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译著《敖德萨故事》面市

旧作《日出之前》将再版———

“人家都说您译的蒲宁是最好的。”

“谬赞！谬赞！”

“有人说，仅凭您翻译的‘巴别尔’，您就可跻身大翻译家之列。”

“巴别尔？他的书，我都是在厨房间翻译出来的。”

———这位曾把帕乌斯托夫斯基、蒲宁、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巴别尔等重量级俄罗斯作家带给中国读者的人，就是年过七旬的翻译家戴骢。

自述：敬重“左琴科”

我带着敬重翻译的，是左琴科。敬重，主要源自他的身世。

他青年时代曾患过精神忧郁症，希望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来寻找精神忧郁症的根源。为此，他写了《日出之前》，从童年时期开始回忆，从这里面去寻找精神忧郁症的根源，或者说探讨。但心理问题的探讨，总归要牵扯到人生之大遇。他毫无掩饰地把心理活动也写出来，尽管这些心理活动很正常也很纯洁，但后来成为了他获罪的理由之一。

这部小说遭批判以后，他的夫人说，他被吓破了胆。一些好朋友一下子就成为敌人。前苏联那个时候吃饭要用粮票。他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后，就没有饭吃了。妻子是他的女秘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没了。靠侄子一个人的“定量”过日子。

约到上世纪40年代，其他作家才提出恢复他作协会员的身份。重新入会以后，他的生活稍微安定了一些。有个英国大学生代表团访苏，提出要见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阿赫玛托娃来了，左琴科在前苏联作协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后也来了。

英国的代表团问及早先苏政府关于他们批判的决议是否正确，阿赫玛托娃说是正确的，便相安无事。左琴科说不，说不能同意这个决议，还说如果同意这个决议就不是苏维埃人。一阵批斗过后，他自己主动脱离了作家协会。

又过了些日子，一个出版人找到他，左琴科正干着皮匠活儿，在那里修鞋子。找他的人说要出版他的文集，左琴科说，什么文集啊？谁写过文集？然后就继续做他的皮匠活。

我翻译他的作品时，热泪盈眶。为一个率真的人这样的遭遇，更为他那份自己保存的完整的人格。

专访 厨房是我的工作室

2005年岁末，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蒲宁文集》，蒲宁重要的诗歌、游记及短篇小说一并收入，还有他一生所写的四部中篇和唯一的长篇。“长篇《阿尔谢尼耶夫的青春年华》，也是在家里的厨房间翻译出来的。”戴骢告诉记者。这个老头，缘何有在厨房翻译的“癖好”呢？

“出版社分了我两套房子，两个外孙女占领了我的卧室；老伴身体不好，两度重病，死里逃生，来了点打麻将的小爱好，把我另一个房间给占了。”那套空着的房子，也来了“闯入者”。“她反客为主，占了房子，还要遥控整个家庭怎么运转。”———“闯入者”是他的女儿，出国后回上海任外企驻华代表。

最后，戴骢“选择了厨房间，就在厨房间的桌子上搞神圣的、我自以为神圣的文学翻译事业”。他对记者如此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一边是孩子的吵闹声，一边是我太太的麻将声，在吵闹声和麻将声的交响之下，我开始翻《敖德萨故事》。”

在他看来，“厨房间很亲切的，这是我战斗过无数次的地方。厨房间很温暖，有热水器、有煤气灶。灶头是很重要的。在俄文里面，灶头代表着家庭、代表着生活、代表着生产、代表着生命。要洗手很方便，喝茶，斜对面就是饮水机。一平米见方，这逼得我尽可能少地去找参考资料，也是发挥我潜力的办法。我真担心，别哪天把我从厨房间拉出去，我一本书也翻不出来。”

被忽视甚至被蔑视的角落我会去那里找一找

1933年，戴骢生于苏州。其祖父早年曾留学日本，外祖父是苏州最早的自由党派创始人，他俩都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因工作需要常转战南北，中学时代的戴骢就接触到俄罗斯文学。他原名戴际安，戴骢是笔名，取字“青骢马”。“一种很普通、很平凡的马，但它能吃苦耐劳。希望我在文学翻译的路上也是这样。”上世纪50年代，“让我们搞文学翻译，是领导对我们的赏识。他给你一个选题，你回家去翻吧，翻出来后拿一笔稿费。对于翻译什么，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除非你是已经非常有名的翻译家。”

接着，“文革”的浩劫来了。此前，出版社的资料室是不对普通员工开放的。但在“文革”后期，资料室根本没人管。整天闲云野鹤、无所事事的戴骢，经常进去转转。“里面有许多内部读物、欧美报纸杂志，乃至原版的当代外国文学书籍。”就在那儿，他“邂逅”了蒲宁。“我浑身为之一震。原来俄罗斯现代文学中，除了卓娅、舒拉、保尔、奥列格之外，还有我所未曾见到过的世界，还有我所未曾读到过的把人作为人来描写、细腻地触及人性因而令人回肠荡气的小说。”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戴骢说，自己的文学翻译事业，这时候才真正开始。“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编辑，他可以把他的知识和见解化为选题、化为出版物。”戴骢翻译了蒲宁的短篇小说《中暑》和《从旧金山来的先生》，同时又译介了长期被前苏联批判的爱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

戴骢说，他只“翻译自己愿意翻译的作品”，只翻译他“引为同类作家的作品”，并且尽力译好。走过那一特殊历史阶段，他所认为的教训就是，要研究和同情被人家损害的人。“翻译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蒲宁的东西，是反思的结果，试图探讨真正的人性是什么。国人和前苏联人遗忘的角落、忽视的角落，甚至被蔑视的角落，我会去那里看一看、找一找，看能否觅得值得被介绍的东西。”

记者手记

天下大归大，每人一隅，够了

译散文集，别人说这集子意义不大，他觉得在理，便放弃。

译讽刺小说，完成一半，逢前苏联解体，意义不再如初，他就此罢笔。

出版社邀他翻普希金长诗，被拒绝。“要翻普希金，那我青年时代起就要好好学，品味他的精髓，再去找汉语诗的表现方式。可前面的工作我没有做。拿本字典，就别人三种译本，取长补短，就变戴骢的了？”

翻译之余，也写写杂文。别人劝他写下去，再加上“译后记”弄本集子。他没干。“兜售自己的作品？不好意思。”

出版社给他的稿费，他视作是给孩子们的冰棍钱。总有缘由，让他放弃“冰棍钱”。但他无憾：“好不容易有了自己选择的自由，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

改革开放前，工人一月工资30元，他几个月译一部书便可稿费上千。那个年代，他不怀念。“宁可不要经济上的优越，也要翻译上的自由。”

如今，虽被尊为翻译大家，稿费最高也不过千字八十。“稿费标准，受多方面制约，恐怕不是我们单相思可以解决的。”他打趣说，“文学翻译者是弱势群体，但能作为群体存在就很好。怕就怕，前面那个‘弱’字还在，但‘势’没了。乐队里，吹唢呐的人，谁不知道自己是跑龙套的，但他喜欢啊。”只要出版社肯出他翻译的书，只要读者愿意看，他就满足。

除了文学，戴骢也不知道自己还喜欢什么。“我喜欢机械，但只会破坏，不会创造。”钟不走了，只要他拆，忙活半天，零件准还是散的。

文学作品中，“几十年如一日”的喜好，是《聊斋》。“每天睡觉前，都要和美丽的狐狸精见个面。”他戏言，妻子肯让他每晚看《聊斋》，是因为自己给了妻子打麻将的空间。“天下大归大，每人一隅，够了。”

“人总是失去一些，得到一些。”戴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