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他任第二团团长。老钱柜地处汤旺河上游，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部200多人在此驻扎，是第六军建设后方基地和开展游击活动的重大障碍。第六军领导研究决定由他任前线指挥，拔掉敌人这个据点。3月18日，他率手枪队趁伪森警熟睡之际，冲入营房，活捉中队长以下百余人。同年6月初，他任第四团团长，开辟汤西根据地。9月初，他率部捣毁了伪汤原县兴农合作社设在西北沟周家烧锅屯的出荷粮仓。9月下旬，六军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他仍任第四团团长。11月夏云杰军长牺牲后，他任六军代军长。1937年2月，正式任六军军长。同年5月初，为了配合西征部队转移，他决定袭击汤原县城。 他任命冯治纲为前线总指挥。5月18日1时30分，六军四师二十八团和西北沟、太平川参战群众600多人，在内线接应下，激战3小时，终于攻克县城。攻克汤原县城战斗，震动了日伪统治中心，日伪军纠集2.5万兵力，妄图把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部队压缩到三江地区“聚歼”。为打破敌人“围剿”，同年7月初，他率六军700多名指战员西征，穿越小兴安岭原始森林。20多天后，到达绥棱县八道林子，与先遣队胜利会师。8月中旬，他在八道林子召开六军师、团两级干部会议，研究西征部队行动方向。他主张返回汤原，次年春再返松嫩平原。8月下旬，他率领西征部队返回汤原，即陷入日军的重兵包围之中。为此，他受到北满省委的批评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戴鸿宾在访谈录中说：“省委有人批评我把部队带回来没有事先请示省委。当时我无法在几千里地和省委联系……” 之后，他又率六军投入反“讨伐”的斗争。

1938年2月4日，他率领部队攻打萝北县城肇兴镇，久攻未果。由于敌人援兵越来越多，他率部于当晚退入苏联境内。过境后，戴鸿宾被苏方扣押，部队被遣送新疆。1939年7月，他从苏联返回东北。1940年5月，他任抗联第三路军十二支队队长。

1940年9月11日，他率部攻打肇州县丰乐镇后，支队在转移时因汉奸告密被500余名日伪军包围。在激战中，部队被打散。戴鸿宾负伤，身边只剩十余人，处境十分险恶，已不具备生存条件。戴鸿宾凭多年抗战经验认为，“东北游击战争只有等待时机再起，等八路军来东北，日本鬼子一定会失败。当前抗联已进入最艰苦时期，应保存生命，等待大事变的到来“。于是，他与战士商量分散隐蔽。因他尚未恢复党籍，还在受批判又没有军事决定权，大家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此时日本关东军正悬赏万元捕杀他。戴鸿宾想到自己随身携带的经费不能落入敌人手中，自己才29岁，还要为党做工作。他深感无助，极度痛苦，万般无奈之下艰难地选择了离队潜伏。他改名高新生，辗转隐居沈阳市。1945年10月，戴鸿宾找到了进驻沈阳的东北局领导冯仲云，如实地汇报了自己离队潜伏的情况。随即党组织派人对戴鸿宾进行调查，审查认为戴鸿宾“确在沈阳一带安分守己，没有做破坏革命的事情”。戴鸿宾把埋藏在炕洞里的六十余两黄金上缴东北局。东北局领导彭真和陈云分别与其谈话，充分肯定他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并代表东北局任命戴鸿宾为三江人民自治军副司令员兼三江专员公署副专员、合江军区副司令员、第五支队司令员等职，同年10月15日戴鸿宾重新入党。从1946年2月初开始，他率部与兄弟部队配合，经艰苦战斗，终于将东北四大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方友及所部全部消灭。

1947年3月，他到北安军政大学东北抗联研究班学习。1948年5月，他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吉林省林务局副局长。1949年9月，任吉林省公路局局长。1950年末，因抗美援朝急需汽车司机，他决定省公路局出资东北币8亿元(旧币)，开办一所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培养出若干名汽车司机，支援抗战前线。1951年后任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和林业厅副厅长。1963年12月，调任吉林市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哈尔滨群众组织找到戴鸿宾挖掘抗联某些干部的“罪行”。为保护陈雷等同志，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地应对。因无终止的“检查、证明、交代”带来的冲击和迫害， 戴鸿宾旧病复发，于1968年3月28日逝世，终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