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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牧人

60岁的代表：侯牧人这个名字对当下年轻人来说或许比较陌生，他是中国摇滚最早期的开拓者，亲手打造了张楚的第一张专辑以及经典摇滚专辑《红色摇滚》，见证了中国摇滚乐三十年来的起伏。前些年他患了脑梗，说话变得慢慢悠悠的，大多数时间呆在家里。“他当年留着长头发，是非常热血的摇滚青年。你现在小区里遇到慢悠悠散步的他，完全想象不到这是当年长发飘飘，写歌、在台上玩摇滚的一个人。但他还是有那个劲头，那个精神，他说他还要继续做音乐。”这是侯祖辛眼中的父亲。

高虎

40岁的代表：高虎，痛仰乐队主唱，江苏人，不过在新疆长大，但是就是不吃猪肉羊肉（简单来说是不爱吃肉），酷爱鸡蛋，西红柿，土豆。成立于1999年7月的痛苦的信仰乐队多年来以自己的音乐和对待音乐的执着态度，在地下音乐圈里受到广泛称道。“痛仰”是今天最能代表中国硬核音乐水准的乐队，在硬核说唱的基础上广泛融合了金属、硬摇滚及一些中国民间音乐元素。他们不是投机取巧的政治刺头，“痛仰”更多代表的是被强大社会意识和社会问题所折磨、质问、却始终不甘沉默的青年一代的声音。

梁博

20岁的代表：梁博，在获得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年度总冠军后，出人意料的拒绝了所有的商演邀约，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在这不循常规的举动背后，是他想做一张“在他这个阶段所能做的最好的专辑”，“他说，钱和名不是他现在该想的事”。赛后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梁博，面对侯祖辛的镜头谈起《中国好声音》：“是节目的品牌把学员们带火了，这和音乐有什么关系呢？没有。”

在父亲侯牧人的录音棚里长大

侯祖辛生在北京帽儿胡同一所艺术家聚居的院落里，她的童年与其他同龄人不同，记忆中就是跟着父亲身后游走于京城的各大录音棚内。当时三四岁，最爱吃的就是录音棚的盒饭，困了就睡沙发上，给她披上的衣服都是一股子烟味。”侯祖辛回忆道，那时候父亲侯牧人天天去录音，一录就到两三点，自己好像个拖油瓶。她印象中的父亲长胡子，长头发，不修边幅，父亲身边的那些人则是“走在街上会被人查身份证的，绝对不像好人。在录音棚内，在震耳的乐器声中，在脏兮兮的隔板中，侯祖辛慢慢长大。多年过去之后，再回想起来才发现，她见证了很多经典的摇滚乐的诞生，见证了那个摇滚乐辉煌的年代。”侯祖辛说。

在那个时期，侯牧人推出了经典专辑《红色摇滚》，在摇滚圈影响很大。而生长在音乐圈中的侯祖辛对此并未有特别感受。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周围的朋友在听《红色摇滚》，不断哼着里面的旋律，而且认为是很酷的行为。她才觉得，老爸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她开始慢慢感受父亲与他们一代人对摇滚从心底而来的热情，并有了将其记录下来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却一直拖了下来。

2009年，侯牧人被检查出身患脑梗。侯祖辛回忆说，自己当时对着安贞医院的墙角哭了十几分钟，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天都塌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催促着自己，一定要将父亲和他这一辈人的摇滚情结记录下来。

就是一个小女孩的心态，对侯祖辛来说，他们不是摇滚明星，他们就是一帮特别敏感的叔叔们，看上去特别凶，但实际上特别温柔。”侯祖辛希望自己的纪录片与能够拥有不同的视觉，带着自己对父辈的感觉，看待与自己生来相伴的摇滚乐。

在侯祖辛的预告片中有这样温馨的一幕，侯牧人因脑梗已显得表达迟缓，但得知女儿拍摄这部影片，他欣然坐在钢琴前，轻触琴键弹起了猫王的《Love me tender》，这正是侯祖辛在《中国好声音》中演唱的第一首歌曲，片中的侯祖辛随着父亲的琴声轻声附唱，进而父女和唱，侯祖辛将头枕在父亲肩上，脸上泛起幸福的味道。

这段视频被著名导演李少红转发，她在微博上说：“画面中的老侯几乎不敢认！但是相信世间一定有奇迹！摇滚就是奇迹！青春的奇迹！”

