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一场大水灾使得原本就难以维持的家庭生活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为了谋生，全家只好搬到亚特兰大市。在城里，父亲虽拼命的工作，但收入有限，家庭生活依旧非常拮据，腊斯克只能赤脚去上学。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不畏艰难的品性和渴望成功的志向，从小学的中学，他都是学校最优秀的学生。

年轻时的腊斯克曾一度想继承父亲的事业，成为一名传教牧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对军事产生了兴趣，梦想成为一名驰骋疆场的将军，这后来几乎成为现实。在中学时，他积极参加预备军官训练团的训练，4年后，他成了一名指挥亚特兰大预备役军官训练团所有部队的学生上校。到大学毕业时，他已是一个有着8年预备役军龄的预备役军官。这正是他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生涯中崭露头角的一个重要因素。

1925年高中毕业后，他希望能继续深造，无奈家庭收入有限，无力继续负担其学费，为了筹措深造的学费。腊斯克在亚特兰大律师事务所当了两年办事员，随后进入父亲曾经就读过的戴维森学院学习。1933年，腊斯克获得罗兹奖学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当他面试时，考官问他既然对国家事务感兴趣，为什么会在预备役军官团呆了8年？他的回答给了评审委员会以深刻的印象，他说：“这就像美国国徽上的鹰，一只脚爪里有几只箭，而另一只脚爪里有橄榄枝，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1931年腊斯克远渡重洋来到英国，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国际政治。 在英国学习的三年中，他一如既往，在知识的海洋中搏击，即便是30年代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恐慌也没能影响他的志向。除了在近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刻苦学习外，他还利用暑期到德国柏林大学等学校旁听，故而目睹了希特勒的上台。

1934年腊斯克荣归故里，受聘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米尔斯学院任教。由于学识渊博，工作勤奋。30岁时即被推选为学院的教务长，1937年6月9日，腊斯克与他的一个学生弗吉尼亚·福伊西结婚，婚后育有三个孩子。1940年，腊斯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法律学位。正当腊斯克的事业和家庭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1941年，随着德国在大西洋，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逐步升级，美国也一步步的走向战争边缘。在这严峻的时刻。32岁的腊斯克将政治使命和军事义务感融合到一起，毅然投笔从戎。起初他在旧金山担任上尉连长，没多久又奉命前往华盛顿州的第三步兵师报到，担任助理指挥官。紧接着他又被陆军情报部门看中，被调到华盛顿陆军情报部门工作。

腊斯克勤奋努力的工作态度是他在军队中平步青云。1943年，当他在堪萨斯完成必要的参谋训练课程之后，他立即被派往中印缅战区，担任该战区联合军总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副参谋长（主管情报），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进入后期的反攻阶段，美国的战争策略也逐渐由“先欧后亚”转变为“欧亚并重”。为配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战略反攻，中印缅战区有肩负着重新打通滇缅公路，解除日军对中国的封锁和牵制日军的重任。

腊斯克在战区新德里总部的两年，是他政治，军事和外交才能充分施展的时期。首先他作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相对缓和了史迪威将军与英国和中国将领之间的尖锐矛盾；其次，他的文学才能和军事才能使他起草的作战行动电报简明扼要，是五角大楼收到的军事电报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他还参与了1944年盟军暗杀蒋介石的“蓝鲸计划”。1945年，鉴于他在战争中突出贡献，腊斯克被授予美国总统颁发的荣誉勋章。

腊斯克突出才能逐渐引起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等人的注意。大战结束前夕。他被抽调回陆军部一个军政工作小组工作，该小组是为战争胜利做准备而专门设立的。他既要解决战争造成的各种破坏性问题，又要为战后世界面临的新问题做安排。军政工作小组实际上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身。腊斯克与从世界各地专门抽调而来的各种问题专家密切合作，工作既有成绩。为嘉奖其所作的特俗贡献，陆军部授予他一枚橡叶勋章。

战后他本想继续留在军界，实现自己的将军梦，但他众多的上司都希望他能在政府部门发挥更大的能力。1946年他以上校军衔退役。随即进入美国国务院，在马歇尔国务卿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两年。负责联合国相关事务工作。他时刻以老上司的准绳为准绳，以马歇尔的为人作为他做人的目标。

1949年杜鲁门再次就任美国总统，腊斯克被受新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邀请，被任命为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仅仅三个月，他就被提升为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大陆垮台后，美国的东亚政策遭到国内保守势力的严厉批判，1950年腊斯克自告奋勇第向艾奇逊表示，他宁愿自降一级去当分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种自愿背黑锅的行为确实使艾奇逊感动不已。

他上任不到两个月，朝鲜战争爆发，腊斯克极力主张美国出兵朝鲜。他还利用自己在联合国的特殊关系，促成联合国通过决议干涉朝鲜，此外，他还建议美国总统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他还在任内和约翰·杜勒斯一起同日本谈判日美和平好安全条约，1952年共和党取得大选胜利，杜勒斯出任国务卿，他推荐腊斯克接替切斯特·L·巴纳德出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腊斯克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九年，直到肯尼迪在1961年成为白宫的新主人，授命他组建国务院而已。

