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四个星期过去了，克莱格买来十分昂贵的衣服还有宝石项链送给米兰达。他们要举行一次聚会，克莱格破例允许米兰达从地下室出来到楼上的房间。米兰达拒绝了克莱格的病态的求婚行为，克莱格则明确表态他要毁约，永远也不把米兰达放出去。米兰达试图逃跑，但被克莱格抓了回来，重新五花大绑起来。米兰达昏迷时，克莱格脱掉她的衣服，只留下内衣内裤。他对着米兰达的裸体拍照，这是他绑架米兰达以来第一次冒犯她的身体。

几天之后，克莱格带米兰达到楼上休浴。趁克莱格不备，米兰达抄起一把斧头猛击克莱格的头部和肩部，克菜格被打倒在地。米兰达动了恻隐之心，怕克莱格出事，没有马上离开。克莱格只是受了轻伤，他还有能力抓住米兰达，把她绑起来押回地下室。米兰达错过了逃跑的最佳时机。为了逃跑，她再次请求克莱格带她到楼上休浴，这一次，她不借以身体相诱惑。克莱格没有和她做爱，他说军队的一名心理医生曾经告诫过他不能与女人做爱。

克莱格对自己的性无能感到羞辱，感到愤怒，他把罪责全部归结到米兰达身上。他说他不再尊敬米兰达了，米兰达让他很失望，她和普通的女人甚至妓女没有什么区别。当米兰达要求到楼上的房间来住时，克莱格假意应允。他提出的交换条件是，米兰达必须答应他可以随便拍她的裸体照片。米兰达断然拒绝，克莱格恼羞成怒，当米兰达讥笑他不像个男人的时候，他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堵住米兰达的嘴巴，扒光她的衣服，把米兰达绑在床上拍摄裸照。

米兰达被冻感冒了。第二天，她咳嗽得厉害，病情越来越严重。米兰达说她得了肺炎。她高烧到华氏102度，茶饭不思，但克莱格却认为她耍花招。米兰达的病情继续恶化，克莱格终于认识到她真的病了，但他拒绝带米兰达看医生，怕自己的绑架行为败露。他去过一家诊所寻医问药，却被一个警察吓了回来，无功而返，警察老是问这问那，他生怕自己说走了嘴。

他回到米兰达身边，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克莱格不肯施以援手，米兰达可怜兮兮地离开了人世。米兰达死后，克莱格有过片刻的仟悔，也想过自杀殉情。可他马上改变了主意，他发现了米兰达的日记，他从日记中得知，米兰达不喜欢他，她喜欢的男人是一名叫做G·P的艺术家。他“科学地”处理了米兰达的尸体，把米兰达埋在苹果树下。克莱格开始物色下一个绑架对象，那个女孩叫玛丽安，是个普通的售货员，和他社会地位相当，可谓门当户对，他把米兰达住过的屋子烘干，以便迎接下一位“客人”。

《收藏家》出版于1963年。60年代正值西方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法国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反越战以及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新左派开始登上西方文化舞台，青年反文化现象开始在英国蔓延。

据说，福尔斯创作这部小说的直接动机是他看了巴托克的《蓝胡子城堡》，又在报纸上看见——则关于伦敦一男子绑架并囚禁一名女孩长达三个月的报道。

从时间上看，《收藏家》是表达艺术忧思的开始，但是，这部小说所表达的对科学禁锢艺术的忧思是最为沉重的。

克莱格

克莱格的问题不仅在于他的一无所知和冷漠残酷。更在于他将社会压敷在自己头上的不公和不平等转移到了别人的身上。他囚禁了米兰达，正如金钱囚禁了他；金钱控制了克莱格，也如金钱控制了自由和公正。正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造就的物质享受和消费至上的观念扼杀了他对米兰达的爱慕和倾心。把人性中对自然的渴望和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变成了对自由的抑制和扼杀。可以说，在资本主义消费关系的大网中，人无法逃避也无法拒绝。它不仅使多姿多彩的世界成为争夺的对立，也使人异化为不愿知足的吞噬者。这种对人的异化和抑制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形施加于人的隐蔽的新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

克莱格割断了和亲戚朋友的全部联系，几乎自闭。他擅长过度克制自己的暴怒，始终表现得谦恭有礼，其实内心已经暴怒无比。这种自闭、隔绝、没有朋友和过度克制，缺乏正常的疏泻渠道，正是暴力的先兆之一，必然导致疯狂的破坏。他童年承受了太多的不安全感和亲情缺失的压抑，在他暴富之后，爱和安全的渴望反而以破坏欲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看似理直气壮的“道理”其实还是没有满足的欲望。

