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渊《广州记》以为此秦戍五岭之一，盖潮惠之关隘，揭阳之北门也。飞泉岭今割属丰顺县。”

《揭阳县志》这段记载说得很具体，“飞泉岭”是“揭岭”的“今名”，是同一个地方，“揭阳之北门”，指明方位，“距城八十里极界”，说明具体的地点，“岭今割属丰顺县”更明确指出清初新置丰顺县时，已割属丰顺县管辖。

古揭阳什么时候建县？史学家大都说是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其实，据一些史料记载，秦时就已置县。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一写道：秦平定南越后，在岭南置南海、桂林、象郡，“并命史禄”留任“揭岭长”。《方舆纪要》也云：“史禄转饷，留家揭岭，此为中土移民入潮之始。”上面所引《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揭阳山”条也云：“秦始皇伐百越，命史禄转饷，禄留家揭阳，或以为即此山也。”这些记载都是史禄曾任“揭岭长”的有力佐证。

南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职官云：“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由此看来，“揭岭长”是小县县令，史禄和南海郡尉一样，是揭岭县尉并行使县令职权，是戍守县尉。其实到西汉时南海郡六县才9613户(《前汉书·地理志》)，平均一个县才1600户，可见秦汉时对边远郡县的建立及官员的设置是采取灵活政策的。因此，揭阳设县归属中央政府管辖在秦朝就已开始，而不是到汉朝公元前111年才开始，这是潮汕史乃至广东史上不可忽视的大事。 史禄是秦伐南越负责指挥“凿渠转饷”即修通灵渠运输粮草的高级后勤指挥官，是有功之臣，而让他留任小县戍守县尉，这也可看出秦朝增设揭岭县的主旨及其对防守闽越的高度重视。史禄任揭岭长期间做了些什么工作？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史料没记载，我们不清楚，不过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赵佗建立南越国称王后，为了巩固其政权，采取一打一拉的手法，“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守假。”同传又云：“苍梧王赵光者，越王同姓，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史定降汉后，被封为安道侯。据此，史禄后来可能被赵佗所杀，从同姓看，史定与史禄可能有亲缘关系，所以南越国时，也曾置揭阳县，并以史定为县令。《汉书·两粤传》云：“汉伐南越，揭阳令史定闻汉兵至自降。”《揭阳县志》也云：“史定秦时人，仕南粤，为揭阳令，元鼎六年，汉兵下番禺，定决计属汉。”都是明证。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潮汕人历来十分重视祠堂的建筑，因为祠堂是代表着一个姓氏的精神表征。潮汕地区人口密集，多聚族而居，因此无论在城镇，还是在农村，不论规模大小，均各建筑有祖祠、宗庙。这是一种“怀抱祖德”、“慎终追远”，也是后代人“饮水思源”、“报本返始”的一种孝道表现。

揭西河婆三山祖庙历史非常悠久，约有1400年的历史。庙内供奉三山神，指的是揭西县境内巾、明、独三座名山之神。传说由于三山神屡屡护国庇民、助唐扶宋、“大有功于国”，而被宋太宗诏封。三山祖庙现庙为1984年重建，1988年竣工，建筑面积1378平方米。基本按照清代庙址、格局和神祗尊数复建。揭西三山祖庙凝集了三山国王崇拜的各种历史信息和民俗信息，成为了三山国王文化的物化代表性建筑。

