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2至1774年，创作在卡图加德礼堂（la Cartuja de Aula Dei）的壁画。

1776年，通过巴依也乌的介绍，戈雅从安东·拉斐尔·门斯那里接受了为皇家圣巴巴拉织造厂绘制第一批葛布兰花毯图样的任务。

1779年，受到国王查理三世的接见。

1780年，被选入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

1780至1781年，在皮拉尔圣母圣殿主教座堂（La Basilica de Nuestra Senora del Pilar）描绘教堂圆顶（la cúpula Regina Martyrum）。

1784年，由于一幅描绘圣虽尔纳金·西恩斯在阿里方司·阿拉贡面前布教的油画，第一次博得官方好评。

1785年，戈雅在官方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在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任副院长。

1786年，任皇家织造工厂的美术领班。

1786年，获宫廷画家的称号。

1792年，戈雅身染重病，丧失了听力。

1803年，查理四世国王接受了戈雅的献礼《狂想曲》。并给他的独生子颁发了养老金，并使戈雅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宗教裁判的迫害。

1808年，西班牙被拿破仑军队占领，他创作了一批富于激情和逼真表现力的悲剧性作品。

1824年，戈雅在波尔多市西班牙自由侨民法国中心度过最后四年。

1828年4月16日，病故，享年82岁。

一．宫廷画师时期戈雅在少年时就展露出绘画天赋，他从14岁起在当地知名画家何塞·卢赞·马丁内斯（José Luzány Martínez）的指导下学习，后来移居马德里，跟随宫廷画家安东·拉斐尔·门斯（Anton Raphael Mengs）继续深造。1774年，戈雅受到门斯的邀请，为马德里皇家挂毯工厂绘制挂毯的样稿（cartoon），并交由位于圣芭芭拉的皇家织锦厂进行编织。在表现风格和题材上，戈雅用轻巧明丽的洛可可式风格描绘出当时西班牙典型的生活场景。在这些样稿被编织成挂毯并成为宫廷的装饰后，戈雅的风格得到了皇室的认可和称赞，由此得以出入宫廷。展览展出的作品《盲人吉他手（Blind Guitarist）》是根据挂毯样稿翻制的蚀刻版画成为这一时期珍贵的资料，尽管该作原稿由于设计和构图过于复杂被织工退回，但仍可以看到戈雅对人物神情和姿态的细腻描绘。而正是通过绘制样稿的工作，戈雅的才华得以展露，也成为了他与皇室结缘的开始。

弗朗西斯科·戈雅，《盲人吉他手》，蚀刻版画，1778

Francisco Goya, Blind Guitarist, Etching, 1778

宫廷中的工作和学习经历促成了戈雅个人风格的形成，在此过程中，门斯为戈雅提供了许多帮助，在他的建议下，进入宫廷的戈雅开始研究皇室收藏的委拉斯贵支画作，并将他的油画作品翻制成蚀刻版画。此时的他已经开始在委拉斯贵支数量众多、题材丰富的作品中关注到那些古怪的、令人困惑的题材，如委拉斯贵支所画的一系列侏儒肖像。在描绘菲利普四世国王的弄臣埃尔·普里莫（El Primo）时，戈雅继承了委拉斯贵支原画对人性的观察和同情心，其现实主义风格对戈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迭戈·委拉斯贵支，《酒神巴库斯的胜利》，布面油画，现藏于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1628

Diego Velazquez, The Triumph of Bacchus, Oil on canvas, Museo del Prado, 1628

弗朗西斯科·戈雅，《假酒神加冕醉汉》，蚀刻版画，1778

Francisco Goya, A False Bacchus Crowning Drunkards, Etching, 1778

戈雅也翻制了委拉斯贵支的神话题材作品。从戈雅的蚀刻版画《假酒神加冕醉汉（A False Bacchus Crowning Drunkards）》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学习和借鉴前代大师的作品并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委拉斯贵支创作于1628年的油画作品《酒神巴库斯的胜利（The Triumph of Bacchus）》，描绘了身型丰满，但神情游移不定的酒神巴库斯被一群醉汉包围着的场景，他正在给跪在他面前的年轻人加冕。戈雅并不试图完全模仿或者转译前作，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两者对比，可以看出戈雅将巴库斯的形象描绘得更加成熟精明，他用自己的理解和新的媒介表达方式让画作更具世俗性，褪去了酒神理想形象的光环，戈雅的作品显然更加贴近真实的人民生活。

