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29 15:32
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著名的“摩洛海盗”在南洋崛起，其来源有马来亚的各穆斯林王公、爪哇以东的武吉斯族领主、贩卖奴隶为生的苏禄人、以及以恐怖手段出名的婆罗洲猎头族等，但被以主要生活在菲律宾南部的摩洛人（被用来称呼信仰伊斯兰教的南洋各地本土民族的称呼）命名。苏禄群岛上的裘洛成为了南洋奴隶交易的中心，一度有“东方的阿尔及尔”之称，摩洛海盗另一个主要活动区域是马六甲附近。
南洋地区本就有海盗传统。抵达菲律宾群岛的麦哲伦船队曾经在一个小岛停靠补给淡水，当时他的船队刚刚横越太平洋，水手们全都被长途航行和饥饿折磨得有气无力，他们愤怒地记载道：“当地人成百上千坐着独木舟靠近我们的船 ，一跳上我们的船，他们什么都拿，我们做什么都没法阻止他们”。麦哲伦把这个小岛命名为“海盗岛”，用以记录他来到此地的第一印象。
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人基本建立了一个由西方主导，中国、南洋各国、日本等国家参与的远东-南洋海上经贸体系，除了某些特殊时期，欧洲海军力量已经基本不再进行海上劫掠，而是转为打击海盗行为、维持南洋地区的和平贸易环境。
这时候，被称作“摩洛人”的东南亚本地海盗却在快速崛起。“摩洛人”原先是被用来称呼信仰伊斯兰教的南洋各地本土民族的称呼。后来随着本地海盗的频繁作案，让西方人将南洋的本地海盗与著名的同属穆斯林海盗的“巴巴里海盗”相提并论，摩洛海盗从此成为危险和恐怖的代名词。
摩洛海盗的崛起其实跟南洋地区航海贸易本身的繁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各国商人的共同努力下，东南亚地区在18至19世纪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东南亚生产的锡、大米、玳瑁、燕窝，日本生产的铜、白银、海产，中国生产的茶叶、生丝、砂糖，欧洲生产的呢绒、武器、服装，通过不同的渠道汇聚于此。大量财富的流动也刺激了当地的海盗活动。另外，随着贸易繁荣，生产规模扩大，劳动力短缺也成为了东南亚各地的普遍现象，猎奴与贩奴也成为摩洛海盗的主要营生之一。
摩洛海盗的崛起还有另一个有利因素，欧洲海上力量在南洋有一段收缩期。18世纪后半以来，欧洲先后爆发了七年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欧洲各国在本土打得不可开交，不约而同地减少了在南洋的军事存在。这不但给了海盗们更大的活动自由，更使得殖民地当局放松了对南洋各地王公和封建主的控制。这些地方实力派人物在摆脱西方控制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先恐后地投资“海盗”这门利润极大而风险很小的“事业”。
马来亚的各穆斯林王公、爪哇以东的武吉斯族领主、贩卖奴隶为生的苏禄人、以及以恐怖手段出名的婆罗洲猎头族都积极参与到南洋的海盗活动中。欧洲人不加区分地把他们统统叫做摩洛海盗。和文明观念已经近代化的西方人不同，南洋各地还将海盗行为看作是一种正常的贸易活动。依靠武勇和抢掠获得财富，不但是一种个人荣耀的表现，更加是王国的实力展现和权力来源。有时候这些活动又和宗教斗争结合起来，带有向基督教西方国家作战的神圣意味。
摩洛人没有西式海盗快船，他们搭乘的主要船只是一些本地制造的轻便小船，比如双船体帆船、多人桨帆船、马来屋棚船和南洋木帆船，一艘典型的南洋木帆船有前后两桅杆，长90英尺，船后部设有屋棚，可以搭载50到100人左右，是摩洛海盗使用最多的船只。通常来说，这些轻便小船火力极其贫弱，大多只在船舷装3门旧式回转火炮，或者在船头安放一门大口径火炮。其战斗力无法和西式船只相比。但是一股摩洛海盗会拥有20到50艘这样的船只，一股海盗总人数超过4000人，在面对落单的欧洲商船时，他们的狼群战术非常有效。
摩洛人使用的火枪要么是从商船上抢到要么是从市场上买到。事实上南洋的两个海盗活动中心苏禄群岛和马六甲都是西方武器商人聚集的场所。为了照顾摩洛海盗的特殊需要，西方商人甚至会委托英国的武器制造商制造一些专门武器，如船上使用的截短枪管的火枪、登船用的抓钩甚至是中国样式的抬枪。冷兵器则是南洋当地的特色玩意，比如当今已经成为南洋冷兵器标志的马来克力士剑，一把金银装饰刀柄的克利刀是摩洛海盗的珍贵财产，也是在甲板上取人性命最得心应手的武器，马来大砍刀和装有铁矛尖的竹矛也是海盗们喜欢使用的武器。在西方人的眼中，这些身手敏捷的土著和他们手中奇形怪状的刀剑，就是商船在南洋地区面临的危险的最直接体现。
相比起舞刀弄棒的本事，摩洛人对现代武器的运用能力很差。他们的小船上安装的火炮大多还是16世纪的陈旧样式，身管大约6英尺长，重几百到上千磅不等，仅能发射半磅重的小炮弹，摩洛人没有加工炮膛用的镗床，炮膛只能耗费大量人力手工钻凿，这样制造出来的炮膛既不光滑又难以保证闭气性能，准头和威力都严重不足。
