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的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包含了丰富的史学致用思想。李维以历史循环论作为史学致用的前提。他认为罗马传统道德关乎国运，是联系罗马古今的重要纽带，亦是影响罗马历史循环发展的重要力量。李维往往通过直接指出、间接指出以及演说指出等三种方式点明需要读者关注的道德价值与历史经验，他也会通过改写史料来凸显说教的效果。李维认为史学致用是有限度的，人们应该根据条件与环境的变化理性地运用过去的范例。总体而言，李维将罗马史学垂训思想发展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李维（Titus Livius，约公元前59年至公元17年）是罗马元首制时代著名的史学家，他与撒路斯提乌斯、塔西佗并称罗马三大史家。李维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史学、修辞学以及哲学等方面皆受过训练。李维一生著述颇丰，除已经散佚的哲学作品集外，著有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该书体现了他独特的史学致用思想。李维对史学致用的深刻认识使其摆脱了仅是文采出众的二流史家的地位，学界逐渐将他看作为有着深刻史学思想的一流史家。20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始注重研究李维的史学思想。就李维的致用思想而言，国内外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对《建城以来史》各种范例的研究，缺少对李维说教的依据、手段、内容与特点的研究。笔者拟对此问题做出探讨。

一、循环史观与史学致用

李维在《建城以来史》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其说教目的：“在认识往事时，尤其有利而有益的在于：你可以注意到载于昭昭史册中的各种例子的教训，从中为你和你的国家吸取你应当仿效的东西。”他认为回顾罗马的过去可以使人们学习到有利或有益的东西，从而将这些东西应用于现在或未来。这些或有益或有利的东西——范例带有某种传递性的功能，它隐含着过去的东西能够被用于现在，现在的东西能够被用于未来的思想。因此，李维认为，人们学习过去历史的目的就在于他们希望能够从中找到对未来有用的东西。但是，过去的范例何以对未来有用？它起作用的前提是西方古典史家普遍认为的历史发展具备循环往复的规律，在这一前提之下，过去才能对未来有用。

西方古典史家普遍认为历史事件的多样性是有限的，未来的事件不会与过去的事件相去甚远，以至于让经验归于无用。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循环论一直是主流的史观。李维也不例外，他将罗马自建城至其所处时代的历史分为两次循环的历史，认为罗马在不断重复经历建立、发展、崛起、衰退与重建的过程。李维更是提出了一种政治有机体理论来描述罗马历史的循环变化过程，将罗马比作一种有机体，认为罗马遵循着生物固有的出生、发展、成熟、衰退与死亡的规律。

《建城以来史》中有确凿的证据可证明李维的循环论主张。历史循环往复的发展有明确的定义。迈尔斯认为：“历史循环意味着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有着明确的先后次序和确定的首尾，其决定了循环过程，并且循环过程可能不止一次的出现。”据李维记载，罗马历史的第一次循环是：罗慕路斯王建立罗马，经过历代国王的励精图治，至塞尔维乌斯王统治时期，罗马历史发展至顶峰。高傲者塔克文王（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实施暴政，王政被推翻，共和初期平民与贵族内斗，罗马历史开始下行发展；第二次循环是：高卢劫掠罗马，卡米卢斯击败高卢人重建罗马，至此，罗马历史又开始上行发展，至西庇阿时，罗马击败迦太基，称霸西地中海。此后，随着罗马疆域扩大，财富激增，域外奢侈之风盛行，历史开始下行发展，至屋大维结束内战，开始重建罗马。其中，两次循环都有明确的首尾，两次循环的时间跨度相同，都是360年至365年。公元前390年，卡米卢斯在反对罗马迁往维伊的演说中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他说：“同胞们，现在正是罗马建城的第365年。”同样，据此推算，公元前27年是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称号，实行“元首制”的开始。从卡米卢斯至屋大维，时间跨度也是360年至365年。

“历史循环论通常将过去与现在等同，同样处在历史循环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李维描述的两次历史循环中，罗慕路斯、卡米卢斯与屋大维作为建立者或重建者出现，塞尔维乌斯王与西庇阿作为历史发展顶峰的重要人物出现。在罗马历史上行与下行发展中，李维也指出了其他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影响。这些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质对罗马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历史学家往往极为重视社会、经济、阶级等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然而，古代史家往往将历史的核心特征赋加于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这些人物的思想、感情、行为都是影响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他们认为推动事件发展与变化的原因存在于人的决定、思想与情感之中。李维认为罗马贵族精英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建城以来史》中，他通过描述“胃与成员”的寓言故事向读者指出了以元老院成员为代表的贵族精英的重要作用。公元前494年，罗马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期间，为了劝说贵族与撤离的平民达成和解，墨涅尼乌斯·阿格里帕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将元老院比作人体的胃，将平民比作人体的其他器官，身体其他器官因忙于侍候胃而产生抱怨，于是它们终止了对胃的供养，进而导致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障碍。李维记载说：“这时大家发现，胃也不疏于职守，它不仅受抚养，而且也抚养，把我们赖以生存和强健的东西归还身体各部分，食物被消化后形成的血液被均匀地分流在各处血管里。他通过把平民对元老的愤怒与相类似的身体内部纷乱相比较，改变了人们的心理。”