展览现场

1789年，戈雅因其精湛的肖像画技艺被西班牙波旁皇室正式任命为宫廷画师，此后其一生都与皇室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先后经历了四任君主的执政时期，为皇室工作了四十年之久。担任宫廷画师期间，除了为皇室绘制肖像画之外，戈雅绘制了不同系列的画册集（albums）。和接受宫廷委托所做的订件不同，这些图像并非为公众的观看而作，戈雅无意于将它们公开展示，他通过这些私人创作表达了自己对政治局势的看法以及对艺术的热情和执着。18世纪70年代初，戈雅因为一场疾病听力严重受损，但他也因此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时，他开始创作第一本画册集——A系列（Album A）。这一系列仅有18幅素描，表现了女性打扫卫生、睡觉的活动场景。到了90年代中期的B系列（Album B）所涉及的题材开始宏大，该系列已知的作品共有98幅，戈雅通过描绘纵情酒色的堕落场面来揭示出当时的社会关系。在该系列的每一件作品下方均留有短语或短句作为主题的揭示，显露着戈雅的创作意图。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戈雅将尖刻的讽刺隐藏在对人们行为方式的描绘中，在更广泛的维度上探讨了当时西班牙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

弗朗西斯科·戈雅，《他们把她带走了！》，蚀刻版画，1799

Francisco Goya, Que se la llevaron!, Etching, 1799

B系列画册集的许多场景和主题构成了其于1799年出版的著名版画系列作品《加普里乔斯（Caprichos）》的灵感来源。西班牙语单词“caprichos”，中译为幻想的题材，戈雅将其作为作品标题，强调了艺术的想象力。该系列版画共80幅，其中第一部分关注社会风俗，描绘荒唐和虚荣的故事。而第二部分则转变为更黑暗迷信的题材——怪物、巫术和讽刺愚昧无知的故事。戈雅在这一系列的创作中尝试了当时十分流行的飞尘腐蚀制版技术（aquatint），让技术更好地表达画作的主题，使观众可以从画面细腻的色调变化来感受人物的情绪状况和当时黑暗压抑的社会氛围。

弗朗西斯科·戈雅，《理性的沉睡产生怪物》，蚀刻版画，1799

Francisco Goya, 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Etching, 1799

《加普里乔斯》系列中的第43号版画《理性的沉睡产生怪物（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是这个系列中最著名的一幅作品，表现了一个沉睡中的男子，似乎已经筋疲力尽，失去了知觉。幻象在他的噩梦中爆发：他被黑猫、猞猁、猫头鹰和蝙蝠围绕着。书桌上写着一句启蒙时期口号：“理性一去不复返，迷信大行其道（When reason goes, superstition thrives）。”其时正值启蒙思想在欧洲广泛传播，这组作品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对18世纪的西班牙社会乃至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的揭露和批判。

弗朗西斯科·戈雅，《理性的沉睡产生怪物》草稿，1796 - 1797

Francisco Goya, Sketch of 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1796 - 1797

此外，展览还展出了戈雅为《理性的沉睡产生怪物》绘制的草图，我们能从中发现更为隐秘的信息：在沉睡的男子上方有一张艺术家的自画像，显示出他原本希望将自己的视角插入画面中，但在最终的呈现的作品中，他放弃了自我形象的描绘。舍弃自我形象的原因也许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作品走向了对自我和外部世界更普遍，更具一般性的观察之中，也可想见戈雅正面对的恐惧和痛苦。

二、半岛战争时期

弗朗西斯科·戈雅，《巨人》，布面油画，现藏于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1818 - 1825