先秦文明

沧桑史，一万载；

古越人，辟草莱[1]。

湖岗山，软陶片；

火候低，证久远[2]。

岐山腰，遗工场；

新石器，此生产[3]。

虎头埔，古窑群；

存陶片，几何纹[4]。

桑浦山，古岛屿；

出土器，浮滨型[5]。

洪岗麓，贝丘址；

有鹿角，作撬器[6]。

蜈蚣岭，多纺轮；

织葛史，地下存[7]。

中夏村，青铜器；

三千年，铜锈蚀[8]。

揭阳鼎，盘口形；

三足式，无铭文[9]。

华美埔，埋兵器；

西周时，文化遗[10]。

江水滨，低山间；

古遗址，在在见。

文化址，是标志；

古揭人，非蛮夷[11]。

启山林，开文明；

遗物在，供论证。

大中华，成一统；

多元性，构体系[12]。

揭阳国，虽僻远；

添砖瓦，有贡献[13]。

注 释：

[1]根据出土文物考证，揭阳已有一万年以上的人类生活史，五六千年的文明史。是生活在这一带的百越先民，启扣山林，写下揭阳史的第一篇。郑刚在《岭南文化何处去》一书中提出，所谓“岭南文化”，必须从明代“岭南三家”之初算起。揭阳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支，是否也应作如是观？笔者以为，揭阳文化包涵着许多远古文明的元素，所以，它的历史应上推至这一文化（即新石器）的肇创时期，而不能截然切断。

[2]《揭阳文物志》称揭东玉湖湖岗遗址内黑外红的软陶片，火候较低，其生产年代距今约4000—5000年，是目前揭阳地区发现的较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

[3]文物考古部门于1961年在黄岐山塔下方发现磨制石器工场遗址，出土舌形与舟形锛，还有大量半成品石器。

[4]文物考古部门在普宁市广太镇东侧绵远村山地虎头埔南坡，先后发现了18座新石器时期的陶窑，陶片多几何纹，是越族文化的一个体系，北大教授李伯谦为它命名“虎头埔文化”。

[5]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揭阳已在揭东县地都、炮台镇境内桑浦山地发现新石器时期遗址多处。出土文物属考古学界所称的浮滨类型，与闽西南同期文物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可证潮汕文化与闽南文化同一渊源的历史联系。

[6]揭东县地都镇洪岗山北麓的贝丘遗址，是揭阳地区迄今发现的唯一贝丘遗址，出土有作为撬器的鹿角与大量牡蛎壳，可证3000多年前人类生活在此，以采集蚝肉为食的事实，与《汉书·地理志》所载“越人嗜大蛤”相吻合。

[7]在地都镇境内的桑浦山蜈蚣岭，文物工作者曾经发掘到大量陶纺轮，推测以其“款式及数量较多，似不限于织布，可能用于捻线编织渔网之用。”上古时，本地先人以葛为主要织布原料。

[8]考古工作者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揭东县云路镇中夏村北牛堆发现一座古墓，出土铜鼎、铜剑、铜镞、铜钺等器物。此后又在周围的古墓中出土一些类似的青铜器。推断为相当于中原战国时期的文物。

[9]迄今为止，考古人员已在云路中夏一带出土铜鼎3只，以其形制独有，笔者以为可以名之为“揭阳鼎”。《揭阳文物志》对该类文物的描述是：“这是一种盘口树颈鼓腹、平底高斜足薄胎鼎。”

[10]位于内外桑浦之交的地都镇华美村陇埔沙丘上，曾于八十年代初期出土相当数量的铜矛、铜钺、铜戈等。推断为西周时期墓群的遗物。

[11]在古代，中原人习惯于把岭南地区称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即蛮夷）的居住地。二十多年来，大量新石器时代先进文化遗存的出土，可证远古时期，揭阳文化并不落后于内地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12]在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发祥地。近十几年全国各地大量出土文物证明，原先的中原为中华文明发祥地这个学说不太全面。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等乃提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之说。以此推论，揭阳远古文明则为多元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13]饶宗颐、邱立诚等学者、专家论证，揭阳这片地方，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能存在着一个由越人建立的王国，也即揭阳国。

揭阳岭位置有多种说法，其一明嘉靖郭春震《潮州府志》记载揭阳山在（揭阳）县西北一百五十里，秦名揭岭；其二认为揭岭为揭阳山、瘦牛岭、飞泉岭、贵人山及猴子岽、巾、明、独（山）等处之总名；其三认为揭阳岭是位于湘桂边境都庞岭的又一名字；还有揭阳岭是揭阳黄岐山等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