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6-29 18:58
《推拿》是当代作家毕飞宇创作的长篇小说，2008年9月首次出版。
《推拿》围绕着“沙宗琪推拿中心”的一群盲人推拿师展开。推拿中心里每一个盲人推拿师或多或少都有一段正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生活。他们小心翼翼地争取自我的独立和尊严，为了可能的尊重，他们殚精竭虑。身体强壮的王大夫，为游手好闲的弟弟划开了自己的胸膛，鲜血、自尊和耻辱一起喷薄而出。音乐天才都红如同传说中的自乐师一般，任何曲调和旋律，她听过就能哼唱，能弹奏。音乐对于她，就如同鱼会游泳，鸟会飞翔一样，是一种本能。然而，自乐师到了社会的大舞台上，得到的却是廉价的怜悯和同情。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她宁可抛弃自己的音乐天赋，中途改学并不擅长的推拿，也不肯充当别人同情的对象。而张宗琪的生活更近乎悲剧，幼年被威胁、所包裹的人生，让他永远处于被毒死的恐惧之中。
对于自己选择盲人群体的创作初衷，作家是毕飞宇是这样理解的，因为这个特殊的人群，自中国到外国都没有真切的来关注并用一本书来描绘，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融入他们的世界，感受他们的心情，从日常的画而描绘出他们的真实一切，这就是他为什么写这部书的原因。
《推拿》的诞生与毕飞宇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长期的写作使得毕飞宇患上颈椎病。为了缓解疾病带来的痛苦，他经常去按摩中心接受治疗。在长期与盲人推拿师的接触中，毕飞宇对于他们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这一点或许是他多年之后创作《推拿》的推动因素之一。
毕飞宇说该书的起因是一个法国纪录片导演想在中国拍点什么，他劝说毕飞宇记录一下中国的盲人。虽然毕飞宇也曾在南京特殊教育学校待过，但因为心理上的顾虑——害怕冒犯盲人朋友，就把这件事放了下来，直到2007年开春以后，一个盲人朋友和他聊天，问他为什么不写写盲人的世界，他这才打消顾虑，写成了《推拿》。
王大夫
小说的中心人物。他有两次行为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两次都与钱有关。当王大夫还在深圳做推拿时，弟弟结婚了。弟弟不希望“一个瞎子”坐在他的婚礼上，所以没有及时通知他，仇弟弟却又想得到他的红包，所以还是在“适当”的时候通知了他。弟弟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王大夫的自尊。骨肉同胞的歧视，使得王大夫“像病了一样，筋骨被什么抽走了”。王人夫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王大夫一个人来到银行，一个人来到邮局，给弟弟电汇两万元人民币。王大夫本来打算汇过去五千块的，因为太伤心，因为自尊心太受伤。王大夫愤怒了，抽自己嘴巴的心都有。一咬牙，翻了两番。”倘若是一个“正常人”、“健全人”，受了伤害，还可以以其他方式予以反击。而一个盲人，一个残疾人，只能以钱来“报复”伤害者，幸好王大夫还有用来“报复”的钱。王大夫看重钱，实在因为钱有时是捍卫尊严的唯一武器；王大夫拼命挣钱，实在是在挣一份尊严。
张一光
张一光是一个另类，张一光三十五岁以前是一个“正常人”、“健全人”，有妻子有孩子。三十五岁时的失明，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痛苦，相反，倒是让他感到巨大的自由和解放。既然成了残疾人，作为妻子的丈夫、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亲所应尽的义务、所必须承担的责任，都可以卸下、抛开。从此无牵无挂的张一光来到南京打工，把挣的钱都花在了洗头房的“小姐”身上，用王大夫的话说，张一光“还不配做一个瞎子”。
都红
都红学推拿是半路出家，在这之前，她一直在学音乐，在弹钢琴，是一次向残疾人献爱心的演出中断了都红的音乐生涯。那次演出，都红表演得很失败，然而台下却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还站在都红身边说“可怜的都红”是靠了全社会的好心人支持才“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都红今天的演奏就是为了“报答”。都红不明白，“她只是弹了一段巴赫，却成了报答，报答谁呢？她欠了谁的？她什么时候欠下的？还是全社会？她知道了，她来到这里和音乐无关，是为了烘托别人的爱，是为了还债”。想到这些，都红觉得音乐已经变味了，她断然放弃。都红最后离开推拿中心的原因其实与她年少时放弃音乐的原因有些相似，“看到”盲人兄弟姐妹们都为她的意外受伤慷慨解囊，都红感动之余也有伤心和绝望。她知道自己后半生的生活恐怕要更难了，要是接受了大家的好意，她一辈子只能生活在感激里，“她矮了所有人一截子，矮了健全人一截子，同样也矮了盲人一截子”。难以想象，这对自尊心极强的都红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所以她决定，体面地、有尊严地离开。
盲人按摩师各不相同，他们有的是先天性的因素致盲，更多的则是后天成长中失去光明的。在现实生活中，盲人群体由于生理层面的特殊性使得常人往往会以怜悯、同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甚至将他们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当所有的人都将这样的价值观视为合情合理时，毕飞宇在《推拿》中却对世人习以为常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他看来，世人都是平等的，不论是先天的缺憾还是后天的伤害，对于哪一些特殊的弱势群体，应该用平等的眼光来对待，人类的同情心和爱心是好的，但是不能乱用，不能拿对待弱者的照顾眼光去怜悯他们，为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在向他们展现优越感。这样的帮忙就是失败的，这样的同情心只会给别人带来伤害，每个人的尊严都是神圣的，都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是不能用同情或者其他怜悯的心情来践踏的。
《推拿》的表现手法内敛而又短促有力，是一种富有张力的节制性风格。
首先，小说人物情感的表达十分节制。小说涉及的是一群生活在现实边缘地带的隐秘人群——盲人推拿师，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观察到的，作者毕飞宇曾经从事过特殊学校的教育工作，有很多的盲人学生和朋友，以他对盲人的了解使这部小说更加具有真实性。
毕飞宇并没有通过大起大落的情绪、出奇制胜的心头和生离死别的场面来吸引读者的好奇心。相反，作者将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内化为人物的心理活动，利用人物的内心冲突来彰显人物性格，并将情节一步步推向高潮。
其次，小说结构的节制，《推拿》以人物命名分为不同的章节，其内部的情节发展都是围绕这个人物进行的，但是每个章节之间并没有足够的连贯性，因此小说呈现出一个开放式的格局。这似乎违背了长篇小说一贯的叙事风格。有人提出这是这篇小说的垢病，导致了小说的结构较为松散。但是，这也是小说“节制”的另外一种体现。所有的事件发展到一个点上戛然而止，看似浅淡的表述，却有着更为强烈的感情。
《推拿》出版后连获《小说选刊》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人民文学》奖、新浪“年度作家”、《当代》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台湾省《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推拿》获得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毕飞宇，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江苏兴化人。大学毕业。1987年后历任南京特教师范学校教师，南京日报社记者。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小说集《慌乱的指头》、《祖宗》等。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里说话》获1995年《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获1996年《小说选刊》奖、1996年全国十佳短篇小说奖、1995—1996年《小说月报》奖、首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