但就是这样装备着粗劣武器的海盗，在西方海军势力削弱的短暂时期却屡有斩获，利润颇丰。初夏时节，大批海盗从苏禄群岛出发，顺着季风沿路袭击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六甲等地，入秋后又乘风返回苏禄。如果运气好，一趟海盗之旅就能获得不少收益。在1798年的一次海盗袭击中，五百名悍匪和八百个划桨苦力一次就捕获了俘虏450名，其中一名西班牙神甫为他们赢得了2500披索的赎金。
1840年代初，正当大英帝国的舰队在中国沿海威风凛凛地攻下一个又一个大清炮台的时候，一个名叫爱德华兹的英国水手却在马六甲附近的廖内群岛蹲在一个竹制的牢笼中，满怀惊恐地写下这样的文字：“一共有四十五人被他们抓了，有的人被割掉了胳膊，有的人断了腿，而我则被割掉了舌头”。
严格来说，摩洛海盗并没有特定的掳掠目标，只要能够换钱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放过。运往中国的海参和燕窝，运往印度的胡椒和丁香，运往巴达维亚的银币，以及各式各样的西方武器，只要可能都会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不过海盗们最爱干的还是掳掠人口，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土邦混战不休的时候，本地王公和富商都需要大批人力。苏禄群岛上的裘洛就是南洋奴隶交易的中心，一度有“东方的阿尔及尔”之称。在海盗活动最猖獗的百年中，裘洛的市场共贩卖出30万名奴隶劳工，成为东南亚劳动力的最大供应地。
这些奴隶会直接进入农场或奴隶主家中做工，要不然就去从事林业和捕捞海产等比较危险的行业，沿海的奴隶主大多都依靠这些行业来获取对外贸易所需的货物。有些强壮的奴隶被充作海盗船的划桨苦力，老弱病残则会沦为南洋猎头民族的祭品。反过来，海盗的修葺船只、购买补给和纵情声色也刺激了当地的消费市场，南洋地区在短时期内形成了以海盗活动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圈。
但南洋海盗经济的繁荣，是以损害西方、印度、中国商人利益为代价的，单为利益考虑，各国也绝不会允许摩洛海盗继续在南洋地区随意劫掠。当时占据新加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甚至认为，如果任由海盗活动发展下去，英国在东南亚的贸易将会被“完全摧毁”。
负责海盗清剿作战的是南洋当地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西班牙主要负责对菲律宾南部苏禄群岛海盗的进攻，英国则专注于扫平新加坡附近地区的海盗。 1848年，荷西·鲁兹上校率领一支西班牙舰队向巴兰金吉岛的摩洛海盗发动了进攻，舰队共有19艘小型战舰，搭载了数百名西班牙陆军。巴兰金吉岛上聚集了超过1000名苏禄海盗，他们守卫在岛上的四个炮台附近，拥有124门火炮、大量火枪和几十艘棚屋快船，西班牙人登陆后和海盗进行了激烈交战，甚至一度展开白刃搏杀。最后西班牙军攻克了三个炮台，并冲进最后一个炮台将残余海盗一网打尽。这次反海盗行动共击毙击伤海盗500多名，俘虏也近500人。西班牙人死22人，伤210多人。等西班牙人撤走后，海盗再次占领了这里作为基地，迫使西班牙军队第二次对巴兰金吉进行扫荡，并轻松攻克此岛。但苏禄海盗虽然遭到打击，仍活跃在婆罗洲和菲律宾的航线上继续作案。
在马六甲，扑灭海盗的任务交给了英国上尉詹姆斯·布鲁克。这位英国海军军官深受当地马来王公器重，被委任为沙捞越地方的拉贾，也就是最高军政长官。布鲁克率领自己的小型舰队对马来亚海域的海盗展开了一系列搜捕行动。1843年的一次行动中，布鲁克逮捕了马鲁古地区的大部分海盗，1847年，布鲁克在巴拉尼尼摧毁了数十艘海盗木帆船。布鲁克对海盗严厉的惩处甚至引起伦敦方面的不满，专门派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他“对当地人过于严重的暴力行为”。不过就算遇到国内的阻碍，布鲁克的反海盗行动却并未停止，反海盗的行动甚至持续到了第二代。1862年，布鲁克的侄子率领一艘小型蒸汽兵船战胜了6艘大型海盗船，击沉其中4艘，击毙俘虏海盗100多人。
尽管英、西等国打击海盗的力度始终很高，但摩洛海盗一直没有停止在南洋的海盗活动。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海军代替西班牙海军成为镇压海盗的主力，在首任菲律宾总督老麦克阿瑟（阿瑟·麦克阿瑟）部署下，美国海军建立了钢甲快艇和小型巡逻舰的定期巡航制度，大大减轻了当地的海盗威胁。
二战以后，随着地区安全形势恶化，苏禄等地的海盗行为又有复燃之势，仅在1959年至1962年之间就发生过232宗海盗劫案。到当代，以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阿布萨耶夫为首的新一代摩洛人海盗仍旧是菲律宾海域船只通航和个人生命财产的巨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