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3 19:20
戴大夫(1887—1968)，戴大夫原名普送，清陶公社蒋僧桥人。1927年底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五、六月被推举为中共黄岩县委委员。他和林泗斋一起参加和领导了1928年的三娘庙减租斗争。1929年与西乡戴元谱一起领导反盐廒农民起义和1930年的葡萄坑武装暴动。1947年，他重新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带领地下武工队四处缴枪，扩大武装力量；并开展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抗丁、抗粮斗争。解放前，县委会议曾多次在他家召开，即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家一直是地下党联络站。解放后，他带领民兵四出剿匪，协助人民政府建立新社会的革命秩序，贡献很大。
戴大夫（1887—1968），原名戴普送,浙江省黄岩县东南乡蒋僧桥村人。戴大夫父亲早亡,祖上留下30多亩田地和4间房子,母亲带着他们兄弟两人务农为生,家境较为宽裕。
1927年秋，共产党员林泗斋带着党的使命回到家乡田际村，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他了解邻村戴大夫的为人,便特意找他谈心。他和戴大夫谈起农民苦情和社会的不公,指出要想改变这个世道,必须靠农民弟兄的团结和共产党的领导。一席话,说得戴大夫茅塞顿开,他感到这些新鲜道理说出了穷人的心里话,觉得从此有了解救农民的好办法。以后,戴大夫经常与林泗斋接触,并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经林泗斋的培养和介绍,1927年冬,戴大夫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蒋僧桥村建立了新桥地区第一个中共支部,由戴大夫任支部书记。当年5月下旬,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团省委书记曹晓时到台州巡视。到黄岩时,在戴大夫家召开全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成立了中共黄岩县首届县委,共青团首届县委亦同时成立。戴大夫被推举为县委委员。县委机关就设在戴大夫家。
7月上旬，早稻黄熟，临近收割。林泗斋和戴大夫秘密召集各村支部书记开会,决定第二天在三娘庙举行群众大会,然后进城游行请愿,要求黄岩县政府履行减租法令。不料,第二天当群众大会结束,请愿队伍准备出发时,他们得知黄岩当局已令军警封锁城门。为了避免无谓的伤亡,林泗斋和戴大夫决定取消进城请愿。
蒋僧桥、田际一带减租斗争的消息很快传到邻近各地。当时,温岭县下马湾村减租受阻,他们也想杀杀地主的威风,便向戴大夫提出支援。戴大夫就带领本村几名骨干分子,携带一支驳壳枪赶至下马湾,暗中将一名受地主雇用、向佃农强行收租的警察击毙,其他警察再也不敢为地主保镖,从而使下马湾的减租斗争得以顺利进行。
自林泗斋被捕、林冶脱党以后,黄岩县委一度处于瘫痪状态,革命形势趋向低潮,但戴大夫仍然隐蔽坚持。1929年5月,戴大夫被指定为黄岩临时县委委员。
会后，戴大夫和县委委员戴元谱受县委派遣，前往西乡山区。在当地原有武装组织的基础上,以10余名党员为骨干,吸收葡萄坑、田岙、半岭堂、决要等地20余名积极分子,在葡萄坑村正式建立了一支隶属于红十三军一团的40余人的武装游击队。同时,他们还把附近一些土著武装争取过来,结为同盟,壮大自己的力量。
9月11日，国民党黄岩县团防游击总队总队长蒋亨周带领100余人,星夜赶至葡萄坑进剿红军游击队。此时,红一团的李寿庆和戴珊正好率50余名红军战士到葡萄坑与戴元谱等会合。于是,他们率部分战士反击,战斗从12日清晨持续到中午,红军游击队英勇奋战,击毙2人,国民党军溃不成军,狼狈败逃。
1930年9月以后，反动势力疯狂反扑，白色恐怖笼罩全县。葡萄坑红军游击队把枪支埋藏起来,分散隐蔽。戴元谱又一次遭敌通缉,到处避难。从1931年秋起,黄岩县委与上级失去联系。1932年9月,县委书记杨云震被捕以后,黄岩地下党组织均失去领导或遭破坏。
在严重的危难时期，戴大夫隐居家乡，仍然从事秘密活动。有时戴元谱到他家避难,就会受到他全家人的多方关照。不久,戴大夫也遭到通缉,国民党兵经常到他家搜查,他也被迫四处隐蔽。
