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物理学启蒙教育的高中阶段，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甚至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物理学理论是怎样使人们构造起对实在的一种理解的？他在故乡的宾州大学第一次有一定深度地系统学习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时，立即就着了迷。对于戴维来说，走科学的道路已经成为了他不可逆转的选择，他决心把自己塑造成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以物理学的认识形式去探索实在的奥秘。

1939年，玻姆在宾州大学获得科学学士学位，随即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成了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博士生。当时，奥本海默领导着美国研制原子弹曼哈顿工程。玻姆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辐射实验室有关曼哈顿工程的研究工作。他最早从事的课题是弗化钠在电弧中的电离化研究，这是曼哈顿工程中分离U238课题的子课题。

1943年玻姆完成了关于中子－原子散射的理论研究，获得博士学位。这之后，他继续留在辐射实验室从事等离子体、回旋加速器与同步回旋加速器的理论研究工作。他在该实验室的大量日常工作是解决各种技术性问题。但他特别注重分析等离子体现象的物理机制。他发现，等离子体单个粒子是高度相关的。他率先认识到，等离子体理论为改进对金属电子理论的理解提供了许多实际可能性。因为他深信，用均匀分布的正电荷取代正离子就可以把金属描绘成一个高密度的等离子体。玻姆认为：在等离子体中库伦相互作用极大程度地组织化了（表现为电屏蔽效应与电磁振荡效应），因此，努力设计一种金属的等离子体理论，作为对于单电子金属理论的重大补充，是有价值的。

1947年，奥本海默举荐玻姆到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任助理教授，担任量子力学课程的教学，同时还给研究生开设等离子体物理学与高等量子力学讲座，并指导他们撰写学位论文。他与研究生潘尼斯合作，对于电子相互作用的等离子体描述所做的系统研究，就是在玻姆前期研究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他们首次用集体坐标描述电子相互作用的长程行为，用粒子坐标描述电子短程行为。在无规相位近似中，集体模式完全消除了对于个别电子的耦合，剩下短程相互作用的电子系统，则可以用微绕理论处理。他们引入的无规相位近似可视为一种时间相关的平均场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从原子的壳层电子到夸克物质的各种多体问题之中。

在普林斯顿大学，玻姆还指导了格罗斯、外斯坦和福德等其他学生在量子等离子体物理领域作其他开拓性研究。格罗斯写道：“……戴维其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神贯注于对于事物本性的平静和深情地探索之中。他与世无争，毫无狡诈。玻姆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来普林斯顿不久所做的一次等离子体物理学的学术报告。当时我正在寻找论文导师。戴维·玻姆以其独特的气派为学生选题提供了广袤的范围。显然，必须探索的问题域是巨大的。概念问题与实际问题的交织非常诱人和令人兴奋。

一般的论文是按进行中的纲要作简单的下一步。有机会做一篇内容比这多得多的论文是多么幸运啊！我努力作笔记，非常细心的写成讲稿。我把它交给了戴维。于是，他选定了我作为他的学生。我们在一起度过大量的时光。我们有时在黑板上演算，但主要是交谈，戴维无需纸笔也可以探讨理论物理。数学得心应手，有意义的结果水到渠成。”

玻姆早期对量子力学的理解受到玻尔互补思想的深刻影响。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就经常跟另一位悉心研究量子力学的博士生约瑟夫·温伯格讨论量子理论的哲学蕴涵。当时，玻姆自信是玻尔观点的支持者。他听从一位朋友的劝告，尚未去普林斯顿大学就着手撰写他的《量子理论》一书，试图从玻尔的观点来阐明量子力学抽象数学的内在物理意义，以达到通晓量子力学的目的。这著作于1950年完成。次年由纽约Prentice-Hall公司第一次出版，仍在继续重印发行。一般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量子力学教程之一。