Francisco Goya, The Colossus, Oil on canvas, Museo del Prado, 1818 - 1825

1808年，拿破仑的军队进入西班牙，引发了长达6年的半岛战争，受害者众多，西班牙社会一时之间四分五裂。展览的第二部分在战争的阴霾中展开，展厅中央陈列着此次展览中最为引入注目的作品——《坐着的巨人（Seated Giant）》。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这幅版画被认为与戈雅另一幅藏于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Museo del Prado）的著名油画作品《巨人（The Colossus）》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油画的创作灵感来自西班牙诗人胡安·包蒂斯塔·阿里亚萨（Juan Bautista Arriaza）于同年写的爱国诗作《比利牛斯山的寓言（Prophecy of the Pyrenees）》，诗作描绘了一位代表西班牙精神或守护着的“巨人”，挺身而出对抗拿破仑和入侵的法国军队。在油画中，巨人英勇庞大的身躯和下方加入反抗的群众构成了一种视觉上的冲击，表露出艺术家与祖国感同身受的情感。

弗朗西斯科·戈雅，《坐着的巨人》，蚀刻版画，1818

Francisco Goya, Seated Giant, Etching, 1818

但在版画作品中，其主题和情感则更显隐晦：巨人坐在一片旷野之中，将目光转向观众，仿佛刚刚从深思、沉睡或沮丧中被唤醒。戈雅通过版画的技法使画面的光线达到了一种微妙的明暗效果：他转身的一刻似乎黎明即将到来。整幅画面传达出一种诡谲的气氛，一种不安弥漫在整个构图之中。此幅作品也为展厅奠定了一种更为深沉的基调，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战争如何改变了西班牙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戈雅的人生轨迹。

弗朗西斯科·戈雅，《真相已死》，蚀刻版画，1814–1815（1863年出版）

Francisco Goya, Truth has died (Murió la verdad), Etching, 1814–1815 (published 1863)

作为对西班牙半岛战争的艺术回应，戈雅在1810到1820年间创作了82幅《战争的灾难（The Disasters of War）》系列版画：第一部分体现了斗争，谋杀，暴力以及平民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第二部分讲述1811年到1812年间马德里发生的一场饥荒，包括了饥饿和死亡的场景；第三部分是一些特写式的场景，讽刺的是糟糕的政府和腐败的教会。这些场景就如同快照一样，旨在展现普通人的痛苦。在这场“灾难”里，没有所谓的烈士，只有羞辱、饥饿和残破的肢体，灵魂是一种被遗忘的东西，画面中只有无尽的、身体上的痛苦。

弗朗西斯科·戈雅，《风景》，蚀刻版画，1807-1810

Francisco Goya, Landscape, Etching, 1807-1810

另一组《风景（Landscape）》系列版画创作于1807年至1810年之间，通过简单的图像传达出神秘又令人不安的氛围。画面的构图隐隐地传达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前景中的人物与雄伟的自然景观呈现出强烈的反差；中景中的巨石被两棵枯树一分为二；左手边，两团巨大的云雾迎面而来，似乎正在扑向前景中毫无防备的两个人物。

在半岛战争爆发后，戈雅的作品变得更具个人色彩和内省气质，这一时期的作品清晰地表明了他对战争和冲突的憎恨，对人们所遭受的痛苦和绝望的同情，并通过一种隐喻的形式将人类最可怕的景象展现在作品中。

