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26 14:19
拉鲁·次旺多吉（1914.01~2011.09），男，藏族，西藏拉萨人。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在旧西藏地方政府担任过米扎色郎巴、达孜宗宗本、孜本、噶伦、昌都总管等职务。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坚定爱国主义者。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七届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拉鲁·次旺多吉（1914-2011），男，藏族，西藏拉萨人。原系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曾任过藏军如本，色朗巴、宗本、“噶谆”、“孜本”、噶伦兼昌都地区总管、粮食总管等职。1959年参与西藏叛乱，任藏军总司令，不久被捕，1965年获释。1977年后任自治区政协委员、常委。1983年4月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98年5月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第5－7届全国政协委员。夫人索朗德吉。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坚定爱国主义者，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拉鲁·次旺多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9月15日9时38分在拉萨逝世，享年98岁。
拉鲁·次旺多吉同志1914年1月生于拉萨，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在旧西藏地方政府供职，担任过米扎色郎巴、达孜宗宗本、孜本、噶伦、昌都总管等职务。西藏民主改革后，拉鲁·次旺多吉同志经过认真学习，成为新时期人民的一员，积极投身于我区社会主义建设，历任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务。2003年经组织批准退休。拉鲁·次旺多吉同志曾任第四、五、六、七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拉鲁·次旺多吉同志出身于旧西藏贵族，担任过旧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在担任昌都总管期间，与进藏人民解放军有过接触；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受到党的感召，为《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执行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西藏民主改革以来，拉鲁·次旺多吉同志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经过学习提高，实现人生的重大转折，转变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亲密忠诚的朋友，同党真诚合作，为西藏的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经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实践斗争教育，目睹西藏的发展变化，拉鲁·次旺多吉同志深刻认识到旧西藏生产力发展停滞，文化教育落后，农奴毫无人身自由，是最残酷、最黑暗的社会。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西藏才能繁荣昌盛，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自治区成立以后，他先后担任自治区政协委员、常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工作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决策部署，自觉接受党的政治主张，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挥了爱国统战人士的作用。他积极参政议政，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建言献策，为西藏稳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为旧西藏的上层人士和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见证人，拉鲁·次旺多吉同志担任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领导职务以后，在拉萨发生骚乱事件、十世班禅灵童寻访认定及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批驳达赖集团、国际反华势力和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的罪恶行径，揭批达赖集团宣传“西藏独立”的反动政治主张，用历史事实证明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他顺应潮流、品格高尚，作风朴实，谦虚谨慎，在境内外有较大影响，在爱国人士和干部群众中有较高声望。
拉鲁·次旺多吉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亲密合作的朋友，是我党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大损失。他的爱国风范，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拉鲁·次旺多吉同志遗体告别仪式2011年9月18日上午在拉萨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对拉鲁·次旺多吉同志的逝世表示悼念并对其亲属表示慰问。李源潮、朱镕基、杜青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和慰问。
●他的家族——西藏最大的农牧主之一，历史上曾出过两世达赖喇嘛；
●他——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时，担任叛军司令；
●如今——他成为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与西藏一起获得新生的历史老人。
饱经沧桑的拉鲁·次旺多吉在西藏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传奇般的经历广为流传：在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原地方政府——“噶厦”中，他是达赖手下四位最高级官员。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时，他但任了叛军司令。平息叛乱后，他被关押了6年半，1965年8月得到特赦出狱。1977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西藏自治区政协党委。1983年4月，他又被选为西藏政协副主席。
岁月流逝，今天的拉鲁老人已经从一个与祖国离心的旧官僚转变成一位爱国主义者。他一生中经历了前后两个40年，他说：如果可以作比喻的话，新旧西藏一个是天，一个是地。我今年已经80多岁了，我亲眼看到40多年前的西藏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社会。就说人口吧，解放前西藏人民生活贫困，医疗条件极差，瘟疫流行，人口逐年下降。从清朝初年到西藏和平解放前夕300年间，藏族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有100万人口。老百姓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
——西藏最大的农奴主之一
旧西藏也曾有一些高级官员想进行改革。拉鲁的父亲龙夏·多吉次杰曾任噶厦政府的“四品官”——孜本，30年代曾留学英、法、意等国，接受了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回西藏后推行过一些改革。这便是30年代发生的所谓“龙夏运动”。这场运动仅仅是调整三大领主间的权利关系，并没有考虑广大人民的利益，但却触犯了大小贵族的利益，为旧制度所不容。龙夏最后被扣上“密谋造反”的罪名挖去了双眼，其同党也都被流放。
拉鲁的家庭是西藏最大的农奴主之一，拥有20多个大小庄园，几千名奴隶。拉鲁曾是旧西藏的高级官员，竭力维护旧制度，在一些关键时候还站在封建农奴主的立场上，企图投靠帝国主义势力以维护封建特权，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结果虽然得到了达赖的赏识，却背叛了西藏人民。
西藏和平解放后，拉鲁同其他上层人士一样，迫于大势所趋，接受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但那时候他们想的还是如何维护三大领主的利益，而共产党想的却是百万农奴和整个西藏民族的利益，双方在要不要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斗争。
毛主席问拉鲁：怕不怕民主改革?
