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在提出并分析投机性货币需求时，所考虑的可选择资产主要是有风险的债券和无风险的货币。美国经济学家J.托宾对此提出了资产选择理论，用多元资产和投资都逃避风险的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托宾提出，为了逃避风险，人们将在安全资产、货币与风险资产、盈利性资产三者之间进行选择，根据各种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的比较来确定其资产结构。最佳的资产结构应是该资产结构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风险）。托宾从持币者（投资者）避免风险的动机引出投机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反函数关系。凯恩斯的理论着重在流动性与不完全流动性之间的选择，选择结果较为单一（货币或债券）。托宾的理论着重在收益性与风险性的均衡，选择结果更为多样化也较符合实际，因此，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是对流动偏好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投机性货币需求还可能有两种极端形式　①当利率高到一定限度时，投机性货币需求为零，人们相信利率非下降不可，债券价格不会降得更低，而且现行的高利率将抵消任何可能产生的资产损失，这时，任何人都愿意持有债券。

②当利率低到一定限度时投机性货币需求将无限大，人们认为利率不会再降，债券价格不会再提高，这时,任何人都只愿意持有货币。如果保留债券,利率上升便要蒙受资产损失，因而,在这一利率水平上,无论货币供给多少，都会被全部吸收，货币政策无效。这就是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

市场投机炒作活动　　凯恩斯学派认为，公众对货币的需求（即流动性偏好）源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由交易和谨慎动机产生的货币需求主要用于购买与支付，因此该类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不大，大致是收入的一个不变部分。而由投机动机产生的货币需求则包含了公众在货币与金融资产之间进行资产组合的过程，该类货币需求产生于利率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相应的货币需求量依赖于现行利率和预期未来利率的关系，是金融市场“多头”和“空头”预期的函数。正是由于存在着预期未来利率的因素，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系数波动很大，这意味着货币需求与利率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并导致投机性货币需求函数也是不稳定的。由于投机性货币需求是货币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货币总需求也是不稳定的。这就给经济中的总需求、价格和产出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也使得能够引起投资者预期变化的货币政策操作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性。因此，凯恩斯学派基于货币需求函数的不稳定性明确提出，国家稳定经济的政策主要的应该是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货币主义学派的分析

货币主义学派更为细致地分析了影响货币需求的规模与机会成本变量。他们认为，规模变量主要是总财富，总财富可分为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机会成本变量包括货币自身预期收益率、股票预期收益率、债券预期收益率、预期通货膨胀率。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较为复杂。但是在简化分析中，他们将上述影响因素简化为永久收入和市场利率，并且在实证分析中发现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接近于1，利率弹性接近于零，这样货币需求的变量关系具有稳定性。弗里德曼则明确指出，货币需求函数是高度稳定的，他在《货币数量说的重新表述》一文中说“货币需求函数是高度稳定的”，这里的稳定是指“货币需求量与决定此需求量的诸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的稳定”。弗里德曼进一步断言，货币需求函数甚至比消费函数还要稳定。弗里德曼的断言意味着货币政策对经济的稳定有着巨大的影响。货币主义学派的布伦纳和梅尔泽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中发现，货币需求函数在长期内是稳定的，无论采取狭义的还是广义的货币定义，也“无论制度方面的、社会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变化有多大，货币需求函数都是相当稳定的”；戈德菲尔德则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4年的数据做出实证研究，支持了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稳定性的结论。

凯恩斯学派认可货币主义

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凯恩斯学派也基本认可了货币主义的上述研究结论。就在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几乎成为一个公认事实的时候，从1974年起，货币需求函数却开始在预测货币需求中出现严重的偏差。“就美国来说，20世纪70年代似乎表现出货币需求函数下移，而80年代则相反。在20世纪70－90年代的30年里，现实货币持有量明显偏离了大多数货币需求估计模型的预测。在流通速度方面，M1的流通速度在20世纪70年代的提高和在80年代的降低根本没有被这些模型预测到。”戈德菲尔德将货币需求函数表现的这一不稳定现象称为“货币失踪”之谜，即根据货币需求函数所预测的货币需求量大大超过公众持有的实际货币量。

这一事实对货币政策如何运作，以及如何估价其对经济的作用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货币失踪”之谜

为了解开“货币失踪”之谜，国际货币经济学界一方面是在计量技术上做文章，如构建部分调整模型和纠错模型，进行哑变量设计，采用共积分等；在函数形式上从线性到对数线性和半对数线性，或转而采用非线性函数或具有随机系数的非线性函数，或使用超越函数等。希望由此确立投机性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更多的探索是在理论上重新考虑投机性货币需求函数变量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例如，对于因变量改用广义的（M2、M3）甚至是重新加权的货币总量（迪维西亚总量）以替代狭义的和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作为因变量；对于规模变量，则引进了临界值、缓冲存货等概念来解释投机性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也包括使用当期收入、永久性收入、工资收入或财产收入等作为尺度变量；对于机会成本变量，除了货币自身收益率、实际工资率、汇率和国外利率等项，以及使用短期利率、长期利率、通货膨胀率或某种利率复合指数作为利率变量之外，还在各项资产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对多种成本的更精确计算上大做文章。

对中国来说，变量的内容和表现形成尤为重要。一方面，有很多制度变量难以设定，科学地探索并设定这些变量无疑将大大推进中国投机性货币需求不稳定性的研究；另一方面，转型又使得有很多变量的数据要么不连续，要么不准确，还有可能是无效的。

金融资产的“货币性”

比如，作为因变量的货币量中国是通过对各层次的金融资产用简单加总的统计方法获得的，这种统计方法显然与货币的金融资产特性是不相适应的。各种金融资产的“货币性”或者说“流动性”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有和无的问题，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所有的金融资产都有某种程度的“货币性”，就是说都有某种程度的流动性，这使得任何资产都有某一部分在发挥着货币的功能。这就是说，某种金融资产不是简单地可以判断为是不是货币，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是货币。

迪维西亚货币总量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提出的迪维西亚货币总量概念对货币量的度量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种指标与金融资产持有者的决策行为相一致，而且包含了金融创新与制度变化对货币范围的影响，它能够在制度变化过程中较准确地反映货币的基本属性，因而更能对社会总需求、价格总水平作出更为及时的预测。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用该指数估计的投机性货币需求函数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预测精度；相对于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加权货币总量对美国的GDP和GDP平减指数的预测具有较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