中央歌舞团大院里这间狭窄的“沙龙”空间，是侯祖辛家当年的客厅。时年两三岁的侯祖辛常坐在父亲侯牧人的怀里，在满屋的烟味、笑声和脏话里沉沉睡去。侯祖辛事后回忆称，“摇滚的种子”或许就是在那一个个夜晚埋下的。

后来她时常跟着父亲侯牧人辗转于不同的录音棚，吃盒饭，在沙发上披着弥漫烟味的衣服睡着；她开始频繁在媒体上看到当年那些“叔叔”和“哥哥”们，《姐姐》《姑娘漂亮》等歌曲也开始在同学间传唱。更多的时间里，她跟其他北京姑娘一样按部就班的长大，在学校里拿回好看的成绩单，考上北京四中，再后来去香港念了大学。

时间到了2012年，中国摇滚在商业化和互联网浪潮冲击下已渐沉寂。侯祖辛26岁，在美国读电影学院，再次萌生了由来已久的念头：回过身去打捞那些过往的记忆和情怀，用一部纪录片《摇滚在20、40、60》讲述自己跟摇滚的那些事儿。她以三代摇滚人：60岁的侯牧人，40岁的高虎以及20岁的梁博为切入点，“讲生活里一个个真实的摇滚人的故事”。

“觉得他们的这个劲头特别摇滚。”侯祖辛说

侯祖辛眼里的摇滚是什么样的

在她眼里，这三代经历和背景殊异的摇滚人不仅是她的父亲、朋友和弟弟，他们中间更由某种共性连接着，那就是她所理解的“摇滚精神”。“他们的音乐都特别真实，骗不了人，骨子里就是这样的。他们都不太擅长语言表达，试图寻找一个表达的出口，最后找到的共同形式就是摇滚乐。”

侯祖辛称自己并非疯狂的摇滚信仰者，这片子也不是一部有关中国摇滚史的“特别全面特别正确那种片子”。当她再次扛起摄像机、拿起笔，坐在这些摇滚人身边时，她希望做一个纯粹的记录者。

她不是一个玩摇滚的人，她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搞摇滚的父亲是什么样的，摇滚小青年是什么样的。他们对她来说特别真实。她把这些故事说来，片子剪出来，如果这就是她从小到大心里一直有的感觉，大家看这个片子，能感觉到她眼里的摇滚是什么样的，这片子就成功了。”侯祖辛如是说。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音乐行业正经历着剧烈转型的阵痛，更毋庸说本就偏小众的摇滚乐。摇滚乐在中国发展三十年了，当人们说到中国摇滚，拿出来的代表作都还是最早那一批人做的。“如今快速消费的时代，表达也特别快，渠道越来越多，那种憋着劲儿，那么多年的感觉和能量释放、爆发的感觉消失了，当年崔健《一无所有》唱出来时那种炮弹一样的情绪可能不在了。从这个维度来说，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可能不会再有了。” 侯祖辛还拿伤痕文学来做比较，“那些作家包括他们的受众，当年经历那么多年的压抑和苦难，上山下乡知青插队，带着沉重的背景把那些情绪表达出来。这种表达的力量和厚度，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尽管时代背景变迁，但她认为摇滚乐的土壤一直在，正如那些在迷笛音乐节上挥舞的手臂和亢奋的年轻的脸。

用电影表达所有的爱

如果你没有见过侯祖辛，她应该就是你想象中的样子：长头发，大眼睛，精力充沛，说话语速极快，时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初中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给她留言，“你能不能别总是笑得那么吓人”。

念大学时她去了香港，修读社会学。她说社会学的训练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视角、跟世界交流的方式，这也给她做电影时的叙事语言和选题偏好打上了烙印。在美国读电影学院时，那些在香港时跟黄大仙闲侃、深入探访同志群体以及和性工作者lily把酒言欢的经历，都成了她剧本故事的素材，社会学告诉她不要带有色眼镜去看任何群体任何事情，事情都有多面性和可能性。

她背着包独自旅行，在报纸杂志上写东西，拍一些摄影作品。偶尔也像当年她父亲那样，站在舞台上唱歌，正如她更为人所知的经历，是参加好声音比赛。但在她看来，这些都仅仅是“玩票”，最爱的还是电影。“写文章、音乐、摄影、拍电影都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但拍电影最过瘾。你不断在创造一些新的故事和情节，以一些最新鲜最有意思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这过程中你也可以结识很多有意思的人。所以这个会让好很开心。”

喜欢画面，喜欢写东西，喜欢攒故事，喜欢跟别人交流，而电影就是把她所有的爱都在这一个渠道里表达出来，侯祖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