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意识”。作者的视野从近代以来的百年忧患开始。世纪初的有识之士即已指出，只有剧界多悲剧，才能为社会造福，然而中国历来无悲剧，只有“舞洋洋，笙锵锵”的“喜剧”，所以剧界在为社会种孽，“社会所以有惨剧也”。从王国维、胡适、鲁迅到朱光潜，西方悲剧意识在中国落地而未生根。于是有识之士不幸言中，20世纪下半叶巨大的社会悲剧在“东方红”和“样板戏”的笙歌乐舞中降临于神州大地，暴露了亿万中国人愚昧昏聩的生存方式和缺乏自我意识的人格缺陷。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出这种没有生气的生存方式原来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瞒和骗”的文化心理和艺术趣味中的，中国人历来能够把最悲惨的处境都粉饰得“和和美美”、“团团圆圆”，不爱听鸱枭之声，不敢正视自己的现状。正是这种“乐感”心理，使大多数人在“文革”的灾难和“浩劫”中努力使自己心安理得，甚至一有机会就助纣为虐，以便能在情感上（“朴素的阶级感情”）达到“天人合一”。这种看似朴素无害的文化心理却促使许多人不仅成了服从指令的“机器人”，而且变成了巧伪、阴险、狠毒、贪婪的“刁奸的奴隶”，使鲁迅笔下的“吃人”和“互吃”的景象全部变成了现实。中国最大的悲剧是没有悲剧意识，也就是对于现实悲剧的反省意识。作者认为，不论是社会悲剧、性格悲剧还是命运悲剧，从中来反思“文革”的现实悲剧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思想任务，可怕的是面对这一悲剧而闭眼无视和迅速遗忘。作者提出，探讨悲剧问题能够“启发人发掘悲剧意识中潜含的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博爱意识，坚持生命本真的生存方式，培养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生态度、健康的灵魂”。我以为，悲剧意识之所以具有这些内涵，是由于它最根本说来是对于自由意志本身的自相矛盾性的意识，这种自相矛盾性是一切真正悲剧的主题，是个体人格能够保持承担痛苦的张力的内在结构，也是人的精神境界战胜一切外界命运而体现其永恒性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