尽管克莱格狡计万端，用许多种方式把私欲伪装成理性，但他无法控制的夜梦、昼梦、失言、自卑情结、不知不觉间表现出的防御机制和虚无主义不时暴露出他隐秘的独占欲，他的理性原是疯狂和私欲的幌子。

米兰达

米兰达家庭富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成长为艺术学院的高材生。她十分热爱艺术，追求艺术自由，同时，米兰达也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关心社会大事，忧国忧民，属于福尔斯笔下的“少数者”，即社会精英。对于米兰达来说，在被克莱格囚禁在地下室之前，她享受着人身自由和对艺术的自由追求。换句话说，逃脱那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米兰达也就摆脱了禁锢，获得了自由。

存在主义

福尔斯的《收藏家》中着意精心培育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无论从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还是独具一格的叙述结构上看，《收藏家》都堪称福尔斯存在主义的完美注解，而作家在小说中重点阐释的就尽力图重新确定个体自身的独特感”，这是其哲学的核心问题。

福尔斯借助这个普通故事揭示了当代社会人的生存处境。一个人的生存处境无疑对他的成长、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男主人公克莱格是我们读完小说后最为关注的形象，不仅是由于他畸形的人格、非正常的心态，更是因为他实实在在是一个社会的弱者。他社会地位低下，缺乏与社会、与他人进行正常交际的能力，虽然在一次足球搏彩中中了大奖，物质上极度充裕，精神上却极度空虚。同时，福尔斯又给故事设置了一个极限的境遇——荒郊野外一个废弃的小教堂的地下室。克莱格将米兰达绑架囚禁此地，不仅限制了她的人身自由，而且扼杀了她的精神自由，在这样一个腐烂、毫无意义的空间中，米兰达与克莱格展开了持久的心理战。而他们在这个极限境遇中的处境也象征地隐喻了社会现实的生存状况：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然而：“富裕肯定有富裕的问题，在富裕中，人与物的关系恶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淡漠了，人与自我的关系疏离了。人在物质丰足中不光有了精神的萎缩，而且对现存秩序中的一切都采取了拥护接受的态度，丧失了起码的社会批判能力。”

小说在更深的层面上揭示了当今西方社会自我幽闭和灵魂扭曲的现状，而且深刻地触及到普通个体定向畸变孤独的社会根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自我的含义或许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个体自我只有与社会切合才能现出自我的意义和价值。《收藏家》探讨了人的真实内在，人在压抑的社会中对自我的否定和摧残，对人类现实做出了清醒独到的审视，不仅揭示外在社会的种种危险和不合理，而且挖掘出了自我本身潜在的危险目素。福尔斯对自我与社会的关注透露出他对现实的深深焦虑，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喜欢在小说中暴露无遗地使用理论”，并认为21世纪需要更多的现实主义，而不是更多的奇想，科幻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可见，他在关注当下的心理忧虑中用小说的形式影射了现实。小说在揭示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紧张敌对关系的同时，深刻地透视了人类本性以及自我在当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幽闭倾向，而这种幽闭的本质应是当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必然结果。

表面上看，克莱格是自由的，一切都在按照他的“筹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米兰达则自始至终都是“置于他权力之下的可怜虫”。”但是，“实际上，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囚徒，他自己那个充满仇恨的、狭窄的世界的囚徒”。

艺术与科学的抗争

《收藏家》是福尔斯的处女作，也是福尔斯小说艺术自由心路历程的开始。小说以一种极其隐含的方式描绘了艺术与科学的抗争，展现了极端科学理性弥散的世界中艺术生存的困境。小说直接展示的艺术自由和收藏家意识的对峙，从本质上讲，是少数艺术精英和多数新新人类的对峙，是艺术和极端科学理性的对峙。

学术界普遍认为，《收藏家》是对莎士比亚《暴风雨》的回写。通过对《暴风雨》的回写，福尔斯揭示了艺术被无情收藏的可怕后果。《暴风雨》中的卡列班犯错后还能够迷途知返，是慑于掌握科学（魔法）还能惩恶扬善的普罗斯皮罗的威严；而现代社会的克莱格执迷不悟，是出为现代社会已经没有普罗斯皮罗，只有笃信科学而缺乏艺术品位的卡列班。

女性物化

对许多读者而言，这不过是一个令人毛骨惊然的恐怖故事，但这只是作品的表层。一部伟大的作品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或昭示了人类生活中某种共性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往往是藏于内而非显于外的，读者只有对作品进行深入挖掘才能领会其真话， 《收藏家》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作品的深层内涵之一就在于它触及并揭露了男权社会欺凌、扼杀女性的罪恶，而这种罪恶的突出表现即是对女性的物化。

