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者胡应麟著《少宝山房笔丛》云：“雕本肇始于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他没有笼统地用“出现于隋唐时期”来概括，而用“始”、“扩”、“精”分别描述出不同年代雕版印刷产生与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令人信服。他能够作出如此细致的分析和判断，或许是因为考证了隋、唐、五代的雕版印刷实物。

事实上，扬州具备在隋代出现雕版印刷技艺的条件。当时扬州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陪都，其繁荣程度不亚于洛阳。尤其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扬州交通更加便利，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为雕版印刷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隋唐之际，雕版印刷术循两条不同的途径发展起来。一条是适应佛教传播，需要复制大量的佛像与佛经；另一条是民间坊刻雕印年历、经咒等民间生活用品。从某种意义上说，雕版印刷术的发展是佛教信徒为传播教义进行探索和实践的结果。而隋朝时，扬州佛教兴盛。开皇十一年（591年），隋炀帝在扬州城内设“千僧会”，拜天台宗创始人智顗为师，授菩萨戒，被奉为“总持菩萨”。这一年，扬州寺观猛增了十三座，为中国佛教史上少有之事，也使扬州佛经和佛像的需求量增大，单纯的手抄已经不能满足需要，雕版印刷应运而生和乘势迅猛发展，扬州雕版印刷史发展成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缩影。

雕版印刷为扬州历史文化重要特色之一。清代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展，刻印之书不可胜计，最值得一提的要数《全唐诗》，世称“中国雕版印刷第一书”。康熙年间皇帝命两淮盐政曹寅于扬州天宁寺内设扬州诗局，召集全国各地雕版印刷的能工巧匠前来效力，集中写刻印制，用将近两年的时间刻印完毕。《全唐诗》分装一百二十册，十二函。版式为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一个字，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全书写、刻、校、印皆精。工楷写刻，字体秀润，墨色均匀，用开花纸印刷，纸张坚韧洁白。康熙皇帝阅览进呈的样书后，大为赞赏，御笔朱批道：“刻的书甚好！”

清代扬州雕版刻印的书质量高，精品多，有学者认为金农刻本（1733雍正十一年）《冬心先生集》较《全唐书》更精美。或许从刻印的质量来看，《冬心先生集》的确较《全唐诗》更胜一筹，但笔者认为其历史文化意义远不可与《全唐诗》相比。因为《全唐诗》的刻印乃“钦定”，规模大，影响深远；《全唐诗》刻印较《冬心先生集》早近三十年，代表了当时雕版印刷最高成就，堪称雕版印刷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精湛、独特，在雕版印刷术基础上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与扬州有着密切的联系。活字印刷由毕升在宋代庆历年间（1040—1048）发明，由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梦溪笔谈》又以扬州州学刻本得以面世。由此可知，没有毕升，就没有活字印刷。没有《梦溪笔谈》，活字印刷就得不到流传。而没有扬州州学，

《梦溪笔谈》就不能面世。活字印刷术出现后，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由于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没有被活字印刷所取代。据《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载录，活字印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行后，扬州淮南书局随之影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以利于其更好保存。期间，扬州雕版印刷以空前辉煌的业绩跃居中国刻书名区之列。如今，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保护单位也积极致力于活字印刷技艺的传承、保护。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刻印社采用活字技术生产了大量线装书，如《唐诗三百首》《毛泽东诗词》《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周易》等，受到了各界的好评。

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方式按组织形式可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传承的特点各不相同。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大体也分为这三种形式，但传承更有序，表现更独特。

扬州官刻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扬州官刻规格高，规模大，持续时间久，影响深远，成果丰硕。正如前文所述，从官刻《全唐诗》时，扬州就聚集了全国各地雕版印刷的能工巧匠。但是《全唐诗》刻印后，这些优秀的编校、书写、镌刻、印刷人才，并没有离开扬州。因为从扬州诗局到扬州书局、淮南书局，历时百年以上，扬州官刻的书籍不计其数，那些全国雕版印刷的顶尖“高手”在扬州定居生活下来，在刻印书籍的同时，将他们掌握的技艺在扬州传承、发展。

