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30

小说的女主人公I-330坚信“无限革命”的辩证法，她“眼睛深处的火炉”是她炽烈灵魂的象征，她热爱红色的力而贬低蓝色的嫡，她坚持反抗直到被关进钟玻璃罩受刑。

O-90

O-90孕育着新的生命，她身上伟大的母爱象征着饱受苦难的俄罗斯母亲，同时也象征了人类永恒的母亲。这样伟大的人类母亲一定会战胜所有的困难，使崭新的生命来到世界。

人的自我存在不应被强力胁迫

人的本性不能被预先界定，因为它不能被预先构想出来，人本身仅仅是存在着，只是后来我们才成为了我们本质的自我（萨特语），萨特进一步解释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是，我们首先存在着，遭遇我们自身，出现于世界之中，然后我们才界定自己，成为我们所创造的东西。

《我们》严丝合缝地具象了上述抽象的哲学意义，那些无名无姓、只是作为数字符号活着的人，在权力意志驱使下不仅“沉沦”，同时还在自己的行为中证实了自己，成为了他们所创造的东西：什么也不是。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所谓“他们所创造”，并非指人的无条件的自由选择，这是因为，早在人的存在之前就已经有一种东西先于人而存在了，人只是存在在存在之中。还可以这样说，人的存在归根结底取决于先于人的那种存在，是那种存在决定着人的存在，否则，人们就将无法理解在《我们》中为什么所有人都做了用编号活着的选择。人们知道那不是自由的选择。人的主体性早已被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那种强力的胁迫之下了，人所收获的，不过是这种胁迫的一个后果罢了。

对集权的思考

主人公情欲的苏醒和对亲情的渴望意味着，曾经看上去压倒一切的“我们”只是极度压制了“我”的存在空间，以至于人们都意识不到“我”的存在了。而事实上，“我”一直就深藏在意识的最深处。当时机来临，“我”便像野草一样，恢复了强劲的生机，一改以往被压制的状态，不可阻挡地燃烧起来，与高高在上、冠冕堂皇的“我们”形成对峙和冲突。主人公后来发现，他不是唯一背叛大一统帝国的号码。大一统帝国内部暗潮涌动。一部分号码们和他一样，在“我”和自由意志的推动下，走上了反抗理性、颠覆大一统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不应该仅仅将扎米亚京对大一统帝国的“我们”式意识形态描述解读为对苏联集权主义的嘲讽。苏联集权主义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式意识形态有关。但是，将《我们》置于西方乌托邦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大视野中，就会发现，扎米亚京笔下的“我们”式意识形态指向了所有以理性对情感的绝对压制为手段来谋求人类理想社会的思想与实践。显然，在《我们》这部作品中，在主人公身陷“我们”与“我”的矛盾冲突时，“我”作为诉诸人类永恒的情感需求的那一面是很弱势的。读者很容易被误导，认为扎米亚京的立场是站在“我”这边，反对“我们”的。事实未必如此。在漫长的西方乌托邦思想史中，“我”被忽略、被抑制的时间太久，以至于“我们”与“我”的矛盾都被盲目乐观地认为不存在了。扎米亚京不过是一反前辈们对“我”的忽略，突出了“我”的存在和重要性，也突出了“我们”与“我”的矛盾之尖锐性。

进一步讲，扎米亚京的思考重心不在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层面，也不是突出个体的自由主义，而是指向形而上学层面的理性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探讨过。柏拉图毫不犹豫地站在理性这一边。扎米亚京只是令《我们》的主人公在小说结尾处采取了近似柏拉图的立场。《我们》的主人公最终被施以特殊手术，从此离开了“我”的队伍，重归“我们”，重新坚信胜利只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毋庸置疑，扎米亚京本身并不赞成理性的绝对控制权，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赞成以“我”的人性需求和自由意志等来替代“我们”的绝对理性，并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权威力量。

视角

小说《我们》背景的产生主要源于作品独特视角的选择，由于小说是以日记体写成的，所以作家没有采用全能视角，而是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者是主要人物，只是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样可以让读者看到主人公——号码D-503比较细腻真实的内心世界。叙述者又是一个追求准确的人，很多细节他是羞于写出的，但他还是作了如实记录，让人看到了他的真诚，让人在清楚小说是虚构的同时，却试图并最终愿意相信：或许这是更高层次上的真实。同时，作家通过D-503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对叙事者来说是司空见惯的，而对读者来说是全然陌生的大背景，笔调因熟悉而自然，而对读者来说却是陌生的加剧；也向读者展示了对他们来说司空见惯的而在叙述者看来又是完全的陌生的小背景，他的心情因陌生而诧异。

