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我要从下庄搬家到上庄去。今天去上庄看房子，分配给我的那间靠上庄村西大道，房东老头子叫陈永年。回到下庄，旧房东拴柱问了问我看房子的情形，就说明天要送我去；我没有答应他；

“我行李不多！你个干部，挺忙；冬学又刚开头，别误了你的工作！”

他也没有答应我；他说：

“五几里地嘛！明儿我赶集去，又顺道。冬学动员得也不差甚了，不碍事。”

第二天，我到底扭不过拴柱的一片心。他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牲口上，吆着驴，我们就顺着河槽走了。

这天，是个初冬好天气，日头挺暖和。河槽里结了一层薄冰的小河，有些地方冰化了，河水轻轻流着，声音象敲小铜锣。道儿上，赶集去的人不多不少，他们都赶到前面去了。我跟栓柱走得很慢，边走边谈，拴柱连牲口也不管了。他那小毛驴也很懂事，在我们前面慢慢走着，有时候停下来，伸着鼻子嗅嗅道儿上别的牲口拉的粪蛋蛋，或是把嘴伸向地边，啃一两根枯草，并且，有时候它还侧过身子朝我们望望，好像是等我们似的；等到拴柱吆喝一声，它才急颠颠地快走几步，于是又很老实地慢慢走了。

拴柱跟我谈的最多的，是他的学习。他说，我搬了家，他实在不乐意哩！

“往后，学习可真是没法闹腾啦！再往那儿寻你这样的先生啊！”

“学习，主要的还是靠自己个嘛！再说，这会儿你也不赖了，能自己个捉摸了！”

于是，他又说，往后他还要短不了上我那里去，叫我别忘了他，还得象以前那工夫一样教你他；他并且又说开了，如今他看《晋察冀日报》还看不下，就又嘱托我：

“可别忘了阿，老康，买个小字典……呃，结记着呀！”

“可不会忘。”

“唉！要有个字典，多好啊！”他自己个感叹起来，并且拍了拍我的肩膀，停下来望我一眼。他们这一湾子的青年们，也不知道在甚么时俟，从区青救会主任那里，见到过一本袖珍小字典。又经过区青救会主任的解说，往后就差不多逢是学习积极分子，一谈起识字学习甚么的，就都希望着买个字典。可是，敌人封锁了我们，我为他们到处打听过，怎么也买不到，连好多机关里也找不到一本旧的；和我一个机关工作的同志，倒都有过字典，可是，他们不是早送给了农村里来的干部，就是反“扫荡”中弄丢了……

走在我们前面的小毛驴，迎面碰上了一头叫驴，它两个想要靠近亲密一下，不觉不三不四地挤碰起来；那个叫驴被主人往旁边拉开，就伸着脖子“喔喔……”嗥叫。拴柱跑上去拉开了牲口，我们又往前走。好大一会我们都没说甚么；忽然，拴柱独自个“吃吃”笑了声，脸往我肩膀头上靠了靠，眯着眼问我：

“老康，你真的还没有对象么？”

“我……我……我甚么时候骗过你？”我领会了他的话，不自觉地脸上一阵热，就很快地说。“我捉摸你可准有了吧？”

“没，没，可没哩！”他的脸“唰”地红了，忙向旁边避开我，低下脑瓜子笑了笑，机灵地吆喝他那牲口去了。这时我才忽然注意上他：原来他今天穿了新棉袄，破棉裤脱下了，换了条夹裤，小腿上整整齐齐绑了裹腿，百团大战时候他配合八路军上前线得的一条皮带，也紧在腰上，头上还包了块新的白毛巾。没有甚么大事，他怎么打扮起来了啊？他比我还大一岁，今年二十二了哩！照乡村的习惯，也该着是娶媳妇的年岁了啊！莫非他真有个甚么对象，今儿个要去约会么？我胡乱地闪出这么些想法，就跑上去抓住他的肩膀：

“拴柱，你可是准有了对象吧？可不能骗……”

“没，没，可没哩！”他脸上血红，忙把手上的鞭子“拍”地击打了一下，牲口跑走了，他才支支吾吾地说：“快……快……呃，眼看到啦，紧走两步吧！”

真个，不大会儿，进上庄村了，我就忙着收拾房子。我从陈永年家院里出来，去牲口上取行李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拴柱忽然那么忸忸怩怩：他又要给我把行李扛进去，又不动手，等我动手的时候，他可又挤上来帮我扛；他好像是在捉摸着要不要进这个院子似的，还往院里偷望了两眼，最后倒还是帮我把行李扛进去了。

