、格言等48篇（首），有40篇（首）为无名氏之作，其内容与前三卷一致，当是前三卷的补遗。

康熙对皇子的教育极其重视，慎选名师，皇子们一般6岁即入上书房读书，稍长，便随父皇四处巡幸，委以重任，注重在实践中培养。期望他们成为文武兼备，既符合儒家思想、伦理规范，又保持满族优良传统的栋梁之材。良好的生存和教育环境，使他们较常人更容易展现各种才艺潜能。有的喜好书画，《八旗画征录》著录的就有允祉、允礼、允禧等。特别是允禧，自幼雅好丹青，其画远法五代董源、元倪瓒，近师明文征明，又与当朝画家郑板桥等过从甚密，其画作被誉为“本朝宗藩第一”叫。有的喜好音律，允祉有《八音乐器说》、允禄有《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允祉通算、历之学，曾率庶吉士何国宗等编辑《律历渊源》，又与陈梦雷等编辑《古今图书集成》；允禄，也精于数学、乐律。喜好诗文的就更多了，允礼善诗，著有《春和堂集》。康熙后期政局稳定，皇子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磨琢个人的才艺。至康熙末年，皇子们在各方面均已成熟，其年龄与之后的各朝相比，普遍偏大，20岁以上的皇子达19人之多，40岁以上的也有7人。在两废太子的背景下，各不服输，欲争储位，但表现形式却各不相同。雍正以退为进，《悦心集》在此背景下产生。

《悦心集》采录随意、内容庞杂，但大致可归为几类，一是宁静淡泊、隐逸逍遥，主要采录古代名贤抒发归隐逍遥、寄情山水、优游花间之思想情怀的名篇佳作，如仲长统的《乐志论》，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王维的《山中与裴迪书》，白居易的《池上篇》、《冷泉亭记》，刘禹锡的《陋室铭》，邵雍的《思山吟》、《安乐吟》、《瓮牖吟》，司马光的《独乐园记》，苏轼的《调行香子·述怀》，陆九渊的《与张伯言书》，陆游的《烟艇记》，孙觌的《湖山记》，僧明本的《行香子二首》，程羽文的《四时歌》，等等；二是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其中包括修身养性、去妄戒贪，以及处世哲学、为臣之道等内涵，如黄洽的《五不欺》，林逋的《省心录》，邵雍的《为善吟》、《推诚吟》、《仁者吟》、《至诚吟》、《无妄吟》，朱熹的《敬恕斋铭》，陆九渊的《论语说》、《本仁说》，真德秀的《论仁字》，吴澄的《明德铭》、《悔过铭》，等等；三是禅机偈语，典型之作为僧无际的《咏走马灯》、裴休的《传心偈》、释良价的《水中睹影口占》等；四是警世通言与看破红尘、及时行乐之类，警世类如冯其源的《知足歌》、无名氏的《知足歌》、陈继儒的《警世通言》，而宣扬人生如梦、一切皆空的代表作则为唐寅的《一世歌》和无名氏的《醒世歌》；五为其他类，如歌颂太平盛世、悯农劝耕及养生等内容。

《悦心集》强调读诗悦心，是在深切认识了诗歌审美作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提出的“与天地太和元气浑然流行”、“屏虑释思，寄清寄心”，与佛家超脱尘世的思想是相通的。诗歌的“悦心”，无非是要保持一种不为世俗所扰的静心。在这里，雍正把诗学与禅学结合了起来。

悦心是一种心灵安宁的境界，空灵清澈，天人合一，是发自心底的欢喜。儒家的“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存心、洗心；道家的“无所待”而“逍遥游”，是清心、静心；佛禅的“契自心源”、“顿悟心源”，是明心、寂心。此境地可以领悟、可以意会，其表现形式却多种多样。有清远闲旷、超然尘俗的隐逸；有寄情山水、优游花间的闲适；有修身养性、兼济天下的至诚；有领悟禅机偈语的冥想、悲悯大千世界的情怀。欲达到悦心，就要去妄、戒贪，安命、知足。《悦心集》中虽“有庄语、有逸语、有清语、有趣语、有浅近语，不名一体；人有仕、有隐、有儒、有释、有高名、有无名，亦不专一家。”但入选诗词、文赋、书信、格言、座右铭的共性是“消除结滞，浣涤烦嚣，令人心旷神恰，天机畅适”，欲“涵养一心之冲虚灵妙，使无所累，与天地太和元气浑然”。

《悦心集》作为一部读书摘抄，虽说篇幅不多，却折射出主人公的理想追求、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从中渗透出儒道释的影响。雍正历来以为三教不可分，在“涵养一心”，“使无所累”，的修行中亦是如此。“孔门之春风沂水，仙家之吸露飨霞，如来之慧雨香花，以及先儒之霁月光风、天根月窟。其理同，其旨趣何弗同耶？”国时过境迁，当他即位后，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禅治心。在处理朝政之余，仍然保持了宁静、恬淡的情怀。

《悦心集》所收诗、文都比较短小，且多是一些喜爱大自然的情感流露或阅历丰富的人生体验，或赞美大好河山，或欣赏松、梅、竹风格，或劝喻世人勤勉清廉、抑恶扬善，直面人生、随遇而安。

雍正借助《悦心集》宣扬恬淡和出世思想是他争位的产物，用以掩盖他的争位活动。另外也由于在储位之争中他长期处于不利地位，逆境之中需要自我安慰、自我解嘲。他登基之后把此集公诸于世，第一是为了把反对朋党的斗争进行到底，说明他“淡泊为怀”、“乐天知命”，说明他处理康熙朝遗留下来的朋党问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回答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部分官僚对他严厉政治的批评。第二是劝诫天下臣民安分守己。

