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在1918年3月卸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后，被任命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后更名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此期间，他负责红军的组建和指挥工作，成功构建了一支能够有效抵御外国干涉军和国内白军威胁的红军。在战争策略上，托洛茨基主张利用旧军事专家的经验，并反对游击战术，这些策略对于红军在战争中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1919年冬季，托洛茨基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领域，前往乌拉尔地区指导当地经济工作。次年2月，他提出了《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提纲，警示了粮食征收等政策可能对农业生产造成的负面影响，并警告这些政策可能导致的全国经济生活瓦解的风险。然而，这一建议并未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

1920年，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承担起恢复交通运输工作的重任。他采用了军事化的管理手段，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深刻认识到军事手段在恢复工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同年11月，他向中央全会提交了《工会及其今后任务》提纲初稿，这份提纲引发了关于工会问题的广泛讨论和深入思考。

1920年代初，苏联正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 经历了长期的内战和革命，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凋敝。为了应对严峻的形势，以列宁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开始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反思，并逐渐意识到需要采取新的经济政策来恢复经济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然而，这一主张却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强烈反对。 托洛茨基是一位坚定的计划经济支持者，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虽然存在问题，但其集中计划的体制仍是正确的方向。他担心新经济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最终使苏联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捍卫自己的主张，托洛茨基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斗争。他在各种会议和场合上发表演讲，撰写文章，积极宣传他的计划经济思想。他还联合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对列宁的路线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上，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列宁凭借其威望和政治手腕，最终赢得了多数代表的支持，新经济政策得以正式实施。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期，苏联党内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主要围绕列宁逝世后党的领导权及政策方向展开。1924年列宁去世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人共同执政，但随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逐渐加剧。斯大林派指责托洛茨基“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试图以“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并将其定义为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异端。

1925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对托洛茨基进行了严厉警告，并解除了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此后，斯大林通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和行政手段，逐步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托洛茨基则多次被边缘化，其政治影响力逐渐减弱。

然而，托洛茨基并未放弃斗争。他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结成“托季反党联盟”，公开反对斯大林的政策，并在党内外发表了大量批评文章和宣言。这些行动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警觉，并导致了对托洛茨基及其盟友的严厉打击。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阿拉木图，随后被逐出苏联。

托洛茨基于1928年1月被苏联政府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在流放期间，他并未停止政治活动，与全国各地的支持者保持通信，并为他们提供策略建议。同时，他继续撰写著作，其中包括《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基本原理的批判）》，持续对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进行批评。这些行为使他从反对派转变为被苏联政府视为“反苏维埃组织”和“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的成员。1929年1月20日，苏联政府决定驱逐托洛茨基出境。在流亡期间，他先后前往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岛、法国和挪威等地，并最终定居墨西哥。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受到了各进步团体的欢迎，并继续从事反斯大林主义的活动，撰写大量著作反对斯大林，坚持和宣传“不断革命论”。在墨西哥期间，托洛茨基明确表示不干预墨西哥内政，但在国际和苏联问题上，他积极开展政治活动，致力于成立托派第四国际。1938年9月3日，来自10个国家的30多名代表在巴黎成立了第四国际，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尽管托洛茨基在流放和流亡期间一直活跃于政治舞台，但他及其家人最终未能逃脱政治迫害的命运。1940年5月23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寓所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幸免于难。然而，不久后，苏联情报部门派遣的特工拉蒙·麦卡德尔用冰斧残忍地杀害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是计划经济的积极推动者，他常将经济问题归因于计划性的不足。他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不仅依赖于欧洲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还需要在此之前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合作，以利用它们的科学技术优势。

托洛茨基进一步指出，苏联经济中存在一个显著的矛盾：即工业的集中发展与经济的孤立状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苏联工业的集中化为该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另一方面，经济的孤立状态却限制了其充分利用全球经济资源的能力。这一矛盾是苏联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政治举措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托洛茨基作为苏联工业化的倡导者，提出了以高速度发展工业为核心的经济策略。他主张通过从农业中转移资金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加速发展，以满足苏联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托洛茨基认为，鉴于俄国工业的相对落后，若无法提供足够的商品满足居民需求和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可能会随之而来。

他进一步指出，加快工业化进程有助于遏制农村两极分化的趋势，从而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然而，他的这一主张也引发了关于资金来源和农业影响的广泛讨论。托洛茨基提出的工业化计划，即“超工业化”，旨在通过集中资源，实现工业领域的快速飞跃，以促进苏联经济的整体发展。这一策略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对后续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托洛茨基提出了在农村实行集体化的策略，主张以消灭富农作为起点。他认为，“工农联盟”的构建应当基于无产阶级对贫农和中农的领导，同时反对富农的立场。他客观分析到，农民并非一个同质的群体，而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下逐渐产生分化。其中，富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特性。

