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虽然实际上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毛泽东也说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说明问题，不讲阶级、阶级斗争，就没劲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32页。）。但他又指出，“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54页。）。1963年初毛泽东在肯定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却又在5月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特别要求注意不要因阶级斗争而影响生产。在一段时间里，“革命”与“生产”的关系还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明确，两者尚处于平列的地位，有时侧重强调这一面，有时侧重强调另一面。但这种矛盾局面很快就因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结束，其标志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升级和确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会促进生产发展的理念。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针对一些干部在处理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问题上的困惑和顾虑时指出：“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317页。）。1963年9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的说法是：“阶级斗争，革命运动，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动力，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只有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问题，正确处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来，生产才有广阔发展的余地”（《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735页。）。1965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又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再次严重升级。1965年9月30日，《人民日报》一篇报道的标题正式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抓革命、促生产”开始广泛而频繁地出现在报刊和社会生活中（见表1）。

表1 “文化大革命”中几个年份《人民日报》出现“抓革命、促生产”的次数

1966年6月30日，面对不断升级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和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7月2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央发出了这个通知。《通知》号召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第十四条标题即为“抓革命、促生产”，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这段文字为毛泽东所写。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3页。）；“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王力在回忆录中说，“抓革命，促生产”是修改“十六条”时最后加上的。（参见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616页。）。此后，这一口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报刊、讲话和集会上。当时，毛泽东还是注意兼顾运动和生产的。他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要求陈伯达在发言稿中把“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加进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41页。）。

“抓革命、促生产”因其高度抽象、概括和模糊的特征，给各种立场和观点极不相同的人以极大的解释空间。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论是动乱势力还是健康力量，均一致赞同这个口号，却提出了十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以服务于各种不同的目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动乱局面迅速升级。为维护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人民日报》于9月7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重申“十六条”的规定，要求“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9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必须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年，第114页。）。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周恩来主持撰写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第一句话便指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它在各行各业“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工矿企业、农村等“绝对不能停止生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业余时间进行，不能占用生产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决不应该到外地去串联。但这些观点随即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

11月15日、17日，王力等人肯定了造反群众对这篇社论的批评，又说：我们反对错误地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走资派以抓革命促生产压制革命，打击革命派，以抓生产为名来抵制“文化大革命”，这是完全错误的（参见王力、姚文元等接见全国来京工人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11月15日、17日）。）。11月16日，张春桥在接见造反派群众时说：“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使得人们思想革命化，然后推动我们整个经济建设向前发展，如果只抓生产不抓革命，那么，我们的生产可能大发展。但是，我们的国家就是改变颜色。我们工厂可以建设起来，在建设的时候是社会主义工厂，但是建设成了，它就变成了修正主义工厂”，“抓革命就是把革命放在明确的地位，政治是统帅，思想要领先”，“反修运动搞好了，生产也就会搞好的”（张春桥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部分工人的讲话（1966年11月16日）。）。12月6日，他又对造反派说：“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中国不是要变颜色了吗？”（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6年12月6日）。）

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说：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参见王力：《王力反思录》，第696页。）。同日，《人民日报》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指出：“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就是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用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

进入1967年，随着“全面夺权”的兴起，有关文件、社论和讲话更把“革命”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批评说：“有些糊涂人，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认为一搞文化大革命就要妨碍生产。因此，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这些同志没有想一想，种田、织布、炼钢是为了什么？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搞资本主义？”又指出：“凡是文化革命搞得好的地方，生产就有了很大的发展。革命只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会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1月4日，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指责所谓“走资派”以“抓生产”为名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声称：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只有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2月5日，张春桥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为了继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我们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7月至9月间，毛泽东在视察华北等地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号召：“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9页。）。

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时认为，生产的大好形势是革命的大好形势促成的，应该以革命来挂帅，来促生产；抓革命，促生产，首先要抓革命，抓阶级斗争。4月1日，党的九大报告说：“‘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第319页。）。不难看出，“抓革命、促生产”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最成熟的高度概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点睛之笔。