三、“黑色绘画”时期与晚年的流亡

弗朗西斯科·戈雅，《飞行之道》，蚀刻版画，1815-1816（1864年出版）

Francisco Goya, A Way of Flying, Etching, 1815-1816（published 1864）

1814年，半岛战争结束后，流亡的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Ferinand Ⅶ）重返马德里，当疲惫不堪的人民以为战争终于结束了的时候，迎来的却是一位残暴而专制的君主。在残酷的政治局势的背景下，戈雅的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走向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其作品主题也变得更加的黑暗和晦涩难懂。戈雅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蚀刻版画《异类（Disparates）》[7]比此前《加普里乔斯》和《战争的灾难》系列更加混乱和阴郁，令人毛骨悚然。整个系列似乎都在描绘一些奇怪而紧张的场景，蚀刻的技法给人以一种“暮光感”——它既不是黑夜也不是白天，既不是黄昏也不是黎明。这一系列大约是从1815年开始制作的，直到1819年左右完成。戈雅似乎从一个更非叙事的角度来暗示痛苦仍将继续，也预示了他越来越差的精神状态。

弗朗西斯科·戈雅，《波尔多半圆斗牛场中的斗牛表演》，石版画，1825

Francisco Goya, Bullfight in a divided ring, Lithograph, 1825

1824年，西班牙政治的动乱仍然在延续，78岁的戈雅已经全聋，由于担心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会受到迫害，流亡到了法国。这次离开故乡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在这里，他创作了四幅尺幅巨大的石版画《波尔多的公牛（Bulls of Bordeaux）》，描绘了记忆中斗牛活动的凶残。传记作家洛朗·马瑟顿（Laurent Matheron）在1858年出版的法文传记中讲述了戈雅当时创作的大致情形——由于视力的衰退，他需要使用放大镜来完成这些版画。这也使得版画呈现出复杂的视觉质感。戈雅把石版画放在画架上，先用均匀的灰色调覆盖整个表面，然后再刮去高光部分。这一系列也是戈雅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创作的最后一组大型作品，当他意识到死亡的临近时，对斗牛题材仍然抱有强烈的情绪，这一主题也象征着他一生与祖国西班牙紧密相连的命运。

弗朗西斯科·戈雅，《自画像》，素描，1796

Francisco Goya, Self-portrait, Drawing, 1796

在戈雅离世之后，他对人性黑暗面的描绘受到了许多评论家和学者的关注。他的画作中蕴含的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因素启发了许多后来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他被称为“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同时也是第一个以深刻的同情心和令人震惊的现实主义手法来描绘普通人的生活的艺术家。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直以来对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主题和题材保持着兴趣：艺术如何理解人性的本质？我们将如何面对持续的冲突、暴力、迷信和恐惧？展览通过对戈雅的素描和版画作品的重新梳理，希望能得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回答。

画作中的西班牙

46岁，戈雅成了聋子。不是贝多芬那样的严重耳鸣，也不是英国画家雷纳尔多的半聋，而是死一般寂静的全聋。喧闹的马德里，在他眼前是无声流淌、跃动的人群。贵族妇女举办的聚会上，闪烁的衣饰，晃动的人影，张合吞吐的嘴唇，吞咽美酒，咬嚼佳肴，撇嘴的讥讽，露出牙齿的大笑，脸部的神情，酒后跳起的放肆、充满情欲的舞蹈。他再也不能靠听来的言语理解这世界——他只有深深地注视着这些浮动跳跃的影像，用他天赋的锐利目光。

戈雅聋了以后，在西班牙贵族妇女中依然很受欢迎。他是宫廷画师，贵族们找他画像几乎让他应接不暇。女人们尤其喜欢他。在她们眼中，戈雅是画家，更是男人—这种任性的风气一半是西班牙固有，一半因为皇后玛丽·路易萨半公开地有许多宠臣，皇帝查尔斯四世并不介意。贵族婚姻是权力联盟的产物，在此之侧，强烈的感情公然存在。有两位殿下的榜样，上流社会的交往中则不免产生许多风流韵事。

戈雅的地位，也是婚姻带给他的——他的大舅子佛兰西斯科·拜埃是科学院院士，也是国王的首席画师。20岁的戈雅没有考取马德里的皇家艺术学院，便去意大利学画。在帕尔马拿了一个绘画竞赛的奖，又回到西班牙向拜埃学画。29岁，戈雅和约瑟芬·拜埃结婚。佛兰西斯科·拜埃信仰古典主义，熟读温德曼的艺术史。他赏识戈雅的才能，因此经常批评戈雅似乎缺少控制的画法。不过，他把戈雅带到首都马德里，帮他拿下了为皇家壁毯做设计的合同。拜埃去世那年，戈雅为他画了像。画像里没有反映多少尊贵和成就，而是一个眉宇不展，忧心忡忡的平凡人。