坊刻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由坊主聘请相对稳定的雕版印刷艺人，集中于书坊内刻印图书，逐步形成某个书坊独特的刻印风格或在某个地区形成坊刻的流派。民国中期，扬州的陈恒和父子创办了“陈恒和书林”，从事刻版修版校印古籍，他们悉心搜集乡邦文献遗稿，辑刊《扬州丛刻》，尤为世人称道，被誉为扬州坊刻后起之秀。

清代扬州所刻书，家刻本占了大多数，令人赞美的精品也最多。经济富庶，文人大家辈出，是扬州家刻图书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扬州家刻图书主要有三类：一是扬州盐商刻本。扬州盐商中有一部分为商人兼文人，他们或为“博雅”之誉，或为益人济世，不惜重金收藏图书，招收名士，精心刻书，以雍正、乾隆间马曰琯、马曰璐兄弟最为有名，他们的刻本时称“马版”；二是“集著作家、藏书家、校勘家”于一身的刻书家刻本，这部分刻书是扬州家刻的主流。康熙间曹寅，在奉旨刊刻《全唐诗》等内府书籍的同时，又选刻家藏图书及自撰诗、词、文、传奇著作共二百八十二卷；三是写刻本。清代，扬州地区的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出现了一批“书画皆佳”的文人，如“扬州八怪”，他们亲自写样上板精刻，将书法运用到雕版印刷中，因而备受世人珍爱。康熙间，石涛刻印所著的《画谱》，就亲自手书上板付刻。这些由书画名家写样的精刻本，被收藏家奉为上品。

官刻、坊刻、家刻这三种传承方式对传播和传承扬州雕版印刷技艺，都曾起到重要作用，也为雕版印刷技艺提供了博大的传承空间。但清末以后，随时代变迁，这些传承方式走向了衰败，于是杭集扬帮成为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传承的主力军。杭集镇位于扬州南郊，清代以来这一带雕版艺人众多，以陈开良、陈正春、陈礼环、陈开华、王义龙、刘文洁、陈兴荣等为代表的“杭集扬帮”，写工、刻工、印工、装订工齐全，世代相承，在雕版印刷技艺日趋式微时，他们成为该传统技艺具有突出代表性而为数不多的现存者，在传承与保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维系该项绝技保持活态而不致湮灭的关键所在。杭集扬帮是一支拥有雕版印刷高精技艺的骨干力量，在他们走南闯北承接刻书业务的同时，将技艺也传播至各方，近代扬州刊刻印行的大部分雕版印刷作品，凝聚了杭集扬帮传人的心血和才华。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扬州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早在1960年春，扬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成立“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召集雕版印刷艺人六十余人，从事古版修版及刷印工作。为此，省有关领导部门专门发文征集省内藏版，又从浙江借调部份藏版，交广陵刻印社整理、修补、重印。几年内，征集到古版近二十万片，印行图书十余万册。“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护工作曾一度遭到破坏，刻印社也被迫撤销。1978年，广陵古籍刻印社在各级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得以恢复，于扬州凤凰街重建社址。召回部分专业人员，培养了一批新人，使雕版印刷工艺流程全面恢复，修补、印行了大量古版图书，还新刊刻了《里堂道听录》等一批新版古籍，为扬州雕版印刷史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被海内外誉为“江苏一宝”，乃至“全国一宝”。

2002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在刻印社的基础上建立了广陵书社，使其能利用古代雕版工艺，出版雕版、影印古籍及仿真复制书画作品。

2005年，市政府投资1.28亿元，新建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全面展示了雕版印刷的历史渊源、工艺流程和杰出成果，有力地推动了传承与保护工作。除此之外，广陵古籍刻印社、广陵书社、邗江古籍印刷厂等单位相继成立了雕版印刷传习所。

扬州还整理、出版了一批雕版印刷技艺的理论专著，将雕版印刷技法用文字、图片等多种方式记录下来，有利于雕版印刷技艺的广泛传播。

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保护工作出色，成果突出，集传承、保护、展示、传播为一体，建立精品传承、著述传承、教学传承等多种渠道，形成了全面、完整的保护体系，堪称“非遗”保护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