房东老太太嚷着：“来了么？”就颠着小脚进了屋子，手里拿了把笤帚，一骨碌爬上炕，跪着给我扫炕。房东小孩靠着门边怯生生地往屋里望了两眼，一下就发现我挎包上拴着的大红洋瓷茶缸，就跳进来，望我一眼，我一笑，他就大胆地摸弄那茶缸去了。我跟拴柱都抽起了一锅旱烟，只有拴柱好像周身不灵活不舒展了，把刚抽了两口的烟拍掉，一会儿又取下头巾擦擦汗，一会儿叫我一声，可又没话……我无意地回眼一望，才发觉门口站了两个青年妇女。

那靠门外站的一个，是我昨天见了的，见我望她，就半低了头，扯扯衣角，对我轻声说了句；“搬来了呀？”靠门里的一个，年岁大些。望我笑笑，还纳着她的鞋底。我又望望拴柱，他把头巾往肩上一搭，说：

“我……我走…”

“你送他来的么？”

我还没开口哩！可有谁问拴柱了；是靠门外站的那个妇女，这会儿，她把门里那个往里挤了挤，也靠进门里来了。

“我……我赶集去，顺道给同志把行李捎来的！”

“你们认识么？”

他两个谁也没回答我，都笑了笑，拴柱又取下毛巾擦汗。那个小孩这会儿才转过身来说：

“他是下庄青救会主任，我知道！姐姐你说是不是？”

“是就是呗！”那个纳底子的妇女随便说了一句。

老太太扫炕扫完了，翻身下地，拍打着自己的上衣，跟我聊了两句，就问开拴柱：

“你是下庄的么？下庄哪一家呀？是你送这位同志来的么？……”

“人家是下庄大干部哩！青救会主任，又是青抗先队长！”门口那个年轻妇女，代替拴柱回答她娘；她仰起脸来，可又望着院子里说：“娘，集上捎甚么不？”

“你爹才去了嘛，又捎甚么？”

“人家也赶集去呀！”

“对，我……我得走了……”

拴柱说着，猛转过头朝那年轻妇女“闪”地一下偷望过去，就支支吾吾走了。当他走到房门口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年轻妇女脸一阵红，脑瓜子低得靠近了胸脯；我也看见拴柱走到院子里，又回头望了一眼，而那个年轻妇女，也好像偷偷地斜溜过眼珠子去，朝拴柱望了望。纳底子的妇女这才愣了身旁那个一眼，推着她走了。

人们都走了，我慢慢地摆设开我的行李和办公用具。连个桌子也没有啊！只小孩给我搬来了个炕桌。不一会，老太太抓了把干得挺硬的脆枣，叫我吃，一边又跟我拉开了闲话。

趁这个机会，我知道了：这家房东五口人，老头子五十岁，老太太比她丈夫大三岁，小孩叫金锁，那两个妇女是姐妹俩，妹妹叫金凤。老太婆头发灰白了，个子比较高大，脸上也不瘦，黄黄的脸皮里面还透点红，象是个精神好、手脚利落、能说会道的持家干才。小孩十一岁，见了我的文具、洗漱用具、大衣等等，都觉得新奇，并且竟敢大胆地拿起我的牙刷就往嘴里放；他娘拿眼瞪他，他也不管，又拿起我的一瓶牙膏，嚷着往外跑去了：

“姐姐；姐姐！看……看这物件儿……”

下午，我开会回来，拿了张报纸，坐在门槛上面看。我住的是东房，西屋是牲口圈；北屋台阶上面，那两个妇女都在做针线活。妹妹金凤，看样子顶多不过二十挂零，细长个子四方脸，眼珠子黄里带黑，不是那乌油油放光的眼睛。转动起来，可也“忽悠忽悠”地有神；可惜这山沟里，人家穷，轻易见不着个细布、花布的，她也跟别的妇女一样，黑布袄裤，裤子边是补了好几块的，浑身上下倒是挺干净；这会儿她还正在补着条小棉裤，想是她弟弟的吧！她姐姐看来却象平三十子年岁了，圆脸上倒也有白有红，可就是眼角边、额头上皱纹不少，棉裤裤脚口边用带子绑起来了，一个十足的中年妇人模样；她还在纳她的底子。我看看报，又好奇地偷望望她们，好几次可发现金凤也好像在愉望我；我觉得浑身不舒展，就进屋了。

晚饭后，我忙着把我们机关每个同志的房子都看了看，又领了些零碎家什，回得家来，天老晚了；我点上灯，打算休息一会。那时节，我们还点的煤油灯，比农民家点的豆油灯亮得多，怕是这吸引了房东的注意吧！老太太领着金锁进来了，大闺女还是靠门纳底子，金凤可端了个碗，里面盛了两块黄米枣糕，放到炕桌上，叫我吃，一边就翻看煤油灯下面我写的字。我正慌忙着，老头子也连连点着头，嘻嘻哈哈笑进来，用旱烟锅指点着枣糕说：