它的主要优点是：对于量子力学数学程式背后的主要物理思想给出了清晰的阐述，并且相当详细地讨论了通常被别的教程所忽视的困难问题（例如量子理论的经典极限问题、测量问题以及EPR悖论等等）。这些问题仍是许多基础性研究论文的主题。特别是，玻姆当时就看到了量子力学的非局域性。他用自旋系统重新表述的EPR实验，不仅有利于澄清EPR悖论的实质性争端，而且启示人们用电子偶素衰变或光子联级辐射来设计实际实验。这些现已实施的实验，使这场物理的形上学辩论转化为技术性很强的硬物理学。

正值玻姆撰写《量子理论》期间，发生了玻姆生平中最不愉快的一系列事件。众所周知，战后冷战初期，美国有一段麦卡锡主义时期。这就是，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非美活动委员会跟美联邦调查局于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开展了一场清洗运动。这运动危及到了玻姆。1949年5月25日，玻姆被召到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听证室，要他就二战期间与他一道在伯克利辐射实验室从事曼哈顿工程研究的部分朋友和同事对于美国的忠诚问题做出证明，因为他们被无端地指控为共产党间谍或其同情者。

玻姆出于对自由的热情信奉，他拒绝作证。经过法律咨询，他决定乞求于美国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的第五修正案，该修正案（1791年批准生效）明确规定：“不能要求案情人物对自己的犯罪作证”。一年以后，他的申辩被驳回，美国联邦调查局以蔑视国会罪对玻姆提出公诉。庆幸的是，在等待法院判决期间，最高法院规定“如果本人没有犯罪，且证词是自陷法网，则不应强迫其作证”。据此撤消了对玻姆的起诉。此间，普林斯顿大学劝玻姆不要在校园内露面，这促使他以比预料早得多地完成了《量子理论》的撰写。

可是，玻姆刚完成此书，便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理解量子力学。他尤其不满意的是，书中并没有为独立的实在（例如，原子跃迁的实际过程）这样一个合适的观念留下地盘。于是他着手考察量子现象的另一种观点，那就是：如果一个波从某个源扩展开来，那么，另一个波必定汇聚于它被观察到的那个地方；这样，一个波以某种方式产生着另一个波…，新的波会扩展到电子将被观察到的那个地方。

当时，玻姆将他的书分寄给了爱因斯坦、玻尔和泡利。玻尔没有答复。泡利热情地称他写得好。爱因斯坦邀请玻姆到他寓所作深入的讨论。他们的讨论集中于批评量子力学不允许对于世界结构作任何理解。通过多次深入讨论，极大地强化玻姆这样一种信念：就物理学应该对实在做出客观而完备的描述而言，在量子理论中缺少了某种基本的东西。在爱因斯坦的直接激励下，玻姆对于是否可以找到量子理论的决定论扩展，变得极感兴趣了。这时，玻姆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合同期满，奥本海默劝他不要在美国找工作，以免麦卡锡主义充分得势后再遇不测。

1951年秋，经巴西朋友介绍，玻姆在巴西的圣·保罗大学获得教授席位。在那里从事量子理论基础与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果然不出奥本海默所料，玻姆在巴西期间，美国官方取消了他的护照，致使玻姆开始了流亡国外的学术生涯。

玻姆对于现行量力理论的反思，使他确信：我们实际上还没有达到量子理论的底层。他一方面接受了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不完备的观点，把探索对物理实在更精细的描述定为研究目标；另一方面采取了玻尔关于量子现象的整体性观点，强调微观粒子对于宏观环境的全域相关性，以协调量子力学正统理论的矛盾。这种兼收并蓄的作法使他得以避开冯·诺依曼关于隐变量不可能性的论证的制约，只按哈密顿—雅可比理论的要求，将薛定谔方程变形并赋以新义，便顺利发现了他关于量子力学的本体论因果解释。值得提及的是，这一发现是玻姆利用前往圣保罗大学任教前的一段间歇时间进行他所谓的“物理概念实验”的产物。

