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过去犯的错，寻求导致犯错的本源，什么不是我最先的追求呢？我的身份和地位很是卑微，但是还是要慨叹时事，这些就是我从前的志向受到谴责的原因。当时我在学习的时候是以古代优秀的人作为榜样的，对今昔差别如此之大感到很是诧异。只剩下聪明来追随了，因此我就赶着健壮的骏马周游各地。清新又那么真诚，还有仁德的朋友相伴。每天我都在锤炼自己的品格，想要让尧、舜来做我的老师。天是淳朴、混沌而难以确定的，生存的土壤又是杂乱无章、充满心机的。我只能是左右平衡，让它们互相地交错着，寻求最适合的中庸原则，才能够跟得上时事的步伐。人世间万千事物都十分繁盛，都是由中庸达到平和的。刚柔相生有张有弛，做所有的事情都不会违背事理。推举有贤能的人来压抑邪恶的人，黑白就不可能混淆了，清浊也就显现出来了。如果能够在这样的规律中穿梭，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牵制我了。

遵循这些精到的教训，用来修养身心，我对自己的收获感到非常高兴。在这之后，再从古代的著作中去搜集证据，我就更加觉得自己通达了许多。曾经愚昧的我能够自己担当责任了，担心的只是这种忠诚不能够长期存在。我不去顾及任何的东西，周全的思考也是不去做的，只是一味地专心向这种道义不停地走下去。流言和嫉妒根本威胁不到我，我不去防备那些，因为我自己心中的目标是永远存在的。最令我悲哀的是没有赶上很好的时机，被贤人任用的时间太过短暂。形势严峻，到处都是阴险之人，天地相隔如此之远，没有办法连接起来。想要隐退来保全自己，又不愿意去背离自己曾有的愿望。想要用自己的能力来把自己的一片忠心奉献，所有的人却挡住了我前进的道路。进退之路都被封锁了，我只能心甘情愿地作鼎镬中的食物。最令人高兴的是，我受到了皇上的宽恕，将郡印赐给了我，让我到南方去。只是由于我的罪恶太过深重，受到的宠信太丰厚，因此在去往邵州的途中又被贬到了永州。心里害怕的不仅是要遭受上天的惩罚，还有是鬼神的斥责。整天惶惶恐恐不得安宁，晚上睡不好觉，白天醒来又接着害怕，像雄鹿似的一刻都不得安息。

我泛舟渡过了浩瀚的洞庭湖，又沿着湘水的方向漂游。风卷起了浪花，小舟被击打得四处盘旋。太阳的光辉被遮盖了，黑云直上九霄。傍晚的时候，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嗷嗷的猿声在远处响起。有很多的鸟云集在天空中，喳喳乱叫的声音响彻江渚和山间。我四处漂流着不知道会在哪里停下来，不知道哪里又会是我身体和灵魂的归宿。两边山势连绵不断，澎湃的江水被束缚在山谷里，水流不断地奔流回旋着。前进一尺就要退回八尺，循环荡漾形成了层层的涟漪。直到冬天来了，我才有了可以住的地方，很多事情都缠绕在心头却没有停止。

慨叹我的生命多艰难啊，还遭受到了《凯风》所讲到的没有尽到儿子责任的伤痛。有通天的罪行，受到了严酷的惩罚，偏偏不让我死去，却让我这么话着。已经经过了两年的寒暑，我仍处在混沌不明的精神状态，但是我依旧坚持自己的理想，不与世俗同流。就要落入深渊丢掉自己的性命，如何才能够将罪恶和灾祸掩盖住呢?想一想自己没有子嗣就这样离开人世间，过去立下的志向还没有来得及实现。我的一生将要在囚禁中生话，这种生活注定了我必将遭受坎坷的命运。过去我把自己的品德修养得是多么好啊！可是如今为什么会遭受到如此的厄运呢？难道我是那种贪图虚名的人吗?真是不愿意和世上的人们同流啊！为了让自己的志向能够实现，遭受众人的排挤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话时不去认真地挑选言辞，心直口快，这些就是让我遭受到祸害的原因。自己驾着没有桡的长车，在曲折危险的山路上前行。这就又像是丢掉船桨，翻越着高高的波浪过江。所幸的是我的死期已经得到了延迟，身体完好地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假使我这一生还有什么悔恨的，也绝对不是继承前代意愿而行。就算是为了自己心中的志向而死在荒芜的地方，我也觉得此生值得。就算是给我显赫的地位和宠爱又有什么好的呢？让中庸之道作为我的准则，天命又能把我怎么样！

