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纳在清代衍生出捐税，是有清晰脉络的。

最初，清圣祖康熙年间，为获取收入，大开捐纳之门，一年之内，在山西出售了一万三千个县丞职位，一年半的时间里，在甘肃出售了一万七千个县丞职位（当时全国只有一千多不到两千个县）。这种“捐”虽然以捐为名，其实是一种针对官职爵位的买卖关系，和历代卖官鬻爵以弥补财政亏空的行为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清代很快就将捐纳作为正规制度进行规定，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员以下均可纳捐。这依然是捐纳。

在卖官鬻爵的同时，康熙皇帝在六下江南的过程中，大力发展了另外一种“捐”。康熙皇帝在巡视地方时，将巡视行为称为“巡幸”。巡幸通常以北京为起点，沿大运河南下，一直到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为止。沿途各地极力逢迎皇帝，以示恭顺和忠心。而表现恭顺忠心的主要形式，就是“动员”地方士绅向皇帝捐献财物，乃至捐献房屋家产。在实际执行中，即是向民众摊派各种“捐”。由此，开始了征收捐税的历史。

在名义上，康熙、乾隆下江南都是号称“力求节俭”，但是实际上，则侵占民众房屋财产、强制捐献。下江南是搜刮民众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捐”波及的范围，主要是皇帝途经地方。由此，康熙皇帝开创了清代皇帝喜欢下江南的传统。乾隆皇帝继承了这种巡幸形式。

巡幸期间出现的“捐”，表面上依然是自愿性质的，但是与卖官鬻爵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区别。捐出资产的民众不再有官爵收益，捐献演变为税收，这是一个质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捐”是与“永不加赋”同时出现的。在一个税种的征收额不再增加的同时，税种种类却在增加。

清高宗乾隆皇帝创立了议罪银制度，以乾隆皇帝为首，以和珅为主要负责人，以全国官员为主要参与者，整个国家机器开动起来大肆贪污，攫取了大量财富。由此导致了波及七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因此，到了嘉庆时代，就停止了这一制度，和珅也被处决。然而，由于清王朝极度奢靡（用于修建园林的樟木被砍伐殆尽，以至于拆毁明代的宫殿乃至墓园取材，依然不敷使用），财政依然十分困难。为此，嘉庆皇帝大开捐纳之门，捐生数量高达22万人。

但是临时的捐纳并不能满足财政的需要，至清中期以后，国库空虚，捐税正式成为税种，撕去了自愿捐献的最后一层伪装。

清代中期以后，至迟从咸丰三年开始，地方以“厘金”为名（厘是指百中抽一，厘金指税率为百分之一的税率。实际执行中很快就突破了这一界限），设立厘金局，抽取名目繁多的捐税。捐税名目各地自行设立，诸如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不一而足。征收厘金，名义上是效法林则徐。林则徐在新疆时为垦田，采取“一文愿”的募捐方式，筹集资金。厘金即以此为名，但显然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文愿”原本是民间流行的一种募捐方式，用来集资进行公益事业，不是林则徐一人所为。设立厘金时以林则徐为名义，不过是狐假虎威罢了。

至此，“捐”演变成了新“税”，最终形成了清代独具特色的“捐税”一词。

捐税的名目很多。

民国时代沿袭了很多清代恶政，军阀混战时为了筹集军费，不但没有废止捐税，反而变本加厉。比如四川，种植罂粟要缴纳“窝捐”，不种罂粟则要缴纳“懒捐”。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收粪捐。

广东则有“回唐捐”（指华侨归国）、纳妾捐、蓄婢捐、置田捐、建屋捐等。

北京则有铺捐、车捐、妓捐、乐户捐、戏捐、贫民捐、慈善捐、弹压捐、自治公益捐、警捐。此外，北京还有广告捐、长途汽车捐、平绥路货捐、卷烟吸户捐、电车市政捐、四项加一捐（对旅馆、戏院、澡堂、饭店四项营业加征的捐税）、警饷附加捐、奢侈特品捐、公厕捐、粪场捐等项目。

截止抗战前，各地还有灯油捐、清洁捐、粪担捐、茶桌捐、席桌捐、路捐、驮捐、盐捐、中笔捐、肉捐、布捐、锡箔捐、契价一厘捐，验契教育捐、契税特别捐、屠宰税建设特捐、牙税建设捐、保卫捐、花行公益捐、货物杂捐……

抗战期间，一些地方增加了更多新名目，比如很早就沦陷的宝山区，在很紧急的情况下增收了旅馆住客捐、清洁捐。抗战胜利后，宝山区又增加了学谷捐、自卫特捐。

由于税种繁多，最终形成了“万税”的局面，并形成了成语“苛捐杂税”。在清和民国以前，类似于这种杂税众多盘剥民众的情景只能说“横征暴敛”，是不能说“苛捐杂税”。

新中国建立前后，取消了名目繁多的捐税，“捐税”一词最终变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