玻姆关于量子力学隐变量因果解释倡议的两篇论文发表在1952年《物理评论》上1。第一篇是针对单粒子系统的；第二篇则把因果解释推广到多粒子系统以及电磁场系统中。后者是为了回答泡利等人的非议而写的。当玻姆将他的第一篇论文预印稿向德·布罗意通告时才得知：他的倡议实质上是1927年索尔维物理学研讨会上德·布罗意曾提出过的导波理论。由于未能答复泡利的非议，又得不到对量子理论持反主流观点的爱因斯坦的支持，德·布罗意当时不得不放弃了它。现在玻姆受到了泡利的指责，说是“新瓶装老酒”，是早已被驳倒了的旧东西。玻姆的第二篇论文不仅正面抵挡住了正统观点的种种非难，而且，还把德·布罗意带回到了他原来的立场上。

1953年至1956年，玻姆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使得他的因果解释变的技术细节上无懈可击了。它不仅能导出正统观点所能说明的一切统计实验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免除了正统解释中跟量子力学迭加原理以及测量问题相关联的一切概念困扰。玻姆的量子力学因果解释的核心思想涉及两类变量：一类是粒子变量，它是有连续径迹的；二是波函数，它遵从决定论的演化方程（即薛定谔方程），不仅具有常规的几率幅含义而且决定着作用于粒子上的量子势。量子势是一切量子效应的唯一源由。当量子势远小于经典势时，量子粒子便退化为经典粒子。这样，玻姆首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自洽的、跟经典本体论相连贯的量子力学本体论思想。当时玻姆把量子力学描述完备的粒子变量视为量子力学的隐变量，而波函数视为量子力学的显参量。其实，粒子变量是直接显示于测量之中的，而波函数则隐含于量子测量之中。所以，这种因历史原因的用词不当被贝尔指出后，玻姆便放弃了“隐变量”一词，而把他的解释称为本体论解释或量子势因果解释。

在他发表量子力学隐变量因果解释论文前后，玻姆一直力图说服爱因斯坦相信他的解释。1953年2月4日玻姆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感谢您给我寄来将在玻恩纪念文集中发表的论文（这就是著名论文<上帝是不掷骰子的>”，文中提到玻姆更加机智地发展了德·布罗意的原始思想；然而，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廉价的’）。您也许猜到了，我并不完全同意您关于德·布罗意和我所倡议的因果解释以及关于玻恩的通常解释所说的话。因为，如我在信中将要说明的，我并不认为玻恩理论实现了这样的条件，即作为一种极限情形，它包含了宏观系统的行为。”1953年2月17日爱因斯坦致玻姆复信写道：“十分感谢您对我的小文章的迅速反应。当然，我本不期望您同意我的观点，因为几乎没有人会愿意放弃一项他已经付诸巨大劳动的事业” 。

对此，玻姆于1953年2月复信写道：“无须说，我仍然不同意您的意见，我认为这并非出于不愿意放弃一项投入巨大劳动的事业。事实上，您也许记得，在写完一本论量子理论的寻常解释的书之后，当提供了使我信服的论据之时，我就放弃了这种解释。可是，我现在认为，您的这些论点并不像以前的、有助于我考察量子理论因果解释可能性的那些论据令人信服。”经过一番辩论，爱因斯坦与玻姆的交锋大为缓和。1954年10月28日爱因斯坦答复同月18日玻姆的另一封信中写道：“……从来信中得知您身体很好，并且得知我们的努力（指让玻姆的评论文章与爱因斯坦的前述论文在玻恩纪念文集一道发表）似乎是成功的，感到非常高兴。跟您一样，最近几年我的大部分努力花在完备的量子理论上。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离问题的完满解决还相当遥远。”