“吃……吃吧，同志，没个好物件。就这上下三五十里，唯独咱村有枣，吃个稀罕，嘿嘿！”

我推托了半天，就问老头：

“赶集才回来么？买了些甚么物件？”

“回来功夫不大！呃，……今儿个籴了几升子黄米，买了点子布。”

“同志！说起来可是……一家子，三几年没穿个新呀，这会儿才买点布，盘算着缝个被子、鞋面啦、袜子啦，谁们衣裳该换的换点，该补的补点呗！唉！这光景可是‘搁浅’着哩！”老头子蹲在炕沿下面，催我吃糕，又一边打火镰吸烟，一边接着老太太的话往下说；

“今年个算是不赖哩！头秋里不是开展民主运动么？换了个好材长。农会里也顶事了，我这租子才算是真个二五减了！欠租嘛？也不要了！这才多捞上两颗。”

“多捞上两颗把，也是个不抵！”老太太嘴一翘，眼睛斜愣了丈夫一眼，对我说，“这一家子，就靠这老的受嘛！人没人手没手，净一把子坐着吃的！”

“明年个我就下地！”金凤抢着说了句。金锁也爬在娘怀里说了：

“娘，我也拾粪割柴火。行吧？娘！”

“行！只怕你没那个本事！”

“只要一家子齐心干，光景总会好过的！”

我说了这一句，就吃了块糕。金锁问他爹要铅笔去了。金凤忙从口袋里掏出根红杆铅笔来，晃了晃：

“金锁，看这！”

姐弟俩抢开了铅笔，老太太就骂开了他们。门口靠着的妇女嚷着，叫别误了我的工作；老头子才站起来。

“锁儿！你也有一根嘛，在你娘那针线盘里，别抢啦！”

锁儿跑去拿铅笔去了，人们也就慢慢地一个个出去。金凤走在最后，她掏出个白报纸订的新本本，叫我给写上名字，还说叫我往后有工夫教她识字：这么说了半天才走。我送到屋门口，望望回到了北屋的这一家子，觉着我又碰上了一家好房东，心眼里高兴了。实在说，下庄拴柱那房东，我也有点舍不得离开哩！

往后的日子，我又跟在下庄一样：白天紧张地工作，谁也不来打搅；黑夜，金凤、金锁就短不了三天两头地来问个字，或就着我的灯写写字。我又跟这村冬学讲政治课，跟这村人就慢慢熟识了。有的时候，金凤还领着些别的妇女来问字，她并且对我说：

“老康同志！你可得多费心教我们哟！要象你在下庄教……教……教拴柱他们一样！”

“你怎么知道我在下庄教拴柱他们？”

“我怎么不知道呀？”

另外两个妇女，不知道咬着耳朵叨叨了两句什么，大家就叽叽喳喳笑开来；金凤扭着她们打闹，还骂道：“死鬼！死鬼！”扭扭扯扯地出去了。

拴柱往后也短不了来。有一回，他来的时候，陈永年老头子出去了，老太太领着金锁赶着牲口推碾子去了。他还是皮带裹腿好装扮，随便跟我谈了谈，问了几个字，就掏出他记的日记给我看；那也是一个白报纸订的新本本，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本本似的，我一面看，一面说，一面改，并且赞叹着他的进步。这工夫，房东姐妹俩又进来了，拴柱可又好像满身长了风疙瘩，周身不舒展起来。

今天，姐姐在做布袜子，她靠炕边的大红柜立着，还跟往日一样，不言不语，低头做活。金凤是给她爹做棉鞋邦；她可嘻嘻笑着，走近炕桌边，看拴柱的日记：

“这是你写的吗？拴柱？”

“可不！”

“写了这么半本本了呀！”

拴柱好像不乐意叫金凤看他的日记，想用手捂着，又扭不过我硬叫金凤看。拴柱只好用巴掌抹了一下睑，离开炕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对金凤说：

“人家拴柱文化可比你高哩！”

“人家大干部嘛！”

“别说啦，别说啦！”拴柱把他的日记本抢走，就问金凤：

“你学习怎么样啦？也该把你的本本给我看看吧！”

“别着急！我这会儿一天跟老康学三个字，怕赶不上你？”

“拴柱，我说你怎么知道她也有个本本啊？”