1974年7月1日，针对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认为生产上不去的最根本原因是革命没有搞好，要求坚决打击破坏运动、破坏生产的阶级敌人，号召广大党团员和工农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批林批孔”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参见《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66—1976）》，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05—2906页。）。

在“文化大革命”的不同阶段，“抓革命”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文化大革命”初期，“抓革命”的内容是“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至“全面夺权”；1970年初是“一打三反”运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是“批林整风”；1974年“抓革命”又被解释为“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6年年初有关提法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到11月则变为“抓革命、促生产，痛击‘四人帮’”。总之，“革命”的敌人层出不穷，越来越多，“革命”因此充满了“活力”和“动力”。

随着“抓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其荒谬本质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来。1975年，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说：“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抓革命”并没有促进生产，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十年内乱中，有多少迫害、暴力、报复、阴谋、陷害、妒忌、虚伪、欺骗，假“抓革命”之名冠冕堂皇地大行其道！以往的革命使人觉醒、振奋、崇高和献身，而“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却使人蒙昧、癫狂、麻木、虚伪和投机。历史上曾有人深情地歌颂说：革命，你恢复了多少美丽！而面对“文化大革命”，人们只能说：“革命”，你复活了多少丑恶！正是在不绝于耳的“抓革命”声中，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与革命同样具有显赫地位的还有政治。实际上，在革命战争时期及执政初期，在阶级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时，两者具有基本相同的内容，界限比较模糊。对于政治的理解，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基本上继承了马列主义的观点，这就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等等。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特殊性，中共在实践中更为突出地强调了政治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政治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79页。），“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册，第1479页。），“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帅了业务”就“势如破竹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87页。，“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2—53页。）。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肯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的特殊性，“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2页。）。他认为，过渡时期结束并彻底消灭阶级后，在国内“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3页。）。

在把阶级斗争确立为主要矛盾后，如同革命的内容逐渐回归阶级斗争一样，对政治的理解也越来越多地注入了阶级斗争因素，突出政治就演变为抓阶级斗争亦即“抓革命”。早在1959年10月就已出现了“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之类的提法（《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259页。）。

到“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政治统帅一切已发展为阶级斗争统帅一切。1966年初，《红旗》杂志在题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元旦社论中强调，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离开了阶级斗争，就无所谓政治；突出政治，就是要在各条战线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彻和执行党的阶级路线。2月3日，《解放军报》在《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中说：“我们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大问题，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大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大问题”（《解放军报》社论：《永远突出政治》，《解放军报》1966年2月3日。）。诸如此类的说法完全把政治与阶级斗争、革命等同起来，为此后各种宣传活动定下基调。如此频繁、广泛地使用这些概念，是当时阶级斗争不断升级的需要，反映了强力推行和实践一种治国理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治、“政治挂帅”使用的频率有所增加，且被进一步解释为“政治挂帅就是革命挂帅”，“抓革命、促生产从来是讲政治挂帅的”（戚本禹在接见各地来京工人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11月15日）。）。1969年党的九大报告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320页。）。在认为完成了“全面夺权”的任务后，中央几大报刊连续发表《政治统帅经济，革命统帅生产》《永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正确处理抓革命、促生产中的几个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等一系列文章，强调政治挂帅，批判“唯生产力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与革命虽然基本上是同义词，但在某些情况下，因“抓革命”往往是“继续革命”的同义语，处于更高的层次。而“政治”由于往往是与“业务”、“专业”等对应而使用在一些具体场合，因而使用的范围更广、次数更多（见表2）。

表2 “文化大革命”中几个年份《人民日报》中出现“政治”一词的次数

“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论和实践是错误的，但它绝不能成为否定、贬低革命的理由。

