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社会学上最有影响的成就首推应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他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讲究严格的社会统计程序和操作化过程，强调精确的定量测量和定性的评价分析。他还是民意测验中采纳社会调查方法的首创者，主持了伊里调查。他的一系列应用研究，推进和提高了美国和欧洲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发展与质量。著有《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维》、《选民抉择》、《定性分析》和《应用社会学导论》等。

拉扎斯菲尔德认为，绝大多数广播电视节目、电影、杂志和相当一部分书籍和报纸以消遣为目的，对大众的鉴赏能力造成了影响。受众的平均审美水品和鉴赏力下降了。这对精英文化而言是一种堕落。

著作

《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维》、《选民抉择》、《定性分析》和《应用社会学导论》等

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斯坦顿节目分析仪”是一种资料收集仪器，从本质上说是媒体效果的测度仪器，记录实验对象即时的心理反应，从而能使研究者们将广播节目或广告内容预期与受众个人的情感影响连接起来。焦点小组访谈是以一种开放的方式向调查对象提问，以收集他们在特定情景下（听某个广播节目、观看演出等）有关的情景定义的资料。拉扎斯菲尔德试图将调查访问和多变量资料分析结合起来以使民意测验变为一种科学工具。

随后，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应用社会研究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是其鼎盛期，研究局项目的一般风格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共同体，从其调查对象的样本（或人口调查）中收集资料，这种以调查为主而后结合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风格沿袭了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并且就其形成定量的研究方法而言，它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由于其研究内容与社会实际紧密切合，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个人的影响》；结合1940至1948年的伊利县研究而产生的《人民的选择》，拉扎斯菲尔德明确阐述了舆论领袖和两级传播理论，使强效果论转入有限效果论，这是拉扎斯菲尔德对媒介效果研究的新成果，为大众传播研究开拓了新的背景。在引导传播研究趋向于效果研究方面，拉扎斯菲尔德的作用超出了任何其他个人。

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为美国早期的传播学开创了崭新的领域，并引起了一系列重要的方法论进展：他提倡三角测量法，即采用测量、收集资料和资料分析的多重方法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多侧面了解；他的社会研究方法试图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内容分析和个人传记、专题小组研究和焦点访谈结合起来——这些都是拉扎斯菲尔德在方法论上的创新。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在形成现代传播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影响，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开创者。从1930年在维也纳首次从事对广播听众的传播效果研究开始，到1937年在美国进行的“广播研究项目”和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研究，他通过分析性地利用样本调查，做出了影响个人行为的、有因果关系的推论。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合作完成的《人民的选择》被称为“社会科学史上最复杂的调查研究之一”，也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著作。

研究案例

《人民的选择》以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分析案例，试图阐释在大众传媒及人际关系的影响下，选民如何做出投票的选择。促使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对大众在总统选举中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诱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机器直接推动了包括传播学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社会学家奉命研究士兵的士气，以使整个军队的精神面貌更利于作战；社会心理学家奉命研究政治宣传的有效性问题，以使政府的指令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而深谙世界各国文化的人类学家则负责向政府提供建议，以减少美国政府在与日韩等国打交道时产生的摩擦。这些学者在各自领域的成功为人文社科带来很高的声誉和愈来愈广泛的研究领域。基于社会需要的各种新兴研究领域也促使人文社科摆脱单纯的思辨式研究方式而代之以实证式的研究方式，因为每一个研究成果都被期待着对紧迫的社会问题做出解释或者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人民的选择》和实证派传播学都诞生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

学术贡献

《人民的选择》对于传播学学术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一是“两级传播”和“舆论领袖”观点的形成。

早期的宣传理论家支持强有力的大众媒体，但是，后来的传播学学者在研究媒体对于选举行为、消费决策和其他类型的行为变化时，没有找到这类强效果的证据。开始怀疑强有力的大众媒体效果论的主要学者就是拉扎斯菲尔德，而正是他的伊利县研究引发了他的怀疑。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希望证实大众媒体在构成人们关于总统选举中如何行事的意向上具有直接的与强有力的效果。他假定，在总统选举的投票决定会在竞选过程中做出，并会受到大众媒体中出现的有关选举问题和候选人的新闻和专题报道的影响。但研究结果却揭示了相反的事实：许多伊利县的选民在选举竞选开始之前就拿定了主意。600名调查对象中仅54名曾从一个候选人转向另一个候选人，而这些转变者当中只有一些人是直接因为大众媒体的影响才这么做的。媒体只能告知和说服一些关键个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舆论领袖”的那些个人，它们转而通过与其追随者的人际传播联系，即以一种两级传播流通的模式将这种效果加以扩大。 此外，将面对面的访谈和分组试验、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也是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学方法论体系做出的一大贡献。阅读《人民的选择》不仅可以对传播学早年的学科发展有清晰的了解，也能从中学到不少有效的研究方法。

沟通美国与欧洲

拉扎斯菲尔德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作为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一座桥梁。在自传中，拉扎斯菲尔德写道：“当我的学术生涯开始时，欧洲的社会科学被哲学和思辨的思潮所支配……与此同时，美国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支配着知识界……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为一个连接的齿轮。一个欧洲的‘实证主义者’是一个稀奇之物，受到那些对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微妙趋势有所意识的人们的欢迎。”拉扎斯菲尔德试图建立一座通向批判的学术思想的多元桥梁，希望它与美国式的经验主义研究的融合，将其作为“对于解释已知的事情与寻求新资料有用的那些挑战性问题和新概念”的一个源泉。他认为，批判的学术思想对于提出能为经验研究者们所用的挑战性问题和新概念来说是有帮助的。他这样说道：“如果有可能按照批判的研究来制定一种能与经验的工作相结合的实际的研究工序，那么，涉及的人、要处理的问题，以及最终这项工作的实际效用都将极大获利。”由于与霍克海默、弗洛姆、阿多诺和“社会研究所”的其他批判学者的私人关系，拉扎斯菲尔德非常熟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他认为这一工作值得引起美国学者的更大注意。尽管拉扎斯菲尔德的这一做法不为经验主义研究学者所理解，尽管许多批判学者不赞同拉扎斯菲尔德试图要他们发挥作用的那种角色，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拉扎斯菲尔德关于建造沟通方法论桥梁的尝试最终失败，但他的这种尝试为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吉尔兹曾经说过：“学科研究需要有开阔的视野，通过综合性的发掘而形成新的理论框架。”

传播学

传播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传播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学术圈地运动，由于传播领域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从上个世纪传播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以来，它就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以及数学等各种不同的学科，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出发来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规律和效果，学科本身构成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被同时引入到传播学的研究中，并在后来的学科发展中演变成两种不同的研究学派，即以欧陆学者为主的批判学派的研究和以美国学者为主的经验主义研究。

二十世纪中叶传播学在美国产生后，五六十年代扩展到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早期有四位学者的研究为传播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是其中之一，而且他也被称为是经验主义研究的杰出代表，并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上有突出贡献。拉扎斯菲尔德为经验主义研究本身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创新，又尝试着进行经验主义与批判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合作，这种新的尝试和突破在传播学研究史上是影响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