我这么一问，拴柱脸血红了，就赶忙说开了别的事。后来，又瞎扯了半天，他又问了问我买小字典的事，就往外走。金凤追了上去：

“拴柱！你回去问问你村妇救会……”

下面的话，听不清，只好像他们在院子里还叽咕了半天。金凤她姐望了我一眼，又望了望院子外面，忽然不出声地叹息一声，也往外走。

“我说，你怎么也不识个字？”我无意地问了问金凤她姐，她又叹息了一声：

“唉，见天愁楚是不行，没那个心思……人也老啦！”

她对我笑了笑，就走了。这个女人有什么愁楚心事啊？她那笑，就好像是说不尽的辛酸似的……说她老么？我搬来以后，还见到过好多回，她和她妹子，和村里青年妇女们一道，说笑开了的时候，她也是好打好闹的，不过象二十五六子年岁呀！她……她很象个妇人了，她出嫁了吗？

那时节，是一九四0年，晋察冀边区刚刚在这年进行了民主大选举；八路军又来了个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中国共产党中央晋察冀分局，还在这年八月十三，公布了对边区的施政纲领二十条。冬学的政治课，就开始给老百姓讲解这“双十纲领”了。边区老百姓是多么关心这个纲领啊！我每回讲完了一条纲领以后，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晚上，金凤就要跑到我那里来，叫我再把讲过的一条给她讲一遍；她爹也每回来听，老太太和金锁也短不了来，连对学习是那么冷淡的那个房东大闺女，偶尔也来听听。他们一边听，有时候还提出许多问题来；讲到深夜，他们好像也不困。有时候金锁听着听着，就趴在娘怀里睡着了；有时候，他又会站在炕上，抱着我的脖子，一连串问我：“共产党是怎么个模样的啊？你见过共产党么？怎么共产党就这么好啊……”逢当这时候，坐在我对面的金凤，就要瞪着眼横她弟弟，直到老太太把金锁拉走了，她才又静静地望着我，眼珠子“忽悠忽悠”地转着，听半天，又趴在炕桌上在她的小本本上记个什么……

这是个平静的家庭。冬闲时节，女人们做针线，老头喂喂猪，拾拾粪，小孩也短不了跟爹去坡里割把柴火，老太太就是做饭、推碾、喂鸡。边区民主好天地，他家租种的地又减了租，实在说：光景也不赖啊！一个月里面，他们也吃了三两顿子白面哩！

可是，凭我的心眼捉摸，这个家庭好像还有点什么问题：一家子好像还吵过几回嘴。只是他们并没有大嚷大闹，而且又都是在屋子里嚷说的，我怎么也闹不清底细。我问过他家每一个人，大家可都不说什么，只金锁说了句：

“姐姐的事呗！”

“姐姐的什么事？”

“我不知道！”

有一回，我又听见他们吵了半天，忽然老头子跑到院子里嚷起来了。我忙跑出去，只见陈永年对着他家北屋，跳着脚，溅着唾沫星子直嚷：

“我……我不管你们这事！你们……你们自已个拿主意吧，我不白操这份心！”

说着，就气冲冲地往外走去，我问他，他也没理。北屋里干什么呢？谁抽抽搐搐地不舒展啊？我问金锁，他说是他大姐啼哭啦！我不好再问，只得回到屋子里发闷。

不过，他家一会儿也就没了什么，好了，又回复平常的日子，我也就不再发急了。

这一天，晌午我给妇女冬学讲了“双十纲领”，晚上，房东们早早地就都来了。我还有工作哩！我说明儿讲行么？大闺女却忽然跟平常不同，笑着说了话：

“就今儿个吧！你讲了我们就……”

“讲吧，老康同志！”金凤也催我，我只好讲。一看，老头子没来，我问了问他是不是要听？人们都说别管他啦，我就讲开了。

今天讲的是“双十纲领”第十四条。我隔三五天讲一条，讲的日子也不短了！这会儿，已经是腊月初，数九天气，这山沟里冷起来了，今天早上飞了些雪片，后来日头也一直没出来，我觉得浑身凉浸浸的；我把炕桌推开，叫他们一家子都上炕，围着木炭火炉坐着。房东的大闺女，把手里的活计搁在大红柜上，但不上炕，站在炕沿边，低头静听。老太太的眼一直没离开我，我说几句，她就“呵！呵！”念道着；金凤可有好多问题。今天我讲的是关于妇女问题的一条：妇女社会地位啦、婚姻啦、童养媳啦、离婚结婚啦……金凤就一个劲儿问；“怎么个才算童养媳啊？为什么男二十女十八才叫结婚啊……”她姐姐，也不时抬起头来，偷偷地望我。