1955年秋，玻姆离开巴西，前往以色列任哈法大学技术学院教授。这是玻姆生涯中最艰难的岁月，虽然，在他流亡期间，能得到挚友与学生们给予的精神支持与安慰。但是在量子理论领域中，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潮已经先入为主地占据了统治地位，一般物理学家已经对于物理学理论基础的研究不再感兴趣了。因此，他的关于量子理论的新见解受到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的冷遇。当时他深感缺乏与同行们磋商的机会。就在玻姆处于最艰辛的时刻，幸运地遇到了莎娜·沃尔夫逊小姐，她写道：“我第一次遇见戴维时，他义无反顾地去真诚地看待每一件事情的巨大勇气，深深打动了我。他随时准备正视现实，不论结局如何”。玻姆与莎娜与1957年在以色列结婚。

在其学术研究处于近乎孤立的境况中，玻姆从未停止他对于科学真理的追求。他的著作《现代物理学中因果性与机遇》，就是他在巴西与以色列期间撰写的。这本书已有法、俄、德、日、中等多种文字的译本，其原版在继续印刷了25年之后，1984年又以新版发行。玻姆在这本书中倡导并雄辩地阐述了一条崭新的自然哲学观点，即决定论与统计的机遇律是自然定律的单一结构的两个侧面，这个定律结构要比这两者更深入，更具综合性。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建议把量子因果解释中得到的径迹视为亚量子力学层级上一种更深过程的某种平均效果。在这亚量子力学层级上存在一种遵从新型因果律和新型统计涨落的结构实体。玻姆反对一切形式的机械论，提出了自然的无穷性观念。他在强调宇宙中事物的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多质性的同时，又强调宇宙事物的整体性。他认为：“基本实在就是存在于变化过程中的事物的总体。……这个总体是囊括一切的。因此，它的存在、它的意义以及它的任何特征都不依赖于它自身之外的任何别的东西。就这种意义而言，变化过程中的事物的无穷整体是绝对的。……变化过程中事物的总体只能借助于抽象序列来表征，而每一个抽象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有限条件下及适当的时间间隔内才可能近似有效。这些抽象之间有着许多可以合理地被理解的关系。因此，它们代表着处于相互倒易关系之中的种种事物；每一个用某一具体抽象所表述的理论，有助于界定用别的抽象表述的不同理论的有效域。”

1957年，玻姆离开以色列来到英国，从1957年到1961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威尔逊物理实验室的研究员。在那里，他接纳了一位有才华的研究生阿哈罗诺夫，他们卓有成效地工作，研究过许多重要问题。其中对物理学主流研究影响最深远的是关于对电磁势在量子电动力学中的地位的系统研究2，他们首次证明了即使在没有电场与磁场的区域内，电磁势对于电荷仍有效应。物理学共同体称之为AB效应。

1961年秋，玻姆获得了跟他的声望相称的学术职位，成了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理论物理教授。虽然，在这之前，美国政府已经撤消了对他的一切指控，并最终允许他返回美国本土。但是玻姆教授选择了伯克贝克学院作为他继续从事量子理论、相对论与当代哲学问题研究的归宿地。

60年代初，杰克逊和潘尼斯组织编辑了一套《物理教学笔记与增补丛书》。这套丛书具有处理问题清晰、坚实、新颖等特点，是大学物理专业高年级学生喜爱的读物。玻姆为这套丛书撰写的《狭义相对论》于1965年出版。跟他的《量子理论》一样，玻姆的著作以注重物理概念的清晰和强调物理观念和物理理论的整体性，而有别于同类主题的许多其他专著。

1983年秋，玻姆教授从伯克贝克学院物理系退休，成为伦敦大学退休名誉教授。退休后，他仍然关心并指导伯克贝克学院物理系由他开创的关于量子理论与相对论的基础研究。此间，玻姆的学术观点和科学思想在各学术界获得愈来愈多的认可、理解与支持。在玻姆70岁寿辰时，由海利与皮特主编的纪念文集《量子蕴涵》问世。撰稿人跨越物理学、哲学、生物学、艺术、心理学等众多领域，包括一些当代最卓越的科学家。它是一部研究玻姆思想及其影响的重要文集。