革命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伟大的作用。相对于产生它的条件来说，革命以及往往与它相伴的暴力和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非如此，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亦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对革命的内容、性质、形式、产生原因及历史意义等作出了一系列经典论述，提供了理解这个问题的科学立场和方法，如“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6页。）；“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5页。）。革命不是外力强加的，革命者也不是天生的，“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7页。）。“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革命的原因应“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3页。）。“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01—602页。）。

革命是伟大的社会变革，是突变、飞跃、质变、呐喊、抗争、进步、正义、崇高、理想、高尚、献身、纯洁、热情、无私、奋斗、发展、光明。它如同肖邦的C小调练习曲《革命》所展现的，是大海的怒涛、沸腾的热血、铿锵的号角、澎湃的激情、猛烈的咆哮。它是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百多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字眼和口号之一。妥协、中庸、温和、缓进、改良等等之所以未成为这段历史的主流，并非人们的好恶所定，而是历史条件使然。

但是，在热情讴歌革命的时候，有三个问题是必须牢记的。

第一，革命的产生是有条件的。“任何革命（与改良不同）本身都意味着危机，而且是极其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298页。）；“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下册，第2297页。）；“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将引起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下册，第2301页。）；“革命是不能‘制造’的”（《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58页。），“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单和协议进行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下册，第2302页。）。没有具体而成熟的条件，革命将无从产生。主观臆造的革命与民粹主义的躁动，必将陷于荒唐与无稽，甚至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破坏。还应注意的是，革命的条件也是历史的，它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第二，革命不是目的，是手段。革命推翻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最终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由于革命的巨大惯性，由于对经典作家一些论述的绝对化理解和教条主义态度，由于未能及时完成由革命到执政的转变，也由于一些假革命者别有用心的歪曲，致使手段变成了目的，甚至变成了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为革命而生产”、“为革命而学习”、“为革命而种田”、“革命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已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时，当人们困惑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之类说教时，当泛革命化和泛政治化弥漫全社会时，革命也就从一种手段变成目的本身，民主自然沦为手段，法制成为奢侈品。但此时，革命也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革命了。

第三，区分革命的本义和转义、狭义和广义。狭义、本义上的革命，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政治革命，即在阶级对抗条件下的政治革命，也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页。）。广义、转义或引申意义上的革命，在不同层面十分广泛地运用于哲学、经济学、政治、科学技术及文化等诸多方面，其基本含义是质变、飞跃、根本性或重大的变革。它可以指技术革命、科技革命、文化革命、革命精神、革命理想以及“改革是一场革命”等，而不再特指阶级斗争，更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虽然毛泽东对革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偏爱，但他也曾正确地对此进行过区分，“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也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942页。）。

对“革命”这个在现实生活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广泛使用的概念，如果不加区别地混淆使用，必然造成极大混乱。同是“革命”一词，“一个时候用的是它的原义，一个时候用的是它的转义，从转义上加以论证的一个命题，然后一下又跳回到原义上去运用，就会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行动上引起混乱”，所以“严格地指出它的原义是什么，应该在什么范围内使用，它的广义、转义又该怎样理解，把不同的含义加以区分，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6期。）。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种区分变得十分模糊。当“文化大革命”中“抓革命、促生产”以及诸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类口号在整个社会泛滥之际，这种区分更被人为取消。同样，“政治”一词的使用也存在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最大恶果之一，是以最革命的形式，玷污了革命、政治、道德、崇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它使革命蒙羞，使政治受辱，使人们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甚至难以理直气壮地为它们辩护。一时间，似乎一切都变了：从继续革命到告别革命、从泛政治化到去政治化、从革命年代到拜金年代、从政治全能到政治冷漠、从泛道德主义到道德虚无主义、从理想主义到物质主义、从英雄主义到犬儒主义、从艰苦奋斗到及时行乐、从精神万能到金钱万能、从道德至上到利益至上、从无私奉献到追官逐利、从激情燃烧到物欲横流、从禁欲主义到纵欲主义、从理想到世俗、从形而上到形而下……这当然不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主流，而是一种极端对另一种极端的惩罚和反弹。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与政治具有如此显赫的地位，除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基础性原因，这就是在落后国家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强大反作用。

