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能低下，行为卑污，外部表现和内在品质都未能修养到家，幸而依赖先辈留下的功绩，才得以充任宫中侍从官。又遭遇非常事变，因而被封为侯爵，但始终未能称职，最终遭到灾祸。你哀怜我的愚昧，特地来信教导我不够检点的地方，恳切的情意甚为深厚。但我私下却怪你没有深入推究事情的本末，而轻率地随从世俗的毁损与赞誉。直说我浅陋的看法吧，好像与你来信的宗旨唱反调而掩饰自己的过错；沉默而不说吧，又恐怕违背了孔子提倡每人应当各自言说自己志向的原则。因此我才敢简略地谈谈我的愚见，希望你能思考一下。

我家正当兴盛的时候，做大官乘坐朱轮车的有十人，我也备位在九卿之列，爵封通侯，总管宫内的侍从官，参与国家大政。我竟不能在这样的时候有所建树，来宣扬皇帝的德政，又不能与同僚齐心协力，辅佐朝廷，补救缺失，已经受到窃踞高位白食俸禄的指责很久了。我贪恋禄位和权势，不能自动退职，终于遭到意外的变故，平白地被人告发，本人被囚禁在宫殿北面的楼观内，妻子儿女全关押在监狱里。在这个时候，自己觉得合族抄斩也不足以抵偿罪责，哪里想得到竟能保住脑袋，再去奉祀祖先的坟墓呢？我俯伏在地想着圣主的恩德真是无法计量。君子的身心沉浸在道义之中，快乐得忘记忧愁；小人保全了性命，快活得忘掉了自身的罪过。私下里自己反思，过错已经太大了，行为已经有亏阙了，即将长期当个农夫以度过此生罢了。因此亲自率领妻子儿女，竭尽全力耕田种粮，植桑养蚕，灌溉果园，经营产业，用来向官府交纳赋税，想不到又因为这样做而被人指责和非议。

人的感情所不能限制的事情，圣人也不加以禁止。所以即使是最尊贵的君王和最亲近的父亲，为他们送终服丧，也有结束的时候。我得罪以来，已经三年了。种田人家劳作辛苦，一年中遇上伏日、腊日的祭祀，就烧煮羊肉烤炙羊羔，斟上一壶酒自我慰劳一番。我的老家本在秦地，因此我善于秦地的乐器。妻子是赵地的女子，平素擅长弹瑟。奴婢中也有几个会唱歌的。喝酒以后耳根发热，昂首面对苍天，信手敲击瓦缶，按着节拍呜呜呼唱。歌词是：“在南山上种田辛勤，荆棘野草多得没法除清。种下了一顷地的豆子，只收到一片无用的豆茎。人生还是及时行乐吧，等享富贵谁知要到什么时辰！”碰上这样的日子，我兴奋得两袖甩得高高低低，两脚使劲蹬地而任意起舞，的确是纵情玩乐而不加节制，但我不懂这有什么过错。我幸而还有积余的俸禄，正经营着贱买贵卖的生意，追求那十分之一的薄利。这是君子不屑只有商人才干的事情，备受轻视耻辱，我却亲自去做了。地位卑贱的人，是众人诽谤的对象，我常因此不寒而栗。即使是素来了解我的人，尚且随风而倒讥刺我，哪里还会有人来称颂我呢？董仲舒不是说过吗：“急急忙忙地求仁求义，常担心不能用仁义感化百姓，这是卿大夫的心意。急急忙忙地求财求利，常担心贫困匮乏，这是平民百姓的事情。”所以信仰不同的人，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好商量的。现在你还怎能用卿大夫的要求来责备我呢！

西河魏地，是魏文侯兴起的地方，那里有段干木、田子方留下来的风尚，他们二位都具有高尚的节操，懂得什么时候该辞官不作、什么时候该出来做官。近来你离开了故乡，到了安定郡。安定郡位于山谷中间，是昆夷的故乡，那里的人多是贪婪卑鄙，难道是当地的风俗习惯改变了你的品性吗？在今天我才看清了你的志节！如今正当兴旺的汉朝处于鼎盛的时期，望你努力，不多谈了。

此信具体创作时间不详。杨恽曾与太仆戴长乐不和，因受戴长乐的弹劾而失去了爵位，免职归乡。于是杨恽开始广治产业，大修宅院，以财贸自娱。他的友人孙会宗见他如此，便写了封信告诫他不能这样，大臣犯了错误，应该闭门思过，天天表现出畏罪的样子，不应该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杨恽不以为然，就写了此信作答。