1936年，国民党兵又到蒋僧桥逮捕戴大夫，结果扑了个空，便将他的独生儿子戴贤吉(团员)逮捕入狱(至1941年日军占领黄城时逃出),并查封了他家屋门。从此,戴大夫背井离乡,只身避往上海,在一家地下党开的商店内做工。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他才返回故里。
1938年春,中共黄岩临时工委书记林泗斋通过个别鉴定,在新民乡首先恢复了戴大夫等人的组织关系,并建立了中共蒋僧桥村支部,由戴大夫任书记,他家也成了党的联络站。从此,戴大夫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县委书记林泗斋重视与保全、新民两乡乡长的统战工作,派党员和积极分子分别担任了田际、郑际和蒋僧桥三保保长,并在此基础上先后建立了田际(包括郑际)、蒋僧桥两个保队。
后来组成三保联防队，由郑仙球、戴大夫负责领导，这实际上成为党的一支由二三十人组成,拥有10多支枪的武装力量。他们保卫特委领导安全,帮助群众坚持减租,防止坏人敲诈抢劫,为党和群众做了不少工作。
1939年4月，中共黄岩县委在蒋僧桥召开首次党员代表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县委把这个重要会议的会场布置和接待、保卫任务交给了戴大夫。戴大夫想方设法将会议地址布置在一条船上,自己带领一些队员通宵站岗放哨,保证了20多位代表的安全,使会议得以顺利召开。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浙东共产党组织派应为民来到黄岩，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员作个别联络和考察工作。1946年下半年,经上级批准,恢复了戴大夫的组织关系,并在他家建立了党的联络点。戴大夫从此又焕发了革命青春。他在当地发展党员,坚持减租,接待来往同志,尤其在组织民兵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战争开始后，戴大夫将原来的联防保队逐步扩大，发展成为一支由党支部直接领导的民兵队伍。同时,他还积极帮助其他村庄建立民兵组织。
1948年，国民党为了内战需要，大肆征抽壮丁，一些乡保长和土豪劣绅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人民群众无比愤慨。戴大夫在中共椒路工委领导下,首先在蒋僧桥、田际一带,以民兵为骨干,充分发动群众,向反动政府开展抗丁斗争。他和各村约定,不论白昼黑夜,一村发现来人抓丁,立即鸣锣为号,各村男女老少携带锄头、刀枪,一齐前往阻拦,迫使国民党兵不敢动手。后来其他村庄见此法甚好,也都纷纷仿效。1949年1月28日(农历除夕),戴大夫在上级的指示下,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抗抽壮丁示威。这天晚上,蒋僧桥首先鸣锣,接着横街、路桥、洪家一带锣声齐响,群众手持枪械,聚集街头,高呼反对抽丁口号,锣声、喊声震天动地,乡保长和军警惊恐万状,从此再也不敢前去抽丁了。
黄岩解放前夕,为配合解放军的迅猛攻势,戴大夫率领民兵四处缴枪,他们在路桥、新桥、泽国一带收缴了地主、乡公所的枪支数百支,并控制了大片乡村政权。
黄岩解放后，年逾六旬的戴大夫革命锐气仍不减当年。当时,国民党残留在黄岩内地及一江山岛、大陈岛的反革命武装分子还相当猖獗,这伙海岛、内陆的反革命武装分子不甘心失败,疯狂地进行暗杀、破坏和颠覆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戴大夫不顾年高体弱,率领蒋僧桥的武装民兵,投入剿匪战斗。他们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集中睡在戴大夫家中,一旦发现匪情,就立即出动。
1950年3月16日拂晓，大陈匪军乘驻黄野战部队开赴山舟前线,沿海兵力薄弱之机,纠集400余人,分3路进犯金清。戴大夫听到枪声,立即率领蒋僧桥、田际民兵30余人,一路奔跑赶至金清参战。他们协同县大队第二中队和当地干部、民兵,打退了中路匪军的多次强攻,迫使该路匪军狼狈撤退。以后,戴大夫还曾多次率领民兵参加剿匪斗争。
经过两年的剿匪、镇反，终于安定了社会秩序。进入和平建设环境后,戴大夫没有居功自恃,而是主动让位给青年人,自己则在家乡的一个供销社工作,在普通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人民服务。1956年,组织上考虑他体弱多病,就让他退休回家。1968年11月13日,戴大夫在家中病逝,终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