外面忽然刮起一阵大风，“呜——呜”地刮着，我的房门没关严实，突地被刮开了，炕桌上的煤油灯火苗也晃了两下。爬在我大衣里面睡着了的金锁，往我身边更紧地挤了挤，迷胡地哼着：“娘，娘……”我的窗子外面，可好像有个什么老头子被风刮得闷咳了两声。我忙问是谁，金凤也突然叫了声：“爹！”却没人答应。房东大闺女关了门，我又说开了。

今天说的时间特别长，金凤的问题也特别多。他们走了，我实在累了，但还不得不开了个夜车，完成了工作。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胡乱吃了点饭，出去开了个会，回来，房东家已经做午饭了。房东大闺女在北屋外面锅台边拉风箱，屋子里，老太太好像又跟谁在嘀咕什么。只听见大闺女忽然把风箱把手一推，停下来，对屋里嚷：

“娘！你那脑筋别那么磨化不开呀！眼看要憋死我了，又还要把金凤往死里送么……你，你也看看这世道！”

屋里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见。我这两天工作忙一些，也没心思留心他们的事了。

我们机关里整整开了三天干部会。会完了，我松了口气；吃过早饭，趁天气好，约了几个同志，去村南球场上打球。就在那道口上，忽然看见陈永年老头子骑着牲口往南去。我好像觉着这几天他心眼里老不痛快似的，而且差不多好几天没跟他说话了！这会儿，就走上去问了问他：

“上哪去？”

“嘿嘿，看望个亲戚！”

看他那模样，还是不怎么舒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打了会子球，回到家里，刚进院，房东大闺女就望着我笑；金凤忙扯着她姐姐的衣角，打她姐姐，她姐姐可还对我笑，我也不自觉地笑起来，问是怎么回事，金凤可低着头跑进屋里去了。金锁问我：“你们这几天吃什么饭啊？”他大姐也问我：“明儿你们不吃好的吗？”我说：“这些天尽吃小米！”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又问这？我还是不知道。房东大闺女这几天不同得多，老是诡诡谲谲地对我笑；而金凤，见了我就低着头紧着溜走了。一句话也不说，也不问字了，也不学习了，连冬学上课的时候，我望她一眼，她就脸红：这才真是个闷葫芦！

第二天，我见全凤捉了只母鸡在杀，又见她家蒸白面馒头：这出了什么事？而且，这一天金凤更是见了我就红着脸跑了，她姐姐还是望着我笑。我憋闷得实在透不过气来。下午，老太太忽然拖我上她家吃饭去，我吓得拚命推辞，她可硬拖，金锁也帮她拖。我说：

“那么着，我要受批评哟！”

“批评！你挨揍也得去！特地为你的，有个正经事哩！”

我红着脸，满肚子憋闷，上了北屋。屋里，炕桌擦得净净的，筷子摆好了，还放了酒盅，金锁提了壶热酒过来，老太太就给我满酒。我慌乱得话也说不出，可忽然听到窗子外面锅台旁边，两个女人细声地争吵起来了：“你端嘛！”“我不！”“你不端拉倒！又不是我的事情！”“吃吃吃”一阵不出声的笑，象是金凤她姐。又听见象金凤的声音：“我求求你！”“求我干什么？求人家吧！‘吃吃吃’……”“你个死鬼！”于是金凤脑瓜子低得快靠近胸脯，端了一大盆菜和馒头，进来了；她拚命把脸背转向我，放下盆，脸血红地就跑了，只听见外面又细声地吵笑起来。

老太太硬逼着我喝了盅酒，吃了个鸡腿子，才把金锁嚷出去，对我说开了话：

“那黑夜你不是说过么，老康？这会儿，什么妇女寻婆家，也兴自个儿出主意？两口子闹不好，也兴休了……呃，你看我又忘了，是……是兴离婚么？唉！就为的这么个事！你……老康，你不知道我是好命苦哟！”

老太太隔炕桌坐在我对面，上半身伸向我，说不两句，就紧着扯衣角擦眼睛；刚擦完，我见她的眼泪又“扑簌扑簌”往外涌。她狠狠地闭了下眼睛，就更俯身向我说：

“我那大闺女，十六上给了人家，到如今八年啦！她丈夫比她大十岁，从过门那工夫起，公婆制的她没日没夜地受，事变啦，还是个打她哩！饭也不叫吃！唉……别说她整天愁楚得不行，我也是说起来就心眼痛哩！闺女，闺女也是我的肉啊！”

老太太又啼哭得说不下去了。我可吃了一惊：那个女人还只有二十四岁！我问了：

“她什么工夫回来的？”