雍正之所以选编占80%的修身养性、隐逸山林之作，取决于个人的偏爱，有真情实感在内，这一点是需要首先肯定的；当然也与他自幼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与自身的修养有关。雍正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披阅经史，旁及百家，并喜读释典，其对禅宗的领悟在皇子间首屈一指。在雍邸时表面上虽然过着“洗竹浇花坐钓台”的悠闲生活，其背后、其内心却充满了对帝位的渴望。且做好了两手准备，若客观条件不允许他做皇帝，则必定当神仙。做帝王的心愿是深藏不露，当神仙的理想却处处标榜。自诩“天下第一闲人”，“赋罢小诗清昼永，闲随白鹤柳边行”。“闭门一日隔尘嚣，深许渊明懒折腰。观奕偶将傍著悟，横琴只按古音调。新睛都向杯中尽，旧虑皆从枕上销。信得浮生俱是幻，此身何处不逍遥。”他将圆明园经营得“如佛地，同仙岛”，准备在此“阅六经，礼三宝，任春秋，随晚早，不拘束，无烦恼，奉天时，养吾老”，摆出十足的“富贵闲人”的姿态。从这个层面上看，雍正选编《悦心集》是一剂自我安慰的良药，在储位之争的漩涡中，小心行事，对客观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不参与党争，蛰居藩邸，涵养身心，以等待良机，以积蓄力量，以准备出世。《悦心集》中的佳章好句既抚慰了雍正在争斗中寂落的心灵，也成为一旦帝位失算后其内心深处的自我安慰之剂，且给人以无心问鼎帝位的假象。换言之，《悦心集》可视为雍正为自己铺垫退路的指导思想。

1.中心明确，杂而不芜。所辑资料，可谓内容广泛，体裁多样，但杂而不芜，均经过精心选择，其中心很明确，就是劝喻世人，“戒食祛妄、屏虑释思”，知足豁达、恬淡宁静，于平淡或谐趣的文字中，传递出编辑者循循善诱的良苦用心。

2.人非一家，语不一体。在选材时，编辑者注重的是其内容，而不要求语言风格的一致，也不是集一家之言，几乎什么人的作品、逸事都予以录入，只要内容符合。这体现了雍正帝要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良贱之分的思想。

3.依时排序，以人集文。辑入《悦心集》的诗文，凡知道作者的，则同一作者的全部作品集中在一起，每个作者的先后顺序大体上是依朝代排列的，给人一种古今有序、崇尚先贤之感。

4.首篇附传，人均有介。在每个作者的第一篇作品后，都有该作者的简要介绍或小传，长短不一。有的仅一句话，如：“慧日，宋代庐山僧。”有的较长，如:“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自号东坡给水居士，眉山人。嘉枯二年，试礼部第一，复对制，入三等。历官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绍圣初，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还。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再赠太师。溢文忠。”己是一简明小传。这不仅体现了编辑者的认真态度，增加了资料的可信度，也有助于读书人对诗文的理解和对诗文所表达思想的接受，从而能更好地起到教喻感化的作用。

5.取名巧妙，不露主旨。本书取名《悦心集》，以强调书中所收诗文“怡情院目”、“涵养一心”（《御制悦心集序》语）的特点。这体现了雍正帝做事的精细之处，是很巧妙的一着：一则可以吸引人们阅读，二则不使编者要借本书对世人教喻、为自己宣扬的主旨明显外露，避免读者产生戒备或逆反心理，愿意读下去。

欠缺之处是未编制目录，不便于人们有选择地阅读。

经清代帝王御选又刊刻成书的书籍只有两部，即康熙御选的《渊鉴斋古文选》与雍正御选的《悦心集》，但两部书的选取宗旨迥然有别。《渊鉴斋古文选》系从《左传》《国语》至宋人古文中选编而成，此书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校刊，康熙皇帝在御制序中明确指出：“夫帝王之道，质文互用，而大化以成。圣贤之业，博约并施，而性功以备。”“择其辞义精纯，可以鼓吹六经者，汇为正集”，是为经学服务的。而《悦心集》既是储位之争的产物，又是个人修养的产物。

《悦心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其编选初衷一方面可视为争夺储位的障眼法，与其间所绘的《耕织图》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文一图，相辅相成；另一方面也可视为雍正一旦失算后的心灵安慰剂，要“乐天知命，随境养和”，营造出一个《悦心集》中所描绘出的安乐窝，“岂羡夫人帝王之门哉”？即不做皇帝便做神仙。如愿即位后，对《悦心集》进行刊刻是作为政治统治手段的补充，一在标榜藩邸淡泊宁静，与世无争；二在教化臣民戒贪去妄、知足常乐。二者相对而言，教化功能更为突出。但是，对于雍正自身来说，闲适之章是其即位后的主旋律，随着威胁帝位的政敌一一被铲灭，内心对宁静、恬淡生活的向往便显露出来，在御制诗和行乐图中表现得尤其直观，且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从中亦可见雍正多重性情中的一个方面。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其中记有：

1.悦心集四卷清世宗雍正辑清雍正四年刻本二册

2.悦心集三卷清世宗雍正辑清抄本二册

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也有记录：

悦心集四卷清世宗雍正辑清雍正四年武英殿刻本，二册一函九行二十二字单鱼尾四周单边，铃“雍正宸翰”印

山东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悦心集》四卷，为清光绪三年（1877年）京都隆福寺聚珍堂书坊活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