戈雅为宫里所做的壁画系列，虽然模仿洛可可风格——这也许是皇后的要求，来自意大利的玛丽·路易萨瞧不起法国人，但每年往巴黎大量订购衣服、油膏、装饰品。画中的人物模特是贵族男女穿了平民女子(玛哈)和平民男子(玛约)的衣服，歌舞游戏，虽然一切都少不了装模作样，戈雅自身的风格也按捺不住地露出头角。肯尼克拉克指出，人物强做欢笑的表情和木偶般僵硬的动作，纯粹西班牙式的阴郁风景，都是日后狂想画的先声。

马德里的玛约(majo)、玛哈(maja)类似北京的顽主。他们以讲纯正、华丽的卡斯蒂尔语为荣，以穿着讲究、标致为荣，以身为古老西班牙的一分子为荣。他们的西班牙，坚忍刚强，嗜血而骄傲。人们喜欢狂暴的娱乐，不但男子必须勇武，女人也很有男子气。戈雅年轻时在马德里，有四年都做玛约打扮。短裤、宽腰带、斗篷，几乎能盖住脸的宽沿帽子，袜子上别着短刀。他在骨子里是个玛约。他的画里，这些扮成平民的贵族们，形貌、动作、情绪反应，无一不假。

在一幅画中，贵妇们扮成平民少女抛稻草人，稻草人柔软的肢体，“女孩们”心不在焉的神情。表演的快乐之下，没有真实的东西。戈雅对虚假和空虚的惊人把握，几乎是无意识地渗透到画布上。虚伪，是超出他能力之外的东西，然而妇女们优美的姿态，红润的面庞，轻盈的运动，亦能取悦观众。

西班牙有12位第一级的大贵族，阿尔巴女公爵是其中一位。她是战功显赫的阿尔巴家族的继承人。在西班牙低级贵族可以取6个名字，大贵族可以有12个名字。第一级的大贵族就没有限制了。阿尔巴女公爵有31个名字。但用的最多是卡塔耶娜。里昂付希特万格的小说《戈雅》里面讲，在女公爵在安达卢西亚的别墅里，戈雅让她一个一个地说名字，每说一个，他就为这名字画一张像。每一个像代表女公爵的面貌之一，性格一种。在戈雅这方面，两人的关系再亲密，他也无法真正了解阿尔巴的真正面目。

阿尔巴女公爵大概也是西班牙最任性的女人。她公然和戈雅去平民区的酒馆，看戏剧，吃饭，她也去戈雅的工作室和他幽会。她丈夫是佛罗里达布兰卡侯爵，结婚后用妻子的头衔成为阿尔巴公爵。公爵性格柔弱，身体更弱，但是他的忽然去世还是激起了马德里的纷纷议论。流言说是女公爵的情人之一，一位医学博士下的手。

戈雅给阿尔巴正式的画像，总显得隔膜。尽管色调整齐又辉煌流动，人的性格却不显露。一幅画中女人的手清晰地指着地面上戈雅的签名—这似乎印证两人之间的联系。即使戈雅拥有高超的作画技巧，却无法抓住阿尔巴女公爵的灵魂。

戈雅和女公爵的冲突，按照小说家言，是女公爵对戈雅的召唤，往往是戈雅在国王、王后有差使的时候——并没有和皇后对着干的意思，只是戈雅情欲难捺，女公爵把他的魂都招去了。他不惜编造小女儿生病的借口，不去想自己作为宫廷画师的前途，托辞溜走，去赴约会。后来戈雅小女儿果然生病死了，戈雅陷入痛苦，认为是对自己的惩罚。而女公爵对他忽冷忽热，身边又有其他年轻才俊，更使戈雅情绪如过山车，不能自已。女公爵的脸，是戈雅所看到的真正面目：“是她那漂亮、高傲、十分虚伪、十分天真而又十分淫荡的面孔的本来面目，是享乐、诱惑和虚伪的化身。”