“打年时秋里就回了，不去了，婆家年时来接过一回，往后就音讯全无，听说她男人还……唉，还瞒着人闹了个坏女人哩！可怎么会想到她？她也发誓不回啦！婆家又在敌区的！”

“那就离婚呗！条件可是不差甚呀！”

我心里头早被这些情由和老太太的啼哭闹得发急的不行，老太太可又说：

“老康，不，先说二闺女吧！大闺女闹下个这，二闺女差不大点也要闹下个这！金凤嘛，今年个十九罗，十四上就许给人家了呀！男的比她大七岁，听说这会儿不进步，头秋里闹选举那工夫，还被人们斗争来哩！那人嘛我也见过，呃……你，你吃吧，老康！”

她又给我满上酒，还夹了一大块鸡肉：

“人没人相没相的，不务庄稼活，也是好寻个人拉个胡话，吃吃喝喝。听说也胡闹坏女人哩！头九月里，也不知道他赶哪儿见着我金凤一面，就催亲了，说是今年个冬里要人过门！金凤死不乐意，她姐也不赞成，我就一个劲儿拖呗：拖到这会儿，男家说过年开春准要娶啦！你说，老康，这，这可怎么着？唉，我这命也是……”

“那可以退婚嘛！”

“你说怎么个？”

“不只是说定了么？这会儿，金凤自己个不愿意。男的年岁又大那么些，要是男的真个不进步，那也兴退婚，也兴把这许给人家的约毁了呀！”

“那也兴么？”

“可兴哩！”

老太太眼一睁，嘘了口白气，象放下块大石头似的，又忙叫我喝酒。我喝了两口，也松了松劲，朝门口望望，见门槛上坐的好像是老太太的大闺女，半扇门板挡了，看不怎么真。忽然，我又发现我背后的纸窗外面，好像有个什么影子在偷听，就忙回过头望，于是那个人影子赶紧避开了；我又回过来给老太太说话，可好像觉得窗外的影子又闪回来了。我想起了那天黑夜，为什么我讲到离婚的时候，金凤她姐直愣愣地看着我。而“双十纲领”上是没有提到退婚这件事的，我也忘了说；金凤那黑夜直到走的时候，还好像有个什么问题要开口问可又没开口的……

“老康，我家计议着就先跟金凤办了这事，回头再说我大闺女的。那离婚，不是那条领上说兴的吗？自打那黑夜，我大闺女可高兴了哩！她那个，慢着点子吧！唉！那黑夜，你看，你又没说金凤这也行的！闹得咱们家好吵闹了一场！”

老太太抿着嘴，好像责备我，可又笑了。

“你想：结了婚还兴离，没结婚的就不兴退吗？”

“咱们这死脑筋嘛！唉……说是说吧，我可还是脑筋活泛着点，我老头子可就是个不哩！这不是，争吵得他没法，他出门去打听金凤男家那人才去了哩！呃，等他回吧！”

“行！没问题！只要有条件，找村里、区里说说，就办了。”

院里，两个女人又吱吱喳喳吵闹开了。金锁进屋来，他娘抱他上抗吃饭，我就硬下炕走了。我走到院里，金凤她姐拍着巴掌笑起来；我叫她们吃饭去，金凤脸血红的溜过我身边，就紧着跑进了北屋。她姐对我笑了笑，追着她妹子嚷：

“哈，兴啦，兴啦，兴啦……”

往后，他们一家好像都高兴了些，只是陈永年老头子回家来以后，还是不声不响，好几天没跟我说话；我只见他每天在街里，不是蹲在这个角落跟几个老人们讲说什么，就是蹲在那个角落跟村干部讲说什么。不多日子以后，村干部们又跟我说过一回金凤的事，并且告诉我：金凤那男人着实不进步，还许有问题哩！又过了几天，我从村干部那里打听到，区里已经批准金凤解除婚约了。我回到家里，又问了问金凤他姐，她也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她并且说：等开了春，她也要办离婚了哩！

想不到这么一件小事，也叫我高兴得不行，我并且也不顾金凤的害躁劲，就找她开玩笑了。这么一来，金凤倒变得一点也不害臊了，又是认字又是学习的，并且白天也短不了一个人就跑到我屋子里来，有时候是学习，有时候可随便来闹一闹。我觉得这不很好，又没恰当的话说，就支支吾吾地说过几句；这一来，金凤她姐就冲着我笑了：

“哟！老康同志，你也害臊咧？”

“你是领导我们老百姓教育工作的呀！你也封建吗？”