李维阐述了罗马是由“胃”（指元老院）与“身体各部分”（指普通民众）组成的“活的有机体”，有机体各部分进行协作才能保证机体的正常运转，而罗马元老院是维持罗马运转的关键所在。罗马元老院并非仅是罗马的一个统治机构，它还被设想为古老德性的主要存贮库，元老院的重要性在于其成员的品质。以元老院为代表的贵族精英的道德品质直接决定了罗马国家的运转。

罗马贵族精英是否具有美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罗马历史的走向。在古罗马，“人的道德结构中的某些转变具有政治重要性，以至于制度也要受它限定。”罗马之所以伟大也是由于她的人民(尤其是贵族精英)具有美德。在《建城以来史》中，罗马精英的道德成为李维书写历史的核心所在。李维说：“在我看来，每个人应当密切地注意这些问题：曾经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道德；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通过哪些人以及运用哪些才能建立和扩大帝国；然后应注意到，随着纲纪逐渐废弛，道德可以说先是倾斜，继而愈加下滑，最终开始倾覆，直到我们既不能忍受我们的罪过，亦不能忍受补救措施的今日。”李维认为，美德是罗马得以发展与强盛的重要依仗，罗马人道德行为由善转恶则是罗马倾覆的原因，道德成为关乎罗马国运的重要力量。

李维所指的贵族精英的道德主要是指伦理道德。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道德是从自然接受过来又通过习惯使它完善的，这种习惯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行为规范。罗马道德也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这是李维所处时代文人的共识。例如，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说：“……正义、诚信、公平从何而来？……无疑，它们的形成有赖于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这些由社会生活形成的观念使其中一些按习俗肯定下来，使另外一些通过立法确立起来。”在《建城以来史》中，传统道德主要有以下几种义项：虔诚、忠诚、和谐、纲纪、信义、审慎与理性、勇气、贞洁、尊严、节俭、仁慈等等，其中，爱国是核心。

李维对罗马道德的认识有特殊的思想背景。首先，李维深受希腊化史学重视道德教化的影响。道德教化与爱国情感相结合扎根于以李维为代表的罗马传统史家的著述之中。其次，李维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他认为罗马道德是一种不变的实质，它的本质是善。在李维笔下，“罗马就是一个实质，是不变的、永恒的。从叙述一开始，罗马就是现成的、完整的。直到叙述的结尾，她并没有经历过任何精神上的变化。”他认为善作为道德的本质不会变化，罗马人的行为却有善恶变化。因此，在《建城以来史》中，既有罗马人道德不变的证据，也有罗马人行为善恶变化的证据。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变化的历史与不变的实质之间是无法统一的，它们有着一种逻辑上无法超越的矛盾。但是，作为传统罗马史家，李维虽受哲学影响，但也极为重视历史的实用价值，他自觉忽视了这种矛盾。

为何李维会将循环论作为实现史学致用的前提？史学致用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事物，而史学致用的服务对象是现在或未来的人。古代的事物对现在或未来有用的原因就在于古今之间存在连续性，“为其相沿，所以相通，所以可以用”。实现古今之间连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线式的进步性的连续，另一种是循环往复式的连续。因时代局限，李维采用后者，认为实现罗马循环往复式连续的纽带就是罗马传统道德，实现罗马历史循环往复发展的动因也在于罗马传统道德。因此，李维书写罗马循环往复的历史有特定的目的，他希冀通过描述罗马历史循环往复的发展使读者能够从罗马过往的伟人身上寻找政治权威以及行为和道德典范。在他看来，在两次罗马循环的历史中，总会有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具有某种相似性，例如罗慕路斯、卡米卢斯、屋大维、塞尔维乌斯、西庇阿以及其他的罗马英雄等无一不是罗马人眼中的政治权威与道德典范，人们通过学习他们的才能与高尚品质可使罗马历史在循环往复中实现上行发展。

因此，李维所书写的历史并非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种不表现普遍性的事、不存在任何规律的、仅记载具体事件的历史。在他看来，罗马的历史发展并非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特殊的规律，即罗马历史是由奠基人、祖先以及拥有美德的人塑造的，优良传统与美德是联系罗马古今的纽带，也是实现罗马历史循环往复发展的重要一环，后世只要效仿前辈与英雄的美德，便可以实现相似的历史目标。虽然李维的史观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进步史观，但是，在罗马共和制倾覆的时代，它体现了以李维为代表的罗马文人对历史发展动因的探索精神以及对史学致用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