戈雅自认影响他的有伦勃朗、委拉斯贵支和自然。伦勃朗创造了铜版画的几乎所有技巧，伦勃朗的铜版画在于精细，戈雅是充分利用了单一色调所能营造出的运动、情绪与氛围。

盛行于中世纪的疯子和愚人画，也是戈雅绘画的另一主题。显然，这是神权之外的“辖地”，也是相对较自由的艺术表现领域。异端法庭规定不可以画裸体，也不可以画出圣母的脚。而表现疯人院之癫狂的幌子下，尽可以铺陈赤身露体。博西、布鲁盖尔笔下的愚人面目扭曲丑恶，也通过画面上展现他们行径的前因后果，突出愚人在智力上的缺失，而戈雅笔下的疯人体格有如古典石雕般健壮，又被生命的汁液撑得饱满，他们或歌或啸，疯狂更像是外界强加于他们的处境，一种只能如此的宿命。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18世纪疯人们的处境变得很糟糕。早几百年，欧洲的疯人们有时竟被当作神秘的预言者，某种黑暗智慧的喉舌。疯人们和麻风病人被赶进医院，戴上锁链，穿上紧身衣，放血，服药，以使他们恢复正常。虽然戈雅被何种情绪推动着作画已不可考，但是压制、枷锁、高墙、坚壁与疯子的自得与自足，处境的悲惨，以及神秘不可知的气氛又是那样紧致地结合在画面上，给观众一种高度浓缩、强烈冲突的复杂冲击。

1814年，拿破仑战败，西班牙回到了费迪南七世手中。新国王没有找戈雅的麻烦，但是希望戈雅画一幅表现1808年波拿巴王朝镇压西班牙人反抗的画。戈雅先后画了两幅。第一幅构图有鲁本斯的痕迹：画面上的屠杀者——深色皮肤的埃及马木留客奴隶雇佣兵正对着观众，瘫倒的尸体是他在版画中常用的双手上摊姿势，也有西班牙青年把骑兵从马上拽下来的英武。然而这幅画戈雅并不满意，遂又画了第二幅，就是《5月3日》。

绘画史上再没有哪一张画，能这样清晰、直接地表现强权对平民的镇压，不绕一点圈子，不讲一个故事，不摆一点姿势。也许正是这张画，让许多人开始喜欢戈雅。

对比《5月3日》与《5月2日》，能看到戈雅在后一张画里抛弃了讲故事，作历史画的企图。人物的服饰，种族特征都简化掉了，根据构图的需求来安排。黑暗也隐去了时代背景和语境，所有精神要素都整合起来，分成为两个对峙的阵营。

军队和士兵，形成严整的一方。军帽、军服、背包、军靴、刺刀、枪，统一在抽象、坚定、有秩序的形里。光从地上的灯笼里直射在被害者的白衬衫上，形成画面最强烈的视线中心。死者和将死的人们形成另一方，或委顿在地，如没有形状和生命的肉块；或掩面不能面对这最后的恐惧，或只有张臂这最后的生理反应。把有力者的严整与弱者的不规整形相对比，通过视觉图式来增强两方强弱的反差，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古代浮雕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然而，《5月3日》的主角是被夺去生命的人们。他们的苦难形成了一个不可撤销的控诉。既是瞬间的，又是永恒的。此画不可超越的艺术效果，使当代宣传画常不免征用它来做设计的素材。

也许因为耳聋，戈雅对嘴特别敏感。他画里人物的嘴绝不相似。一幅画作中的嘴如神秘的无声洞穴，微抿，讥讽，呻吟，质问，嚎叫，内容不可知，反而呈现出人物表情的新解读版本。戈雅把自己的房子称为“聋人屋”，逐渐深居简出，他在墙上画了20多幅壁画，被称为“黑色画”。