依靠“反作用”夺取政权。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国家特别是起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有着十分鲜明的特征。这不是一个在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基础上的自发、自然推进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们积极主动和自觉选择甚至具有某种强制性的过程。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政党、意识形态、军队等曾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对此，毛泽东曾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860、875、860页。；等等。）

依靠“反作用”推动现代化进程。取得国家政权后，实行赶超战略的落后国家在其现代化初期，政治与经济的作用也是不平衡的。国家、政党、政权、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明显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成为推进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当然，它也是以一定生产力为基础的。发达国家中那些往往交给市场的重要功能（如激励、动员、约束、导向等），在不发达国家中大都由政府承担，经济力量的不足往往由强势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力量来弥补。经济越落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就越明显，越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人力资源优势，这已成为世界近现代史上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和二战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以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和政党作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杠杆，以强政府、强政党和强意识形态来实行强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控制，以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表现了对政府主导的高度依赖。在一段时间里形成了某种强政治、弱经济，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反作用的力量十分突出。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等已内化为体制和运行机制中的重要因素。经济上的软约束与政治上的强力干预，形成整个社会的一体两面。此时的政治所强调的重点是高度的集中和统一而不是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这是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所需要的。政治与经济的这种不平衡，是二者同步的一种特殊形式，唯其如此，才能强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这种特殊关联，是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反作用理论的具体表现，这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反作用”与激励机制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中，企业与个人缺乏自主权，工作绩效与收益缺少紧密关联，竞争意识淡薄、缺乏内在动力和激励机制是一个普遍问题。在发展的这一阶段，也只能实行相对平均的分配政策，而不特别强调物质利益的作用。激励机制结构中，与缺乏竞争同时存在的，是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和道德觉悟的作用占有相当比重，而这正是一个有着长期革命传统和军事共产主义传统的国家和政党所独有的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904页。），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主要的，是靠突出政治，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提高人们的无产阶级觉悟”（《解放军报》社论：《永远突出政治》，《解放军报》1966年2月3日。）。

中国工业化初期取得的巨大成功，突出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抓政治、抓革命（广义上的政治和革命）、促生产，并使之成为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内生需求，一种特别重视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发展结构。上层建筑的巨大而有效的反作用，既凸显了这种发展模式的独特优势，提供了某种历史飞跃的条件，也潜藏着把反作用绝对化、过度依赖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等惯性和危险。它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再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上层建筑，进而发展为上层建筑万能论、精神万能论乃至革命万能论。

但是，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上没有大的偏差，即使出现某种程度的将政治反作用绝对化的局势，尚不至引起严重后果。而一旦在主要矛盾问题认识上失足，就必然会从依靠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建设发展为用阶级斗争推动经济建设，坚信经济建设离不开阶级斗争。由于习惯于把一切事关发展大局的问题——以后甚至发展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当作政治问题，人们不得不用政治的方法去解决各种非政治的问题。在把阶级斗争确立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后，所有这些问题也都被涂抹上阶级斗争的色彩，革命随之具有万能的意义和能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或“抓革命、促生产”就难以避免。

不论是“继续革命”还是“抓革命”，其主要矛头所向：一是当代社会主义的改革，一是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

如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对象的认识，还止于传统的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右派分子或境外的敌对势力等，那么这种扩大化可能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扩大化大体相当。问题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传统的阶级敌人名单后又增加了一连串新的名字。正是这方面的内容构成了“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使扩大化愈演愈烈，并使“抓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须臾不可或缺的法宝。这些内容深刻地反映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深刻矛盾。