永贞元年（805年）秋天，作者先是被贬为邵州刺史，赴任途中再眨为永州司马，同年深冬到达永州。《新唐书·柳宗元传》写道：“既窜斥，地又荒疬，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成悲恻。”此赋就是众多仿效《离骚》作品中的一篇，从文中“逾再岁之寒暑”之语判断，此赋当创作于元和三年（807年）。

此赋题为“惩咎赋”，顾名思义，就是惩戒过失，悔念往咎。因而此赋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作者认为总结教训必须抓住根本，自己之所以遭受磨难，就在于本身的追求有不合适的地方：处在卑微的地位上而悯念当世，参与革新。

接着，作者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三方面的矛盾：①古今之间的矛盾。作者在阅读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密切注视着当时的社会，惊诧地感觉到“今昔之异谋”，古今道术不同。但是，他所向往的却是古代社会，而对当时的现状却深感不满。“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古人是淳朴整一的，当世却是人心狡诈，各怀私意。古今之间的这种差异，促使作者苦苦追索，从而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探讨解决古今异谋的过程中，作者把自己托付于大道，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大中”。在他看来，在领悟和实践大道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避免过份和不及两种倾向，就可以周流无滞，与时推移。“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践履大道可以胜物而不伤，外物无法造成困扰，这是作者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他美好的理想。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当他按照这种意愿行事时，不是“物莫能婴”，而是被人际纷争所纠缠，并且受到伤害，理想和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③生死进退的矛盾。文中先后两次提到作者置身于这种矛盾状态的窘境。先是永贞革新时出现的情况：“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此时的作者进退两难、生死未卜。他不甘心于退却保己，认为这样做有乖宿愿；但又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的政敌设置了重重障碍。永贞革新失败后，他随时面临被杀头的危险，降职任用已是侥幸。到达贬所之后，他再次陷入生死进退的矛盾冲突中。他曹经想到过自杀，然而，上有老母，下无后代，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在仕途上，作者欲进不能，欲退不果，只好像囚徒一样生活在世间。

之后，作者在叙述自己遭贬谪的过程时称：“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表面看来，他承认自己有罪，应该被贬谪到边远地区，但赋中“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几句所列举的现象却表明他深信自己的理想合乎正义，因而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非常执著专一，以至于对于政敌没有丝毫的戒备。如果说这也是罪过的话，那就没有是非可言。由此来看，作者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把自己说成罪人只是为了避免再次触犯当朝天子。至于他年青时就已树立的远大志向、坚定信念，虽然历经磨难但，并没有丝毫改变。

结尾写道：“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与之前作者追述自己初衷的“求大中之所宜”中的两个“大中”都是作者最初追求的目标，也是最终选择的归宿，前后是一致的。由“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可知，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作者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如此，他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因此，此赋表面上写作者惩戒以往、追悔过去，实际是表白自己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

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不过采用的不是主客问答方式，而是自问自答。因是骚体赋而出现的感叹词绝大多数是“兮”，但是后半部分有几句属于例外：“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这一段文字是“兮”和“也”错杂出现，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一方面，它使文章避免呆板，富于变化；另一方面，传达出了作者复杂的情感意念。把“也”字置于句尾，既是对所提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同时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另外，作者把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所作所为比作驾长辕车行进在险峻的山路、弃舟船而横渡波浪滔天的大江，都显得很贴切、形象。对于贬谪途中的景物描写也能选择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徐翠先：《惩咎赋》的开头部分作者通过对“大中之道”树立过程的描述，抒发了自己对政治改革的激情。（《柳宗元诗文创作论稿》）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省运城县解州镇），世称柳河东。贞元进士，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因参与王叔文集团，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并称“韩柳”。其诗风格清峭。有《河东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