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35条，其中规定：禁止军人、官吏、学生和25岁以下者办报；报纸出版须到警察机关登记并交纳保证金；禁止报纸刊登“淆乱政体”、“妨害治安”和各级官署禁止刊载的一切文字；每天的报纸在发行前须呈送报样给警察机关备案。同年12月袁政府颁布《出版法》，对包括报纸在内的一切文字、图画印刷物都作了类似的规定。尽管法律已经十分苛细，而各地官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层层加码。如法律规定报纸在发行前须送警方备案，有的地方在执行中发展成了发行前的预审制度；法律规定交纳保证金是100～350元，一些地方提高到700元，无力交纳者即勒令停刊；法律规定25岁以上的人才能办报，有的地方则改为35岁以上等等。

有论者认为，两分法的看，即便今日我们都尚无成文的正规法律条文。但这对一个行业的规范化和良性循环是绝无益处的。从这个角度讲，虽说大袁是为巩固政权服务，他具有从其他相对成熟的“业界”引入成型条文来加以“规范化”这种行为意识是具有部分正面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