在农业合作社的建立上，托洛茨基建议以机械化劳动为基础，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合作社社员的劳动收益高于个体农民。这种经济上的优势旨在吸引农民自愿加入生产合作社，从而推动农业的集体化和现代化进程。托洛茨基的这一观点，旨在通过经济手段而非强制手段，引导农民逐步走向集体化，实现农村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托洛茨基在军事举措上的措施主要有重塑纪律、雇佣旧军官、建立军队的政治制度。

托洛茨基在处理背叛行为时，采取了严厉的立场，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如引入“人质法”和“什一法”来恢复军队的战斗力。这些措施是以前沙皇军队中为了处罚逃兵而实行的，其中包括命令逃兵排成队列，每数到第10个人就执行枪决。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迅速恢复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

1918年4月22日，托洛茨基向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雇用沙皇军官加入红军。他认为，为了红军的运作效率和战斗力，需要沙皇军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托洛茨基强调，仅凭革命热情和牺牲精神是不足以支撑红军的长期作战能力的。

然而，这个提案在党内引起了争议，特别是遭到了包括布哈林在内的领导人的反对。尽管面对这些反对，托洛茨基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不仅主张起用旧军队的成员，还认为赤卫队和游击队由于其游击作战的风格，可能不利于正规部队的改造和运作。因此，他坚持解散游击队和赤卫队，以确立集中统一编制的师团，从而加强红军的组织纪律和战斗力。

托洛茨基在建立红军后，为确保军队内部的统一与协调，设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该制度涵盖了从连级到总司令级别的各个层级。在这一体系中，政治委员这一关键职务主要由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骨干担任，他们承担着维护军队政治导向和士气的重任。

1918年6月，托洛茨基成功举办了首届政治委员大会，这一大会不仅为政治委员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平台，也进一步明确了他们在军队中的职责。政治委员们的主要工作包括提振士兵士气、强化他们对上级命令的忠诚度，以及维护军队内部的严格纪律。

为了防范沙皇军官在军事问题上可能形成的派系问题，托洛茨基发布了一项重要指令。该指令明确规定，任何军事指示或命令，若未经双方共同授权签署，都将被视为无效。这一举措有效地防止了沙皇军官利用职权结党营私，确保了军队内部各项命令的顺利执行和军队的整体统一。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托洛茨基被任命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在处理苏俄的和谈事务时，托洛茨基的基本策略是利用谈判作为革命宣传的平台，同时拖延谈判进程，以等待德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当德国人提出最后通牒时，托洛茨基认为，作为一个革命政权，苏维埃不应轻易在未经最后抵抗的情况下签署可能被视为屈辱的和约。他主张，应让全世界见证苏维埃政权是在敌人的武力威胁下被迫签署和约的，这样的情境可能激发西方无产阶级对各自国家政府的反抗。托洛茨基预测，只要德国军队对苏维埃国家发起攻击，德国的无产阶级就有可能会采取行动来推翻其资产阶级政府。

托洛茨基是苏联早期的重要革命家和理论家。在十月革命前，他提出了“不断革命论”，探讨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路径。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中，他主张“不战不和”的策略。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时，托洛茨基持反对意见，认为一国无法建成社会主义。

苏联发展停滞期间，托洛茨基建议实施新经济政策，并在经济困难时提出“工会国家化”政策。当新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分化时，他主张工业化和有步骤的集体化。被驱逐出境后，他批判斯大林官僚政治，提出政治革命思想，并组建第四国际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

托洛茨基与帕尔乌斯在1905年革命中共同提出了“不断革命论”，认为俄国虽处于民主革命阶段，但应由无产阶级领导，并在取得政权后迅速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强调需要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外部支持来维持俄国无产阶级政权。

在十月革命期间，托洛茨基迅速响应并坚定支持列宁的“四月提纲”，同时担任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亲自指挥了攻打冬宫的起义行动，为革命的成功作出了显著贡献。在随后的苏俄内战中，托洛茨基发挥了关键作用，创建了工农红军，并成功领导其抵抗了英法帝国主义的干涉以及白军的进攻，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建设阶段，托洛茨基前瞻性地提出了苏俄新经济政策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付诸实践。此外，他还撰写了《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和《工会及其今后任务》等著作，指出粮食征收等政策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关于工会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如此，托洛茨基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托洛茨基在世界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不仅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的关键缔造者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支共产党军队——工农红军的创始人和指挥官。他不仅展现了出色的外交手腕，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还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此外，托洛茨基在理论上也有着深厚的造诣，他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贡献和独到见解使他成为了一名卓越的理论家。在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以其独特的思想和领导才能，成为了左翼领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评价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美国著名托派领袖，也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办人的詹姆斯·坎农表示：“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的运动、新的教条，而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再生，就像它在俄国革命和第三国际初期所表现的和实践的一样。”

1976年，墨西哥城科约阿坎区维也纳大街21号，托洛茨基的故居被改为博物馆，门票三美元。这座占地500平米的宅院筑有四米高院墙，墨西哥市政局以“整旧如旧”为原则，多次拨款修复和保养，力求保持托洛茨基生前原貌。托洛茨基的旧属受邀参与修复指导，回忆物品摆放，确保每个细节都接近历史原状，仅替换少数朽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