社会主义国家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本能地包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超越。在中国，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又增加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953年以前的斯大林模式和1953年后改革中的苏联模式）的双重超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超越偏离了正确方向，它不仅对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重要措施持否定态度，甚至连斯大林模式中一些有别于经典作家设想的内容都难以接受，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带有某些空想色彩、在某些方面更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

在这种社会主义观的观照下，阶级斗争对象超出了传统范围，一些新的因素不断增加，如“物质刺激”、包产到户、“利润挂帅”、“小生产”、“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收入差距、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官僚主义、特权阶层、“资产阶级法权”、“和平共处”、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以及围绕这些问题在党内产生的分歧等。其中，有一些问题是社会主义阶段本来就存在的矛盾，有一些问题则是用传统社会主义观看待社会主义改革的结果，有一些问题则是社会主义阶段难以避免的官僚、特权等异化现象。这些问题大多数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因超出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而被视为资本主义或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

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商品经济的活跃和价值规律作用范围的扩大，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对发展生产力具有明显效益的方法（如奖金、包产到户甚至计件工资等）被认为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刺激”和“单干”。1959年，毛泽东就对苏联当时改革中重视物质利益的许多作法提出批评，认为“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902页。。到“文化大革命”中，更把修正主义路线概括为“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6页。）；认定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中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还会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党内会产生其代理人，直至形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因为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13页。）；认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差别、城乡差别、收入差距等都存在着产生阶级差别的可能，“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66页。）；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引起了忧虑，因为富裕可能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902页。。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悖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富起来，但富起来后，又有革命意志衰退，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一个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悖论。由于缺乏抑制官僚主义的历史文化与体制资源，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所必然产生的严格等级制和屡治不愈的官僚主义、特权现象等，也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对象或原因，断言“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65—266页。）。这也是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性的问题。托洛茨基、吉拉斯等有关“官僚集团”、“新阶级”的论述与“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阶层”的相通之处，以及此后世界范围内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特权阶级的批判便是证明。

不难看出，“继续革命”或“抓革命”的主要对象，已不再是旧社会的遗留，而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产物，是用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看待当代社会主义及其改革的产物。由于越来越看重这些所谓新的“阶级斗争”因素，阶级斗争扩大化便不断获得新的“动力”，革命的对象越多，时间越长久，“抓革命、促生产”便具有了恒久的意义。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概括和表述为：“我们发展生产的办法，同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一不靠强制，二不靠物质刺激，而是靠毛泽东思想挂帅，靠政治思想工作，靠人的思想革命化。人们的政治思想面貌改变了，精神的力量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6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究竟怎么建设？苏联就是搞机械化，搞物质刺激，搞来搞去，搞了个修正主义。毛主席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就是革命化，就是搞革命化加机械化”，“如果我们不搞革命化，那么我们国家同样也要走苏联的道路”。“把革命化搞好，生产才能发展。所以要‘抓革命、促生产’” 戚本禹在接见各地来京工人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11月15日）。。所谓“用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6日。），一是用“革命”来保证生产的正确方向，一是用“革命”给生产提供强大的动力。这两方面的作用便是“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精髓。

这些认识和担心当然是错误的，但它却是社会主义由传统进入现代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阵痛，并以一种歪曲的形式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两难困境。或者说，它是用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的顽强抵抗。

“抓革命、促生产”、“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富则变修”之类的理论和实践固然是错误的，但并非无的放矢。它们实际上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乃至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普遍问题，或者说是对现代化困境或悖论的一种经验式的错误回答。现代化的动力是什么？现代化追求什么？什么样的现代化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在物质繁荣之外是否还应有更高的价值和道德追求？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区分目标和手段、革命（广义上的）与生产、政治与业务、物质与精神、物质目标与人文目标、效率与公平、科学与人文、市场与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术，等等。按照这样的思路，诸如此类的内容与风靡西方理论界的一对范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似乎有一些相通之处。