从60年代后期开始，玻姆从量子势及量子整体性的本性出发，认为有必要从根本上重建我们的实在观。他领悟到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于物理学惯用的、以事物可分性假设为基础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述给予根本的改造。他想要抛弃传统的连续时空中的粒子与场的观念，而以结构过程观念取代之。他称基础层次上的结构过程为完整运动（holomovement），而物理学所讨论的东西（包括时间、空间、粒子与场等等）则是这种完整运动的亚稳与半自洽的种种表现。

从完整运动概念到玻姆的隐缠序观念，只需跨越很小的一步。这里值得提到三个动因。首先，追溯到玻姆与印度哲学家克里什纳默蒂在60年代的交往。这位东方哲学家的著作《第一与最后的自由》提到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不可分的观点，正好是量子理论的论题，引起玻姆的强烈共鸣。不过，克里什纳默蒂指的是精神的整体。玻姆由此领悟到量子理论中的情况与精神中的情况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他从东方哲学家那里获得了逾越物理学去探索人类意识的真谛的巨大力量。于是，一位西方物理学家和一位东方哲学家很快成为了探索实在（包括物质与精神）的整体序的学术挚友。

其次，要提到的是唤起玻姆灵感的一个实验。这是BBC电视台播放的由英国皇家研究所安排的墨水—甘油实验：在一个特制的广口瓶内装有一个由其顶部的手柄操纵的可旋转的圆柱体。在玻璃瓶与圆柱体之间的狭窄空间内盛满甘油，再从瓶的上方滴入一滴墨水。当玻姆注视着手柄旋转操作时，他猛然发现黑色墨水已“卷入”到浅色的粘滞甘油之中，散开得几乎化为乌有了。接着手柄反转，好像变戏法一样，原先的墨水滴又重新出现了，它是从甘油中“拓展”出来的。玻姆看到时，竟惊呼起来“好啦，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此后，墨水滴—甘油实验就成了他解释他的隐缠（卷入）与显析（拓展）序理论的一种形象化比喻。

再次，对于卷入—拓展观念最有意义的促进因素，也许来自量子力学的格林函数方法。因为这方法以准确的数学形式表达了前后时刻的波函数信息的卷入—拓展关系。由于格林函数方法可以代数化，所以，玻姆认为，描述隐缠序所需要的基本数学将涉及矩阵代数。

玻姆的上述思想先以两篇论文形式发表，后收集在玻姆的第4部著作《整体性与隐缠序》之中。这部力作是他在60年代和70年代里，探索整体的（普遍）实在与特殊的意识的本性的产物，代表他的自然哲学思想的新发展。玻姆雄辩的证明：科学本身要求一种新的、不分割的世界观。因为，“把世界分割为独立存在着的部分的现行研究方法在现代物理学中是很不奏效的。……业已证明：在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中隐含的宇宙整体性观念，对于理解实在的普遍本性会提供一种序化程度极高的思维方法。

在伯克贝克学院物理系，玻姆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他的同事海利博士的充分理解与支持。自70年代开始，海利成了玻姆的亲密朋友与合作伙伴。他们在量子理论与相对论基础研究中有效地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此间，玻姆在海利的协助下，指导他们的研究生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将早期的量子势模型应用与双高斯缝、一维势垒（势井）散射以及自旋测量等具体情形中，通过计算机仿真数值计算，给出了这些情形中量子势与粒子径迹的空间分布。这工作是由皮里普的斯与丢德倪具体实现的1。他们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拨开笼罩物理学大半个世纪的“波粒二象性”迷雾，使人们能直观地把握量子实在的本质特征。第二个方面的重要工作是他们对于量子力学本体解释的重新表述。在新的表述中，量子势的形式特征得到了强调，致使量子势因果解释能较好地推广到相对论领域和量子场论的情形之中。后一工作是卡罗叶若的博士论文主题。