我不觉也红了脸。好在这么一说，往后金凤白天也不来了，晚上来，也总是叫上她娘、她弟弟，或是她姐，或是别的妇女们同来，这倒是好了。

日子过得快，天下了两场雪，刮了两回风，旧历年节不觉就到了。这天上午，我正工作，忽然，拴柱跑来了。他大约有二十来天子没来过了吧！今儿个还是皮带裹脚打扮，脑袋上并且添了顶自己做的黑布棉军帽，手上还提了个什么小包包。

“没啥物件，老康，这二十个鸡蛋给你过年吃！”

我真要骂他！又送什么东西啊！他把日记本交给我看，一眼见到我炕桌上放了一本刚印好的“秧歌舞剧本”，就拿去了：

“哈！正说是没娱乐材料哩！这可好了！”

我工作正忙，就说今天没时间看他的日记。他说不吃紧，过两天他再来拿。房门外，是谁来了，拴柱就跟外面的人说开了话：是金凤！两个人细声细气地说什么啊？后来还同到我屋子里，两个人靠大红柜谈着。可惜我埋头写字去了，一句也没听。

过了年，拴柱来得更勤，差不多三五天、七八天总得来一回。每回来，总是趁我晌午休息的时候，一进院子就叫我，我走出去，叫他送来，他又不肯进来；他总是在院里把日记给了我，或是讲说个什么事，就急急地走了。后来，我并且发现：白天，金凤姐妹俩总坐在北屋台阶上作针线的；每回拴柱来了，金凤马上就进北屋去了。他俩好多日子没打过招呼、说过话的；我可迷糊不清了！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村里面可是谣传开来，说金凤和拴柱自由咧，讲爱情咧……我问金凤她姐，她只说，

“他们早就好嘛！这些日子，不知道怎么个的，我问金凤，她也不说。你问问拴柱吧！”

拴柱也不跟我说什么，当我问到这，他只红着脸，笑笑，叫我往后看。

往后。村里面谣言更厉害，村干部和我们机关的同志还问起我来了。我知道什么啊？我只知道：拴柱还是不断来找我，问学习什么的，也不进我住的屋子，也没见他跟金凤说过半句话！他一来，金凤又赶紧上北屋去了。再说别的嘛，只是我发现：这些日子金凤也短不了出去。有一回，金锁忽然从外面急急地跑进来，大声嚷着：

“啊啊……二姐跟拴柱上枣树林里去了啊，啊……”

“嚷什么哩？”老头子向金锁一瞪眼。金锁又说：

“我见来着麻！”

“你见，你见……你个狗日的！”

老头子踩着脚，就跑进北屋，乱骂开了。我拉过金锁问，也没问出个什么情由。只是村里谣言还很重，老头子陈永年脾气好像更大了：好多日子也没跟我说过什么话，还短不了随便骂家里人。但是，金凤来了，他可不骂金凤，只气冲冲出去了。

天气暖和起来，开春了！杨花飘落着，枣树冒出了细嫩细嫩的小绿叶，也开出了水绿水绿的小花朵朵，村里人们送粪下地的都动起来了。这天后晌，我吃过晚饭，也背了个铁锹，去村西地里，给咱们机关租的菜园子翻地。傍黑，我回来的时候，一个同志找我谈谈问题，我们就在地边一棵槐树下坐着，对面不远，大道那边，日头的余光正照在我们住的院子门口。那门口外面，一大群妇女挤着坐着，在赶做军鞋，吱吱喳喳地闹个不止。忽然我见拴柱背着个锹，从大道北头走来，我记起了他还有一亩山药地在上庄北沟里。正在这当口，我房东家门口的妇女怕也是发觉了他，都赶紧挤着扯着，没有一个说话的，而且慢慢地一个个都把小板床往大门里搬，都偷偷溜到门里坐去了。拴柱忽然也周身不舒服似的，那么不顺当地走着，慢慢地，一步一个模样。门外面只剩下金凤一个人了，她好像啥也不知道，楞楞地回头一望，就赶紧埋下脑瓜子，抿紧嘴做活。我撇开了身边那个同志，望着前面，见拴柱一点也没看见我，只是一步一步地硬往前挪脚步：直到他走过那个大门口好远，要拐弯了，才回过头朝门口望了望，又走两步，又停下来回头望；他停了好多回，也望了好多回；而大门口这边，我明明看见：金凤从埋着的脑瓜子下面，硬翻过眼珠子，“忽悠忽悠”地也直往前面望哩！

这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下庄找拴柱去了。

拴柱还没起来，他娘、他哥、他嫂迎着我，一边给我端饭，一边说：

“他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闹的！一句话也不说，身子骨老是不精神。说他有病吗，他说没，见天吃过饭就下地里闷干！”

“不要紧，我给他说说就行的。”