1960年12月的一天，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会正在弗吉尼亚威廉斯堡进行年会。正在主持会议的腊斯克受到一股来自首都华盛顿的长途电话，是新当选总统肯尼迪打给他的，约他第二天早上去华盛顿会面。回到会议桌旁的腊斯克询问肯尼迪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顾问，基金会理事鲍尔斯：“你认为他找我去谈什么？”鲍尔斯在一张便签上写到：“他将请你去当国务卿。”

这是腊斯克第一次听说自己可能成为美国新一任国务卿。这次会面没多久，肯尼迪正式任命他为国务卿，1961年1月宣誓就职。这项任命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客观的说，论才华与资历，他并不是国务卿的最佳人选；论交情，他与肯尼迪家族从不往来。腊斯克之所以能被选中，首先应感激艾奇逊等人的举荐。不过，大多数人认为，新总统最终同意由腊斯克担任他的国务卿，是因为“肯尼迪自己想当国务卿，”不喜欢找一个具有过分独立见解的权力欲的国务卿，而腊斯克各方面都似乎符合肯尼迪的设想。

腊斯克在肯尼迪国务院工作三年的经历证明，彼此的合作基本上令人满意，国务卿恭谦有礼的举止，沉默寡言的风格和埋头苦干的精神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唯一令肯尼迪失望的是，他领导的国务院似乎缺乏必要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而且在紧要关头，总统无法得到国务卿的真实想法和理性的帮助，难怪有人把国务卿形容为“录好音的通告。”

然而不管怎么说，腊斯克是总统外交方面的代理人，在肯尼迪时期仍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柏林危机期间，他为维护西方盟国在柏林的权利，不辞辛苦穿梭于美苏与盟国之间，他为保持美国在欧洲的特殊利益，缓和盟国之间的矛盾长期奔走，他还就核试验和裁军等问题和苏联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腊斯克被公认为美国有史以来出国访问最多的国务卿。

肯尼迪在外交决策上赋予白宫特别助理马克斯韦尔·D·泰勒上将，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司法部长，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和军事官员更大的权限，猪湾事件和越南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对于猪湾登陆，腊斯克是国务院知情人，他不赞成这项计划，但总体最终相信了中央情报局的理由，造成了肯尼迪执政时期最大一次外交败绩。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腊斯克支持进行外交努力。作为国务卿，腊斯克赞成使用军事行动来与共产主义斗争。但对美国干涉越南事务表示强烈怀疑，他坚持美国的卷入应以南越吴庭艳政权做出改革为前提。但总统最后还是采用了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

腊科斯总以温顺的默认对待其他政府部门和军方任意超越国务院权限的行为，以至于他自己在外交中的地位无足轻重。一般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与其生性和观念有关，腊斯克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外交官，深信武力的威力，他固执的认为，国务院的使命只是在确立了军事优势之后，去负责谈判一个靠得住的和平。他是冷战初期成长起来的老一代外交家，已经无法适应多变的社会了。 除了反对共产主义外，腊斯克继续实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念援助发展中国家，并支持低关税政策以促进全球贸易发展。

在自传中，腊斯克回忆与肯尼迪总统关系并不好，几次提交辞职申请，但都被退回。约翰·F·肯尼迪遇袭后，腊斯克向新总统林登·B·约翰逊提交辞职申请。约翰逊挽留了腊斯克，因为两人都来自贫穷落后的南部乡村，这两人还成为好友。但这并不能阻止这位来自德克萨斯的总统对功名利禄和权势的追求。加上肯尼迪领导班子那批狂妄自大的成员继续占据着政府和白宫的位置，所以，腊斯克在外交上的地位与肯尼迪时期大同小异。

腊斯克任然是总统外交政策的经办人。他除了为约翰逊全面卷入越南战争的错误和1965年出兵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罪行辩护外，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大的成就。1966年2月，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命令所有美军离开法国。约翰逊总统令腊斯克向戴高乐询问是否埋葬在法国的美军士兵遗体也必须离开，腊斯克在后来的自传中回忆说戴高乐并未予以回应。1967年，腊斯克再次提出辞呈，原因是其女佩吉计划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名黑人工作人员盖伊·史密斯成婚，但约翰逊总统没有批准。越南战争耗尽了他的精力、雄心和威信，甚至在他离任后，还受到人们的谴责。一名记者在评述他的是非功过时感叹地说。迪安·腊斯克所做的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他是朝鲜战争时期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第二，这件事谁也记不得了。后人只记得他是美国任期最长的”二流国务卿。”

1969年，腊斯克获得西尔韦纳斯·塞耶奖和总统自由勋章。1970年至1984年，腊斯克在佐治亚州阿森斯的佐治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