1824年，戈雅到法国波尔多定居，4年后逝世。

妻子：霍塞法。

老师：何塞·卢赞。

“无论从任何一段时期来看，戈雅都是欧洲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不知疲倦地观察和触摸人性，这一点在其纸本作品上清晰可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Max Hollein说道。“绘画和版画是戈雅丰富想象力的两个重要出口，他终其一生都在这两条路径上实践自己的艺术想法。作为社会大动荡的见证者，戈雅的艺术迅速敏锐到了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对于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面对现今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尤其能从戈雅的作品中体会出一种强烈的共鸣。”

19世纪以降，受戈雅影响的画家很多，如杜米埃、马奈、毕加索。戈雅一生创作有大约900幅素描和300幅版画。他在平面空间上的惊人想象力一直令人称道。戈雅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完美继承并发展了西班牙绘画的最佳传统，还凭借自己特殊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角度，逐渐摆脱了西班牙皇室宫廷肖像画程式的约束，开辟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绘画表达风格。他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形形色色的社会现实和人间的百态群像，并以幽默诙谐和犀利讽刺的笔调，将其不遗余力地展露于画布之上。

戈雅艺术博物馆（el Museo Goya- Colección Ibercaja）展示从十五世纪以来到近代的作品。它于1979年建立，前身是杰罗姆（Jerónimo Cósida）的故居，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美丽的民间建筑 。在一楼展出了十五到十八世纪的各种绘画和雕塑。二楼是专门展出阿拉贡画家的作品, 例如戈雅, 和一些同时期重要的画家，也完整收藏了戈雅从1778年至1825年的雕刻画艺术，三楼展示戈雅的遗产，他的作品对在十九，二十世纪的西班牙与阿拉贡艺术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戈雅博物馆原本属于杰罗姆（Jerónimo Cósida），于1535年至1536年建造，由胡安（Juan de Lanuza）设计。方型的庭院，环状柱子，石膏装饰和护栏，具有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时期的特色。

戈雅在1814年创作了《1808年5月2日》这幅油画作品，揭露了侵略军与雇佣兵对西班牙国土和人民的蹂躏，真实记录下西班牙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场面。画家以自己的画笔作为武器，以缤纷的颜料作为弹药，使这次反抗侵略的英勇起义得以永垂不朽。

虽然原作现收藏于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但在萨拉戈萨的这个展厅里，人们可以看到《1808年5月2日》珍贵的创作草图。在画面中，马德里市民们毫无惧色地面对着持枪的法国侵略军，用尽全力跳起将入侵者拉下马，与他们展开殊死搏斗。戈雅不顾危险，在战争期间留在马德里，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画下了这些情景，用手中的画笔热情歌颂了西班牙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画作中丰富的想象、狂野而富有表现力的笔触和大胆的用色，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战争的激烈与紧张。这幅作品也是戈雅一生中最扣人心弦、最引人注目的杰作之一。

在《狂想曲》《梦呓》《战争的灾难》《斗牛》等系列版画作品中，戈雅更是以炽热的情感深刻地表现了对于人性、对于战争的思考。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包含着对祖国深沉的爱，对入侵者暴行的控诉，对权贵们昏庸的愤怒，也体现出对生命的理解。1808年法军入侵西班牙后，戈雅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创作了歌颂西班牙人民英勇抗敌的《战争的灾难》铜版组画。在温暖灯光的照射下，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的这组作品，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战争的苦难和人民的无畏英勇。动人的故事情节、张力十足的线条牢牢吸引着每一位观看者的目光。

现代欧洲绘画始于戈雅。他挣脱传统绘画的种种束缚，采用隐喻、反讽的手法自由而率真地表现对生活的所思所想，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与此同时，戈雅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画作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生活。他非常善于以小见大，抓取生活的某个细节或以各种小人物作为创作的对象。戈雅更加注重群众的力量，将原本平凡的人或物赋予史诗般的歌颂与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