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31 17:24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犯华北，国民党政府声言“先安内，后攘外”，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救亡运动。随着救亡运动的发展，群众的爱国歌唱活动逐渐展开。1934年下半年，聂耳创作了《毕业歌》、《前进歌》、《自卫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通过电影和戏剧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中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要求抗日救国，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代表的音乐院校的一些师生，以创作、歌唱抗敌爱国歌曲作为响应。其中，黄自等人创作的合唱歌曲《抗敌歌》《旗正飘飘》等，表达了人民要求团结御悔、救亡图存的呼声从城镇到农村激起了强烈反响。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组织，积极开展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音乐工作。耳等人在为左翼电影、戏剧创作的大批歌曲中，突出了抗日救亡的内容，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自卫歌》《自由神之歌》《新编“九一八”小调》等，以战斗的风格和大众化的形式，唱出了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开展抗日斗争，拯救民族危亡的心声。这些作品通过银幕、舞台唱片、广播等途径，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起到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
至1935年初，“民众歌咏会”和“业余歌咏团”相继成立，进一步推动了救亡歌曲在民众中的传播、传唱。民众歌咏会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发起，并得到左翼音乐工作者的支持，参加者以上海的爱国青年（店员、职员、教师以及大中学校学生）为主。它明确宣告“为民族解放而唱歌”，号召“凡是会唱歌的人,都应该把这雄壮的歌声传播到他周围的群众中间去，这是歌唱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该负的责任”。民众歌咏会以集体歌唱、歌咏大会、歌咏比赛、广播演唱等多种方式开展活动，影响日益扩大，至1936年，会员已增至1000多人，并在香港、广州等地建立了分会。
抗日救亡歌咏在1935年下半年有过两次音乐活动：第一次是“聂耳追慎会”，会中一些歌咏团体演唱了聂耳的大部分歌曲；第二次是在精武体育会礼堂举行的群众歌曲音乐会。两次活动都对广大听众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歌咏活动的开展。紧接着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群众性歌咏热潮，并发展为具有全国规模的歌唱运动。北平的青年学生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等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救亡宣传和示威游行时，都高唱各种救亡歌曲，并成立了“海燕歌咏团”（清华大学）等组织，在各大中学校开展了救亡歌咏活动；继而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数十个城市的青年学生，也先后举行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救亡歌咏活动也随之在这些城市开展起来。1936年1月成立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又进一步把救亡歌曲传播到平津邻近各县城乡。上海、武汉、广州、开封、长沙、济南等地的学生，也相继举行同样的活动。从此，救亡歌咏活动开始向中小城镇普及。
群众性的救亡歌咏热潮，促进了救亡音乐队伍、救亡歌曲创作和救亡歌咏团体的发展。1936年初，在中共中央“八一宜言”的召唤下，相继成立了词曲作者联谊会（又名歌曲作者协会）和歌曲研究会等组织，参加者有来自各个方面的词、曲作家，如施谊（孙师毅）、安娥、周钢鸣、塞克、许幸之、任钧、吕骥、张曙、任光、冼星海、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沙梅、孙慎、周巍诗、麦新、孟波、吉联抗等。以这支创作队伍为主，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创
作出了一大批新的救亡歌曲，如《五月的鲜花》《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打回老家去》《保卫国土》《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松花江上》《全国总动员》等，都迅速唱遍全国。救亡歌咏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各地，上海地区在“一二・九”运动至1937年底，仅见于《立报》记载的救亡歌咏团体就有近百个之多。许多歌咏团体以各种方式展开活动，如1936年6月，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的“民众歌咏大会”，同年7月，由
上海15个歌咏团体联合举行了纪念聂耳的歌咏演出，以及在全国各界救国会组织的历次爱国示威游行中（如在鲁迅逝世追掉、送殡活动中）出动的群众救亡歌咏队，都对上海市民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社会典论的支持。《生活日报》《立报》《光明》《大众生活》和《救亡日报》等，均以相当篇幅刊登救亡歌曲和报道救亡歌咏。1936年10月以后，随着全国抗日民主斗争的再度高涨，救亡歌咏运动拆起了新的高潮，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歌咏活动。如1936年10月为鲁迅葬礼举行的“挽歌游行”；1936年年底为援助绥远抗战举行的“援绥音乐会”；1937年6月为账济西南、西北各省灾民举行的一系列“贩灾音乐会”和“贩灾歌咏大会”；1936年底至1937年上半年，吕骥、刘良模及“青年会战区服务团”赴绥远抗战前线，举办“军民联合歌咏大会”和“军官歌咏训练班”，后又到山西等省继续推广；其他爱国宣传团体如新安旅行团等也在绥远前线进行相同的活动，并巡回宣传于全国各地。这都标志着救亡歌咏运动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也把救亡歌咏运动推向最高潮。全面抗战激发起更多作曲家的创作热情，促使他们源源不断地创作出大批艺术形式更多样、民族风格更鲜明的抗战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武装保卫山西》《游击队歌》《长城谣》《打杀汉好》《巷战歌》《歌八百壮士》《打回东北去》《丈夫去当兵》《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等。为了进一步点燃各地的抗战音乐烈火，平、津、沪等地一大批救亡歌咏活动的骨干，如洗星海、吕骥、麦新、孟波、盛家伦、刘良模等人，联合影剧界等各方面人士，先后组织了数以百计的救亡演剧队、青年战区服务团、儿童抗战宣传团等，奔赴祖国各地，深入前线、工矿和农村。所到之处，不仅传播救亡歌声，播撒抗战音乐火种，并帮助当地组织起了众多的歌咏团体，使救亡歌声传唱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而形成了“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丰子恺《谈抗战歌曲》，《战地》1938年5月第四期）的形势。
