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20 09:45
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保路运动的重大事件。1911年9月7日上午，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将保路同志会、四川咨议局和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负责人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等诱至督署“磋商”，借机逮捕。接着下令封闭《西顾报》等报馆，捣毁昌福印刷公司等。于是成都全城“人心大愤”，成千上万的人涌进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殿俊等。赵尔丰下令军队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数十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分站各街口，开枪乱击行人及学生、小儿，还放马队分巡各街，冲杀践踏，“伤毙者尤多”。赵尔丰奉清廷“切实弹压”令，继续屠杀群众，同时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从而激起全川民愤，保路运动由此发展为反清革命。
从19世纪末开始，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川汉铁路是清政府为了打通千年的蜀道，促进四川经济的发展而修建的，是深入内地的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之一。为了夺回这条铁路的自办权，在四川总督锡良的建议下改官办为官商合办，不借外债、不招外股，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来筹集筑路的资金，自办川汉铁路。因此可以说川汉铁路与四川每一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晚清时期，清政府陷入巨大的财政危机，为了偿还向列强的借款，1911年，清政府把原为民办铁路的粤汉、川汉铁路主权强行收归国有，并出卖给外国。这个消息一传到四川，民众极为愤慨。
在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并且喊出了“拒借洋款，废约保路”的口号。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成都全城罢课、罢市，进而发展到抗粮抗捐，保路运动很快由成都扩展到全川，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捣毁税务局、警察局的现象，引发了清政府的震怒。
清政府决定武力镇压保路运动，他们逮捕了十几名运动领袖。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没有丝毫的怜悯之情，竟然下命开枪射杀，造成30多人死亡，受伤者不计其数，酿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下令全城戒严，封锁消息。但革命党人发明了一种新的传递信息的方式——水电报。他们在木板上刻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然后刷上桐油、裹上油纸，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血案彻底激怒了民众，成都附近的同志军率先揭竿而起，围攻成都，四川各地群众也发动武装起义，革命浪潮空前高涨。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湖北新军日夜兼程地入川镇压起义，鄂军入川，造成湖北武昌的兵力空虚，革命党人抓住了这绝佳的机会，1911年10月10日发动起了武昌起义，由此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1913年，当时的川路总公司为了纪念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牺牲的烈士，在成都（现在的人民公园）修建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这是对四川保路运动的纪念，更是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历史见证。
孙中山曾对四川保路运动的重要性给予高度评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四川的保路运动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遇，间接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四川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立下了不朽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