马克思曾谈到困扰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机器的神奇力量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了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也就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马克思认为，这个矛盾应通过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解决。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这个矛盾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有不同的性质和表现形式，社会主义革命或阶级斗争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它可能是一个伴随现代化进程始终的悖论、两难或困境，人类正是在不断突破这个困境的永恒努力中走向未来的。

马克思之后，西方一些思想家以他们的方式推进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19世纪后半叶，马克斯·韦伯继承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把现代化的过程等同于理性化的过程，并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他看到了二者内在的紧张关系，指出一方的过分伸张和膨胀必将导致另一方的萎缩和压抑，社会将因此失衡和异化。百余年来，对现代性的批判贯穿着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过程。不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解释如何庞杂、矛盾甚至在多大程度上脱离韦伯的本意，但把工具理性理解为着重考虑手段对于达到目的的能力、价值，强调功利、效用最大化，把价值理性理解为强调（终极）目的、意义和人文价值，以及因两者未能平衡而形成的内在紧张等方面，依然存在一定共识。

在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展中，以启蒙精神和科学技术为基础，在对效率最大化的追求中确立的工具理性霸权，已逐渐成为支配和控制人的异己力量，物质和金钱成为人们狂热追求的目标，手段成为目的本身乃至束缚人的枷锁。工具理性独大所造成的种种弊端，使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展开了对它的讨伐。其中，尤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重镇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最为激进。马尔库塞指出，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已经成为发展的目的本身和社会的统治者，变成物化、异化的重要工具。在工具理性狂飙突进、一枝独秀的背景下，古典理性的整体和谐渐行渐远，近代启蒙理性对人性的终极关怀苍白无力，技术的进步被等同于文明的进步和目标，崇尚功利和效用的工具理性在大大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把人和社会异化为“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参见〔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哈贝马斯把这种批判进一步发展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体批判，希望在批判中开辟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对西方学者的这些分析和结论，当然可以存疑和争论，但不应忽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和一些方法。当我们看到他们对诸如“科技全能主义”、“技术乐观主义”、“经济全能主义”、“市场全能主义”等的无情批判时，总能隐约地感到我们当年对革命和政治极端推崇的影像。

把“抓革命”、“突出政治”等所针对的问题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批判等同或简单联系是可笑甚至危险的，但无视其某种深层的关联似乎也有些绝对。这正如古代东西方隔绝时，不同文化都曾以不同形式、不同语言表述过对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存在与思维的认知一样，这仅仅是因为人类必须面对一些共同的最基本问题。

西方的两种理性与中国的革命（广义）与生产、政治与业务等等，同样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根本问题的回应——不论这种回应正确抑或错误。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东西方现代化路径和程度的不同，以及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激进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与实践不能不出现明显区别。

广义上的革命，就其所涉及的发展动力、方向、目标、手段、道德目标、价值追求等方面而言，在某些方面与价值理性有一些相通之处，它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激进地、不懈地抵制工具理性的霸权，尽管往往存在偏颇甚至错误。从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对革命的迷信和对政治的崇拜，就是用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的方式、思路、语言，对中国乃至世界现代化中一系列两难或悖论困境的一种直觉的、经验的、错误的回应，如对富裕之后道德堕落的忧虑，对贫富分化的警惕，对高尚道德的向往，对高效政府主导现代化所无法避免的特权、官僚主义的顽强抵抗，对军事共产主义中平等、纯洁的眷恋，在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中对精神家园的深情呼唤，对公平、公正的渴求，对纯洁、强大的现代化动力的探寻，等等。但是，由于在追求一个伟大目标时把手段（革命、政治）当成一切，目标反而模糊了，甚至被不自觉地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成为一切，人就成为革命的工具，民主成为手段，法律成为摆设，富裕是必须警惕的，贫穷成为美德的源泉，人类的未来可能因为生活的富足而充满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将永无止境……这种异化的“革命”最终将吞噬它的主体和整个社会。

“抓革命、促生产”必须否定，但它所针对的一些问题仍然值得注意。现代化的悖论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要求我们在目的和手段、发展和代价面前，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