符号

扎米亚京给大一统王国的人起名是很不同寻常的，用人们不太习惯的抽象的符号来代替人名，阳性字母代表男性，阴性字母代表女性，如D-503是男性，I-330是女性。这种设置远离了读者与文中人物的距离，使读者对人物的注意力转到其他特征上去了，同时从这个小细节上可以获知大一统王国是一个数字化程度非常明显的国度。的确，作品中将一切感性的、抽象的东西都具象化、理性化了。对一些简单的心理感觉用一些相当具体的东西来表述，比如，D-503觉得I-330让他感到反感和不快，“仿佛她是一个偶然钻进方程式里的无法解开的无理数。”因为他生活中一切都是可以用“二乘二得四”算术四则予以解决，而I-330是个意外，是个弄不清楚的号码，所以称她为“无理数”。

隐喻

小说名字“我们”是围绕主题的最大隐喻。在扎米亚京写作小说《我们》时，苏联正处在一个崇尚集体主义，排斥自我、个性的时代。当时一些诗人和作家，甚至主张把“我”这个词从俄语里去掉，而代之以“我们”。所以作者用“我们”为题具有很大的意义，一方面是对完全抛弃个性和人性主张的讽刺，另一方面又以讽喻的方式描画出一幅让人恐怖的纯理性和无人性的灾难图。作者正是借用“我们”一词很好地把现实和虚幻结合起来，让人在读作品时，体会出埋在科幻外表下的深层含义，时时提醒读者深入思考现实。

语言

描写人的神情，叙述者也是用完全不同的语言来刻画的：“每回说话的时候，她的脸就像飞速转动着的闪亮的车轮，很难看清轮上的辐条。可是现在轮子不在转。我眼前的是一个奇特的线条结构:两条在太阳穴旁高高挑起的黛眉，构成一个嘲讽的尖三角，从鼻端到嘴角有两道很深的皱纹，构成一个角尖朝上的三角。这两个三角相互对峙着，在整个脸上划上了一个像十字架似的大叉，一个令人感到不快、刺激人的X轮子开始转动了，辐条转动着连成一片……”其实别的作家完全有可能换一种方式来表述她说话的神态、表情以及这些给主人公带来的心理感受，可是，D-503无法选择词汇，只能站在极端理性化的角度对眼前所见作了一番不含任何感情色彩的真实描绘，“看不清辐条的车轮”让读者看得费劲且费时，因为I-330完全超出了他能把握的范围，作为“我们”需要给她一个分析、定论，结果只能让读者生成了一个三角形和X具体而理性的意象，并让其成了一种表述心理的媒介，让读者体会到了叙述者内心的不踏实和困惑，这与读者平常的习惯表达有着差异，致使读者感觉很“陌生”并因此而重新对I-330的表情进行揣摩。

奥威尔受了《我们》的启发，才创作了《1984》，奥威尔还为《我们》的英译本写了序言，称《我们》是“焚书年代的文学珍品”；《我们》《1984》和《美丽新世界》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除了《1984》之外，《美丽新世界》也是受到了《我们》的启发而创作的，因此，《我们》被称为是“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源头之作”，它启发、影响了另两部同类型作品的创作。

《我们》是扎米亚京最重要的作品，但是，它的出版却波折不断。1921年作家就写成了这部作品，并且他还多次在文学圈子内朗读它的片断，小说以手抄本形式广泛流传。但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当局认为此作不宜发表后，它就从此被打入冷宫。到20年代末，小说的俄文版在国外问世，于是引起了一场风波，扎米亚京受到迫害离开俄国。此后，在苏联文坛对《我们》或只字不提或全部否定。1988年，时隔60多年，《我们》才在苏联开禁发表。

扎米亚京（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1884.02.01—1937.03.10），俄国白银时代作家。

青年时积极参与俄国十月革命，成为推翻旧制度，建立苏联的革命过程中的一员积极的斗士。苏联成立之后，他敏锐地感觉到新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写作了一系列作品对之予以针砭，《我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力作。这些文章使他成为政府压制的目标。扎米亚金被迫流亡法国。《我们》成为一部俄国人在苏联以俄语写就，却只能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