我拉拴柱起来，吃过饭，就跟他一道下地。我们坐在地边上，我问他：

“怎么个的？干脆利落说说吧！”

他可一句话也不说。我动员了好久，他还是闷着个脑瓜子，我急了，跳起来嚷着：

“你怎么个落后了啊？你还是个主要干部哩！”

他这才对我笑笑，拉我坐下，说了一句：

“干脆说吧，我早就想请你帮个忙哩！”

“那还用说？一定帮忙嘛！你说吧！”

“我跟金凤早就好罗！我俩早就说合定了的哩！”

“那怎么不公开？”

“笨人嘛！躁的不行，谁也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对谁们说！”

“这会子你们怎么老不说话了呀？”

“嘿……说得才多哩！”

拴柱一把抱住我的脖子，笑开了。我问他，他说，他每回上我那里去，就是去约会金凤的：他们都在枣树林僻静角落里说话。他每回到了我住的院子里，金凤就回北屋去，用缝衣裳的针给他作记号，要是针在窗子靠东第五个格子的窗纸上通三下，就是三天以后相会，通四下就是四天以后；在第七个格子上通三下，就是前晌，通五下，就是后晌。他这么说着，我可揍了他一拳头，仰着脖子大笑；他脸上一阵血红，马上把头埋在两个巴掌里，也“吃吃”笑。我跟他开了个玩笑：

“你们没胡来么？”

“可不敢！只象你们男女同志见面那样，握过手！”

我又揍了他一拳，他臊的不行，就做活去了。我向他保证一定成功，就回到他家。他娘、他哥听了我的解说，都没有什么意见。回到上庄，我跟房东老太太和金凤她姐说了，他们也说行。最不好办的，就是陈永年老头子了。晚上，我把他约来，很耐心地跟他谈了谈。他二话没说，直听到我说完，才开口：

“这事吧，我也不反对，反正……老康，我对你实说：咱们这老骨头，别看老无用啦，可这心眼倒挺硬，这死脑筋也轻易磨化不开的。嘿嘿，”他对我笑了笑，吸了口烟，“咱们这脑筋，比年轻人这新式脑筋可离着远点子哩！我跟我那些个老伙计们说叨说叨再看吧！你说行不？哈哈……”

这以后，事情还没有办妥，我可要下乡了。我把事情托给了村干部，又给区里青救会和妇救会写了封信，就往易县工作去了。

下乡时候，我还老惦记着这件事。好在，二十来天很快过去，我急急往回走。道儿上，在山北村大集上，无意中发现了一本从保定来的“学生袖珍小字典”，我马上买了。我很可惜：为什么这小字典只有一本啊！回得家来，金凤见了这，听说是小字典，就抢过去了。我急得不行，我说那是拴柱叫我买了一年多的啊！她可硬不给我，只问我多少钱；我一气，就不搭理她了。

两天以后，我汇报完了工作，村干部告给我：拴柱和金凤的事成功了！两家都同意，区里也同意，正式订了婚。我回到我住的地方，高兴地就直叫金凤。金凤跟她娘推碾子去了，她姐出来告给了我；我马上问她：

“金凤他俩订了婚么？”

“订了。我也离婚了哩！”

我欢喜得跳起来。她又说：

“他们前儿个换了东西。拴柱给她的是两条毛巾、两双袜子，还有本本、铅笔的。她给拴柱的是抢了你的那本小书，一对千层底鞋、一双纳了底子的袜子，也有本本、铅笔。”

“你们瞎叨叨什么哩？”金凤跑进来了。我大声笑着，拱着手给她作揖，她脸上一阵血红。她姐可从口袋里掏出条新白毛巾，晃了晃，给我送过来，对她妹子说：

“你这毛巾还不该送老康一条？我见老康回了，就拿了一条哩！怎么个？行吧？”

“那可是该着的哩！”她娘一进来，也就这么说。金凤从她姐姐手里抢走了毛巾，斜溜了我一眼，说：

“他有哩！后响拴柱来，白毛巾一条，还有我纳了底子的袜子也给他哩！那毛巾，比我这还好啊！”

金锁也回了。大家笑着，他就一边跳，一边伸着脖子叫：“呵，呵！”陈永年老头子一走进院，见了这情由，也一边笑着，一边跺着脚，嚷着：“嗨，嗨……”不好意思似地朝我们这边望望，紧着往北屋走去了。

1946年5月23日夜改作于张家口

康濯（1920－1991），湖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现代作家。原名毛季常，湖南省湘阴县（今湖南省汨罗市红花乡）人。代表作有短篇集《我的两家房东》、《太阳初升的时候》，长篇小说《东方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