中国的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把它定义为“第二次革命”，这一说法随即成为国人共识。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把改革开放称为“新的伟大革命”。当然，此革命非彼“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一是传统社会主义，一是“继续革命”即“抓革命”。它虽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就其范围、广度、深度和性质来说，非革命不足以说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0页。）。在一定意义上，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要义就是“抓改革，促发展”。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面对诸如“中国速度”、“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震撼”、“经济奇迹”等美誉时，必须清醒地看到面临的诸多新挑战。中国的渐进改革经历了前期的大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就后，由于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已进入无法逾越的攻坚阶段。这种先易后难、逐步过渡的改革，本身就意味着随着改革的深入，诸多难题的累积也将使前进阻力不断增加，亦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第一次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第二次现代化的浪潮已经扑面而来，这种混合式的现代化既提供了机遇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改革初期一些举措已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对象，一些共识又被新的思想解放所突破；改革对象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改革动力非往昔可比；改革初期改革与保守的区分，多半已被不同利益诉求取代，利益分化所造成的改革共识减少增加了统一思想的难度；等等。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改革动力弱化、官场腐败、权力崇拜、市场畸形、城乡差别、利益分化、深入社会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不断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和牵制等，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改革的道德高度和正义形象。还有诸如稳定与发展，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公平与效率、强势政府与民众监督、市场原则与社会原则、一些领域的市场化不足与一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等一系列两难选择，也在考验着我们继续推进改革的智慧和魄力。

我们要继续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计划体制的建立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都是在政府的强力主导和干预下开始和进行的。所有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都强调了强势政府对改革的意义。这是中国发展的优势，但也留下了发展的软肋。依赖强势政府权力和权威实现的社会转型在取得巨大绩效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没有对权力的有效限制与监督，这种成本同样高得无法承受，一切有关道德重建、消除腐败、规范市场、公平正义的讨论也都势必不得要领。这正如一旦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一切有关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发扬民主的号召都会大打折扣一样。如果进一步的改革不能明晰权力与市场的界限，不能约束权力向市场的扩张，不能阻止更为可怕的没有边界的市场和没有边界的权力的结合，不能消除官本位体制背景下权力的骄横和权力通吃的贪婪，那就只能期待更深入地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面对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我们更要高举“抓改革、促发展”的大旗，不断为改革注入新动力。为使改革不致成为时髦的套话、空话，必须凸显改革所具有的革命意义，这就要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寻找新思路、新共识；面对改革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难题，必须摒弃“继续革命”的思路，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以任何借口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或重演“文化大革命”都会破坏社会稳定，都是灾难和倒退；区分手段与目标，要汲取以往在“革命”与生产关系上混淆目的与手段的教训，如同摒弃“革命全能主义”、“政治全能主义”一样，摒弃“市场全能主义”、“经济全能主义”和“科技全能主义”，在市场与发展中区分手段与目标，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中，强调发展的人文目标和价值理性，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使改革具有鲜明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高度。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鉴于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下改革中的突出意义，鉴于许多问题在改革的今天已很难界定为单纯的经济问题，鉴于任何牵动全局的“顶层设计”都具有政治的意义，我们今天还是要强调重视政治的作用（当然，这不是“突出政治”中的那种“政治”），强调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意义，为进一步改革确立保证其成功的政治框架和价值体系，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途径。我们在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后，仍要保持和发扬一种革命者的精神和气质。改革不仅需要创新的理论、科学的策略和高超的技巧，也需要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

在谈到中国改革前后的内在联系时，邓小平说过，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正确的导向和强大的动力，要不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要有内在的价值高度，高屋建瓴的气势，要有思接千载、目极中外的大思路、大视野、大境界、大气魄，要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使改革的速度、力度永远大大超出问题产生的速度。

为了突破改革的瓶颈，为了彻底告别“抓革命”，就必须让改革真正具有“新的伟大革命”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