此信分四段。第一段先简述作者自己的身世，表明回信的原因，直抒胸臆，引经据典，显得情理交融，分析细致，既揭示了写信的缘由，又为作者进一步抒情达意奠定了基础。其中，开头的叙述谦逊而平淡，实际是正话反说，流露出不平之气。第二段追叙作者身居要职的仕途生涯和被谤免职的不幸变故，表现出作者对统治者的激愤和讽刺，反映出朝廷的刻薄寡恩与不明是非，对照强烈，反语讥刺，心理描写灵活自如，决绝之意溢于言表。其中，描写写出自己内心活动时，表面指责自己，称颂皇上，实则抱怨朝廷无情，痛恨政治昏暗，完全是胸中不平的激愤之辞。第三段描述作者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生活，针对孙会宗来信以为大臣废退应该谨慎行事，作者针锋相对地回答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理人情。先以圣人有关礼节的规定来肯定自己的处事，驳斥人们的非议，说得理直气壮，令人信服。然后笔锋一转，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一幅田家乐的图画，不仅展现了作者醉酒歌舞的情景，也吟唱了大胆抨击朝政、令统治者无法容忍的歌词，可谓是对朝廷和世俗的公开挑战，充分表明作者我行我索的态度。在讲完放肆玩乐之举后，作者比较卿了大夫与庶人的不同职责，认为主张不同，不必互相商量，强调自己已是庶人，孙会宗不当用卿大夫的规矩来责备自己。全段诗文融合，引用恰当，叙述形象，议论深刻，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字里行间充满愤懑之情。最后一段借古地史事对孙会宗进行讽刺，用事自然，褒贬分明，讥刺巧妙，所言既是对孙会宗的挖苦和抨击，也是对朝廷的辛辣讽刺和对现实的有力批判，呼应开头，突出主旨，令人回味无穷。

全信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首先，文气疏荡，言词激越，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如回顾“总领从官”和“横被口语”的情况，倾吐满腹牢骚，这是叙事抒情；强调“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表达明显的嘲讽之意，这是议论抒情；反映歌舞醉酒、“淫荒无度”的田园自娱活动，抒写激愤行乐的情怀，这是描写抒情；谈到罢官以后的心中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抒发充满愤慨的感情，这更是直抒胸臆：各种抒情方式灵活运用，作者感情世界得以充分展现。其次，文章正面嘲弄与反面讥讽相结合，尤其是多用反语。如描写农家饮酒自劳、抚缶而歌、举袖上下、跺脚起舞的场面，以及提到“昆戎旧壤，子弟贪鄙”的情况。这些都是从正面驳斥孙会宗的劝诫，并讽刺他为习俗所移志。文中反语讥讽层见叠出。通过运用反语手法，显示作者个人的品德才干，表明作者以往的从政成绩，肯定作者的务农经商活动，抨击了社会丑恶现象。最后，作者善用对比方法来表情达意。如把得官的过程与获罪的景象对比，把兴隆旺盛时的情况与遭谗罢官后的处境对比，把“君子游道”与“小人全躯”对比，把“卿大夫之意”与“庶人之事”对比，还把贤人遗风与子弟贪鄙对比。这些鲜明的对比有力地揭露了官场的黑暗与朝政的腐败，也充分表现出作者与统治集团作无情的决裂。

南宋真德秀：文气豪荡似史迁，然辞涉怨望。（《古文辞类纂评注》）

清代浦起龙：兀傲恢奇，笔阵酷类其外祖，而旷荡之襟与偃蹇之态，不双管两并行，亦怪事也。（《古文辞类纂评注》）

清代余诚：满腹牢骚，触之倾吐，虽极蕴藉处，皆极愤懑。所谓诚中、形外不能揜遏者也。篇中有怨君王语，有恨会宗语，皆足取祸。虽子幼之死，必由会宗出其书以致其罪，会宗自不免为小人，而正可以为“言之不慎”者警。纲目载：恽，性刻害，好发人阴私，由是多怨。按此数语，恽取祸者，未必仅在此书。而此书又适可见罪，虽死，非其幸，而恽正自有取死之道矣。至行文之法，字字翻腾，段段收束。平直处，皆曲折；疏散处，皆紧炼，则酷肖其外祖。（《古文释义》）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恽，大史公外孙，其报会宗书，宛然外诅答任安书风致。辞气怨激，竟遭惨祸。宣帝处恽，不以戴长乐所告事，而以报会宗一书，异哉帝之失刑也！（《古文辞类纂评注》）

杨恽（？－公元前54年），字子幼，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杨敞之子，司马迁外孙。汉宣帝时为郎，迁左曹，与董忠等人向汉宣帝揭发霍禹谋反。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以功升任中郎将，封平通侯。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为诸吏光禄大夫。为人自负，轻财好义，廉洁无私，又喜揭人阴私，致多招怨。后与太仆戴长乐不和，遭戴长乐诬告，被免为庶人。失爵后治理产业，以财自娱。与人多怨望语，又被告发，写给友人孙会宗的书信也被查获，汉宣帝见而恶之，于是以大逆不道罪将杨恽腰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