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先生认为，关于葡人入据澳门年代的可靠记载，应当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和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嘉靖三十二年说的主要根据是万历年间郭粱的《广东通志》的，说法：“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时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薮矣。”嘉靖三十六年说主要是根据16世纪来过中国的葡萄牙海盗商人平托的《旅行记》的记载，说1557年，广州官吏因本地商人的请求，将澳门给与葡人。两种说法的时间相差四年，这是由于葡人从贿赂海道副使汪柏，被允许入濠镜澳居住，搭盖蓬累数十间，到用砖瓦木石建成永久性房屋，中间经历了四年的过程。从嘉靖三十二年起算，着眼点放在事情的开始；从嘉靖三十六年起算，着眼点放在事情的归宿。两说都没有错误。

葡萄牙殖民者自17世纪以来，竟然在他们怎样入据澳门的问题上，无中生有地宣传葡人为中国政府赶走海盗，中国政府把澳门给他们作为酬劳的谬论，以掩盖其占据澳门的实质。近代西方的“澳门史专家”如蒙塔尔托、布拉加和汉学家高第、伯希等人，则推波助澜，把谣传说成信史。戴先生对于澳门历史上的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就它有什么原始资料根据、所根据的资料是怎样来的、是否可靠、海盗首领是谁、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谁代表中国政府把澳门给了葡人、有什么凭证等问题逐一进行考证，揭露葡萄牙殖民者和耶稣会士企图以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葡人协助广东当局镇压柘林海兵起义事件，作为其在嘉靖三十六年占据澳门的理由，结果演成事迹、时间、人物方面矛盾百出；从而澄清了在葡人怎样入据澳门的问题上所存在的混乱。

十年浩劫开始以后，戴先生与其他老一辈专家学者一样，难逃抄家的厄运。值得庆幸的是，几经艰难搜集来的近两百万字的澳门史资料没有被抄走。1970年，戴先生从干校回来，在图书馆关门、科研工作停顿的情况下，利用早已搜集的近百种中外文资料，对《明史·佛郎机传》进行全面的探索考核，钩沉抉微，写成《〈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一书。这部考释性的学术著作，今天已经成为研究早期澳门历史的必读书。但在那芳荃寥落、荆棘遍地的年代，作者对这部书并不抱有出版的奢望，只是想把有关澳门早期历史的资料整理出来，供后人参考。为此，他在书稿的扉页，用工整的毛笔字加上“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史料”的副题。对一种学问或课题的研究，难能可贵之处，不在于当它成为显学或热门时能够为它锦上添花，更不在于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去赶热门；而在于当它的重要性还未被发现时，能够坚持不懈地研究下去。戴先生对澳门史研究的执着追求，正体现了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戴先生在考察明朝嘉靖年间葡萄牙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情况的同时，还注意到当时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同葡萄牙殖民者有一定关系的倭寇海盗。把倭寇海盗的活动，同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政府推行的海禁政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嘉靖年间倭寇海盗发生的原因及其特点，阶级成份等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在此基础上，于1976年写成《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尽管学术界对书中一些观点尚有不同看法，但此书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80年代以来，国内外研究澳门史的学者日益增多。戴先生以多年研究的成果，为这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著作《〈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和《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也由澳门星光出版社出了单行本，港澳报刊和国内学术界都称他为澳门史专家，他对此深感不安，他说：“声闻过情，学者耻之。对未研究过的东西，我一无所知。对研究过的东西，我也只知道一点点。”

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研究热潮，戴先生不顾年事已高、身患多种疾病，继续在澳门史研究上辛勤耕耘。直到75岁高龄，他还借助一部英语的葡文语法书籍在学葡文，希望能够直接利用葡文资料；并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力争写成一部贯通明清两代的《葡萄牙占据澳门史》。遗憾的是，这部著作由于戴先生的逝世及其他原因，至今未能完成。

戴裔煊先生一贯务实求真，置名利于度外。他的学术生涯是一位爱国学者的生涯。他为澳门史研究作出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