救亡音乐队伍的团结，也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得到加强。1937年8月，上海成立了有50多个歌咏团体参加的“国民救亡歌咏协会”。1938年前后，各种抗战文化组织和歌咏团体云集于当时被称为“战时首都”的武汉，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1月份成立了包括全国音乐界各方面代表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3月份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艺界各方面的人士，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一致团结起来。同年4月，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直接领导，在国共合作组成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成立了专司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洗星海和张曙主持抗战音乐的领导工作。他们组织了数百个歌咏团体，并连续发动了“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歌咏游行、“抗战献金音乐大会”“七七儿童歌咏大会”“八一三宣传游艺会”、“抗战歌曲播送会”“九一八纪念音乐会”，乃至数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台儿庄大捷抗战歌咏火炬游行等规模宏大的歌咏活动。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不断扩大，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歌咏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蓬勃开展起来。1939年春产生了抗战歌曲巅峰之作《黄河大合唱》。此外，海外华侨也开展了救亡歌咏活动。如在抗战爆发前后，法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中，均建有各种救亡歌咏团体，其中以任光在新加坡举办的“民众歌咏训练班”和他辅导的“铜锣合唱团”等影响较大。1940年后，刘良模在美国华侨中组织了“华侨青年歌唱队”，并与著名黑人歌唱家P.罗伯逊合作，录制了以“起来”为题的一组中国抗战歌曲和民歌唱片，其中包括罗伯逊用中、英文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
左翼音乐运动的参加者，在思想上、组织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左翼文学、戏剧、电影工作相配合，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音乐活动：
自1933年起，聂耳、任光、贺绿汀、张曙、吕骥、冼星海等，先后为《母性之光》、《渔光曲》、《大路》、《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船家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壮志凌云》、《夜半歌声》等影片和《扬子江暴风雨》《回春之曲》《复活》、《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写作了一系列歌曲；1935年后,他们和周巍峙孙慎麦新孟波等更多的作曲家，为群众性的救亡歌咏写作了大批歌曲。其中以《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中华民族不会亡》、《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保卫国土》、《游击队歌》等为代表的鼓舞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歌曲，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反映30年代工农群众苦难生活和走向革命的歌曲，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摇船歌》、《车夫曲》、《拉犁歌》、《搬夫曲》等，是“五四”以来的专业创作中，第一批把觉醒中的工农群众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来表现的音乐作品。还有为电影、戏剧中各种人物写作的独唱抒情歌曲，如《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春天里》、 《新编“九一八”小调》、《夜半歌声》等，则从各个侧面反映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苦难遭遇和思想感情，表现了他们对斗争道路和光明前景的追求。这些歌曲的音乐语言通俗生动，风格明快有力，结构短小精悍，常采用战斗性的进行曲、劳动歌曲和富于激情的大众化的抒情歌曲形式。由于这些歌曲的问世，树立了中国革命音乐创作的战斗传统，开创了具有革命的时代精神和大众化、民族化特点的专业音乐创作的崭新局面。
左翼音乐家响应“左联”发出的“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号召（“左联”执行委员会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1930年8月），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以各种方式寻找接近和深入群众的机会。当时，聂耳、张曙、吕骥、孙慎、麦新、孟波、冼星海、吉联抗以及1935年 5月成立的业余合唱团的许多成员，都先后深入到工人夜校、城市郊区和农村、大中学校和市民群众中，通过教唱革命歌曲、讲授音乐知识和组织歌咏活动等方式，了解群众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众化歌曲创作的实践。这是中国的革命音乐家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最早尝试。
为了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革命音乐，组织起广大的进步音乐队伍，左翼音乐工作者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如:在瞿秋白的亲自过问下,任光、安娥、聂耳等在百代唱片公司和联华影业公司任职期间,将大批进步歌曲通过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国；同时还组织起百代国乐队、百代新声会、联华声乐团等，扩大了左翼音乐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又如:1935年春,通过左翼电影小组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邀请赵元任和黄自同贺绿汀、吕骥合作，共同为进步影片《都市风光》制作音乐,取得很大成功。1936年成立的词曲作者联谊会，争取了更多的词曲作家加入创作抗日救亡歌曲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