拉鲁说：“怕”。
毛主席说：“我们不仅不会杀贵族，而且会保障你们的生活。”
1955年，为了消除西藏上层人士对民主改革的恐惧心理，党和政府安排西藏各界人士组团到内地参观，拉鲁出任团长。他们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大典，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毛主席问拉鲁怕不怕民主改革，拉鲁说“怕”。毛主席说：“不用怕，我们不仅不会杀贵 族，而且会保障你们的生活。我们要让全体西藏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毛主席还说：“没 有拇指，双手无力，西藏与祖国不可分离。”在内地参观时，党和政府还特意安排他们到上海，访问了荣毅仁先生。回到西藏后，拉鲁向噶厦作了详细的汇报，但噶厦未予以任何重视。
1957年噶厦政府任命拉鲁为粮库总管，达赖为此还召见了他。当时拉鲁十分感动，接受了这一重任。他忠心效力于噶厦政府，期望噶厦能重振威望，继续维持、延续旧日的统治，保留一切特权。
拉鲁成为叛军司令。但群众斗争大会上，他却一拳也没挨着。
尽管中央政府已决定推迟西藏的民主改革，但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层官员们还是发动了武装叛乱。拉鲁被任命为叛乱藏军的司令。但叛乱很快被平息，达赖带着手下的重要官员逃往印度。拉鲁也很快被捕了。
被捕后，拉鲁以为共产党要处决他，态度很顽固，拒不交待罪行。尽管如此，党还是非常耐心地向他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给他指出重新做人的光明道路。但他还是非常怀疑。这年藏历6月一天，看守所通知拉鲁参加群众斗争大会。他被押进会场一看，上万怒不可遏的群众抡起拳头，高呼“打倒拉鲁”的口号，向他涌来。他想今天即使不被处决，也会被群众打死。担是，他身边的两位解放军战士却拦住了人群，使他一拳也没挨着。这时，拉鲁才相信党的政策。自此以后，他彻底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老老实实进行改造。在看守所里，他学会了洗衣服，后来还当上看守所洗衣组的组长。
1965年8月，拉鲁获得特赦，被释放出来。西藏军区看守所把他的金耳环、金手表、钢笔等都还给了他。当他踏上拉萨街头时，看到的尽是喜气洋洋的群众，昔日的“乞丐街”再也不见了。政府还分配给他一处安有玻璃窗户的楼房，座落在拉萨城北。拉鲁向政府提出了务农的要求，政府分给他约5克土地(约等于1亩地)，他逐渐学会了农活。
后来，拉萨城北一大队吸收拉鲁为社员。当时他家里妻子患病，孩子又小，只有拉鲁一个人是全劳动力。他辛苦劳动，仍能挣得三个人的口粮，基本上是自食其力，养家糊口。居委会安排拉鲁去干农活，翻地，修水渠，他从来不怕累，不怕脏，表现很不错。
1978年6月间，拉鲁在地里干活时，不慎丢失了一块手表。他认为自己是个被改造的农奴主，不想把这事张扬出去。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半月后，派出所突然通知他，说找到了他的表。原来，这表是一个社员的孩子拾到的，立即交给了派出所，几经周折，才到理了他这个失主。拉鲁深为孩子拾金不昧的品德所感动，这就是新西藏的一代新人啊!
西藏自治区政府经常组织获释的原西藏上层人士到西藏各地参观。西藏山南地区、林芝地区等地都发生了让拉鲁吃惊的变化。山南地区乃东县克松公社社员丰衣足食，家家还有不少余粮，即使连遭3年灾荒，也不愁没吃的。山南过去“驿马传书”的羊肠小道，已经变成了一条平坦宽阔的公路。粮食总产也比民主改革前增长了两倍，每年除留足口粮、种子粮、储备粮外，还有几千万斤余粮卖给国家。林芝从一个荆棘丛生、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山沟变成了一座有毛纺、电力、印刷等10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新兴工业城市。通过参观，拉鲁深深感到，西藏的社会要前进，民族要繁荣，人民要幸福，就必须进行民主改革不可，这是西 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西藏上层发动叛乱，是不得人心的，必然会失败。西藏民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统一于社会主义祖国之中，才会有今天这样光明的前途。他深信，今后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西藏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
“拉鲁家族失去了封建特权，整个西藏民族却获得了新生。”
1977年，拉鲁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后来又当选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在西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里，拉鲁从事着整理与研究西藏历史资料的工作，并完成了长篇回忆录《拉鲁家庭兴亡史》，已经出版。他说：“我经历了新旧两个西藏，是 历史的见证人。我要把自己知道的历史写下来，让年轻人了解旧西藏的真面目。
“我对祖国、对人民犯了罪，但几十年来，党和人民没有唾弃我、岐视我，而是教育、挽救我，使我获得了新生。和平解放40多年来，我亲眼目睹了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驱除了帝国主义势力，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建立起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繁荣的新西藏。西藏40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以往几个世纪都不可能取得的。拉鲁家庭失去了封建特权，整个西藏民族却获得了新生。
“现在，我不仅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且继续参与西藏以及全国的大事。我真正感到自己是有所作为了。”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40多年发生的巨大变化，使拉鲁不得不信服这样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救了西藏，只有在祖国大家庭中西藏才能发展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