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7-03 20:37
“愤老”（愤怒老人，AngryOldMan）是一个稀有词汇。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流行着且批量生产着的是“愤青”，老人们则普遍遵循着“罗素箴言”——老人应该是入海处的河流，恬淡、飘逸、磨灭尖锐，自然也就不必对周遭的邪恶和人存的困境太在意。
做“愤青”容易，做“愤老”就有些难。前者是不成熟的且飘浮云端的理想主义者，栽几次跟头便从天上落地，恍然大悟地从俗入流；后者是成熟地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者，阅历和思想的沉淀使得他们对大流或者说主流的某些丑陋和歪道偶发怒言，却也老辣地拿捏着主流所能容忍的边线。
对于大多数沉默的人来说，“愤老”确实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话。他们没有资格，也没有胆量去说，但是“愤老”有。用“愤老”的话说，这些一般群众对和民是“远着骂，近着怕，见面打哈哈”。
敢于并善于说话的“愤老”并不因此就是沉默者的利益代言人，后者虽拙于发声，但心里明白，他们知道“愤老”们愤怒的真实原因。
愤老不同于愤青的一个显著之处，在于他们具有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经历。这种对比经历使得他们对当前现状有着更宽和更高的视野。
他们亲身经历了整个变迁的过程，知道当今现实的来龙去脉。他们在观察现实的时候，就有了历史的尺度。他们深切体验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如：物质财富的增加、消费选择自由与个人言论自由的增加)，也目睹了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溃败等负面过程。
袁何之争2009年10月，受大众关注度最高的，是“体坛愤老”袁伟民。袁伟民曾经带领中国女排获得无数殊荣，被全球华人瞩目数十年的袁伟民，2004年以后已经淡出体育官场，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从纷扰俗世中超脱的他，从回顾到反思，写一本《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如同重磅扣球，狠狠地砸出了无数火花。
书中的争议处很多，从暗批（其实已经批得很明）何振梁在申奥过程中拖后腿，到爆料马家军“嗑药不倦”，到反思中国体育的“唯金牌论”，体坛“愤老”袁伟民以硬挺的身段写下自己在中国体育事业中数十载寒暑的经历，为世人掀开了中国体育铁幕的一角。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与人用笔名“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系列评论，为当时停滞不前的改革摇旗呐喊，引发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交锋。1992年初，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力挺改革派，“皇甫平”声名大噪，成为宣扬改革的一面旗帜。按理说，出身官方传媒的深宫，享受着丰厚的退休待遇，本不必再指点江山，引来争议。但是这位愤老，一口气写了两万字的长文，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极其有针对性地提出，国家必须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以推进基层民主，遏制基层权力失控，以反思维稳逻辑维护长治久安。
《人民日报》出身的“愤老”下笔洋洋万言，一下就打在缠绕中国进一步发展恶势力的七寸上。明眼看中国时事的人都知道，中国进入21世纪来，国进民退的大趋势，让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寻求高额，甚至是非法资本回报。
愤青，又做“粪青”，在网络上已经是耳熟能详的重要群体。和“愤青”相比，“愤老”们看过的潮起潮落更多，很多元老级的人物甚至是参与了国家建政从“阿尔法”到“欧米茄”的全过程。因为有着对历史过程的亲身体会，他们对治国方向的失误和政治上的误读，有着无人能比的深刻领悟，甚至是直觉判断。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掌握的资源和渠道更多，他们言论更能够得到最高层的倾听。得到“愤老”背书的言论和思想，也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存活空间，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和“愤青”相比，“愤老”们已无后顾之忧，“人走茶凉后”，根本不必再看他人脸色行事。而他们距盖棺论定不远，总要在说了一辈子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后留下一点真话，很多故事，若非历史的当事人说出来，公众永远也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