玻姆—海利关于量子力学的本体解释，是跟玻姆的隐缠序观念相适应的。在他们看来，在非相对论量子力学因果解释中，作为显析序的粒子变量受到作为一级隐缠序的信息场（即量子势）的调控；而在相对论量子场论的因果解释中作为一级隐缠序的场变量则受到作为二级隐缠序的泛涵信息场（即超量子势）的调控。在玻姆看来，隐缠序是不可穷尽的。

这里，我谈谈玻姆教授对我的影响与教诲。我在青年时代就酷爱理论物理学，对于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颇感兴趣。玻姆的The Causality and Chance in Modern Physics一书深深地迷住了我。我很快把它译成中文，译文经秦克诚修改后，于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有幸于1980年初到伦敦大学从师玻姆教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谦和慈祥、思维敏捷。我在自我介绍中，对未事先得到同意就翻译他的著作一事深表歉意。他宽宏大度，而且，高兴地告诉我，他的书已有德、俄、法、日四种译本。我当即把中译本赠给他。他非常高兴，随手就从书架上取出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题名赠我。根据我的情况，他建议我去帝国学院物理所听Isham的《代数拓扑》，去国王学院听Taylor的《量子引力》，这使我能更深入地理解玻姆的物理学思想。我发现：玻姆教授重视学术对话与交流，但不求闻达于社会；他作风严谨，生活简朴，爱好古典音乐。几片面包和一杯牛奶就是他的工作午餐。他基本上是步行上、下班，夫人在离校几里以外的停车场接送他。

第二年二月的一天，我在图书馆偶然读到A. Hooker的一篇论文《形上学与现代物理学》，很受鼓舞，于是产生了就物理学与物理实在的主题写一本书的念头。回到系里，顿时察觉到，一个完全的物理学理论应是一个四维体系，即理论基本概念的操作定义、理论的数学结构、理论的本体解释和理论的历史延拓。当时我很兴奋。未经预约就跑到隔壁玻姆教授的办公室同他谈了自己的打算。他对于我关于物理学作形上学的探究很感兴趣并表示支持，转身在黑板上写上metaphysics一个大字。他说：“形上学是处理事物第一原理的哲学分支。人们并不知道实在的终极本性，所以许多现代哲学家和科学家都反对搞形上学。

殊不知，形上学是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对形上学应采取一种正确的、开放的态度，应该不时地对旧有的形上学观念进行反思与修正，让更好的形上学观念取而代之”。他又在黑板上并排写上ontology, epistemology和 methodology三个大字，分别用线跟metaphysics相连，向我详细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玻姆的这番教诲对我尔后的工作有着潜在的影响。四个月后，我的手稿The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ies and their Unfoldment写成了。玻姆逐章逐节审阅，连文稿中丢掉的冠词他都一一填上了。我为他的这种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深受感动。就是在审稿期间，他的心脏病发作了。7月间就住院作了心脏血管搭桥手术。术后一周，我前往医院探望他时，玻姆夫人告诉我，玻姆教授已坚持自理与独立行走了。当他得知我要在12月份回国时，出院后立即继续审阅我的手稿。最后，在11月底，玻姆与海利一起，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为我的书写前言。回国后，玻姆和海利一直跟我保持联系，不时地寄来他们的新作以及重要论文的预印稿。恩师对我的教诲我永不忘怀。

普里高津（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获奖者）写道：“……无需枚举他对于现代理论物理的基本贡献；这些是科学共同体所熟知的。然而，戴维·玻姆独到之处在于他深深地卷入到认识论问题之中”。德·斯派格纳（法国理论物理和物理哲学家）写道：“爱因斯坦断言：物理学中最基本的东西不是数学，而是基础概念集。……在我们这一代物理学家中，戴维·玻姆显然是第一个用自己的例子来阐明爱因斯坦这一格言的深刻真理的人。许多人（包括我本人）是通过阅读他的1952年论文从一种‘教条的昏迷（康德语）’中觉醒过来的。但玻姆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告诫我们：不要从一种教条跳进另一种教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