物化是男权社会抹杀不掉的罪恶印记。在《收藏家》中，隐形的物化和显形的物化交织在一起，把女性置于非人的境地，上演了一场人性的悲剧。

首先，把女性看做物品——收藏、占有的物品。小说开篇即讲述蝴蝶收藏家克莱格是如何觊觎、绑架米兰达的。对克莱格而言，米兰达无异于他要捕捉的一只蝴蝶。他经常在昆虫观察日记里记录米兰达的活动情况，把她看做自己的收藏目标：

“我总觉得，她是我要捕捉的一个珍稀之物，每当我小心地接近，心里总是呼呼地跳，我觉得她像一片淡黄的蝴蝶，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又是那样文雅优美，无与伦比。”正如巴里·奥申所指出的：“这位窥探者如同观察蚁蝶一般观察看她，在心目中将其自由和充满生命力的本质降格为物品的身份——收藏的标本。这种收藏家扼杀生命的权力及对人的物化从一开始就在克莱格的叙述中清楚地展现出来了。”

经过一番追捕后，克莱格像捕捉蝴蝶一样用麻醉药劫持了米兰达。在他看来，这是他“一生中干得最出色的一件事，就像促到了罕见的蓝蝶和西班牙的豹纹蝴蝶皇后一样”。有评论家指出，克莱格与米兰达的关系有如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对克莱格而言，米兰达只不过是其财产和领地的一部分。在囚禁米兰达的日子里，克莱格野蛮、凶残、贪婪、暴虐、自私、虚伪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他建立了一个没有自由的王国，如同暴虐的统治者一般对米兰达施以专横残暴的专政，他的施虐对象成了他自由意志肆意横行的可怕牺牲品。他把他的统治对象当做一件收藏的物品，如同其收藏品中的蝴蝶标本一样。米兰达对自己的悲惨命运和克莱格的罪恶有着清醒的认识，她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是一排标本中的一个，当我想飞开时他就憎恨我。对他而言，我只意味着一个死亡的、被钉住的、永远不变的、永远漂亮的标本。他知道我的美在于我的生存，而他想要的却是无生命的我。”收藏和占有是克莱格的人生信条，他曾经这样自白： “她永远不会理解的是，和我在一起就是拥有。拥有她就足够了，我不需要任何东西。我只想最终能够安全地拥有她。”然而，他所偏爱的是能够安全地占有的己死亡事物而并非活着的事物，因为对他而言，后者是危险的。他最终没有真正地得到米兰达，因为他得到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具尸体，如同一只失去生命之美的蝴蝶。然而，克莱格并未从他与米兰达相处的经验中获得任何教训，而是把自己的错误简单地归因为“目标太高”。米兰达死后，他埋葬了她，并生火把房间烤干，筹划着迎接下一位“客人”——一位他自认为可以轻易驯服的女店员。这样冷峻的结局令人思之不寒而栗，因为读者很难料想米兰达的悲剧还会降临到多少女性的身上。

其次，把女性看做满足男性性欲的对象。克莱格是一个变态性欲狂，他认为性爱中的主动性是男人的特权，而女性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者。当米兰达试图用主动的性爱来感化他时（即所谓的“诱惑事件”），他因自己的主动权受到威胁而被激怒了：

“我出来时简直要疯了，我解释不清怎么会这样。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睡着，脑子里不断地映现出那幅景象：我赤裸裸地站着，躺着，我的动作，她在下面对我的嘲笑……每次一想到这个，我浑身都发烧。”由此，他把米兰达看做下贱的妓女，从而为后来对其进行的虐待找到了理由：“我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会杀了她。我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由于那个晚上的缘故”。对于米兰达的不断反抗，克莱格曾经多次用麻醉剂将她制服，拍摄她的裸体照片，然后拿着照片手淫： “幸亏有照片（我麻醉她的那天照的），我过去经常观赏、玩味，现在我可以和它们一起消磨时光，而且，它们还不会反击我”。对于克莱格而言，这些照片无异于米兰达“缺场”的替代品，说白了也就是克莱格获取个人性满足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在拍照过程中克莱格使用的照相机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其“强奸”米的“性工具”。从拍照到玩昧的过程中，克莱格体昧到了无上的快意。除克莱格外，米兰达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的那位曾一度使她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偶像G·P（乔治·帕斯顿）其实也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女性对他而言只不过是获取性满足的对象，他那副运貌岸然的面具下面隐藏的是一张不断实践着“快乐原则”的滥交者的丑恶嘴脸。他曾多次利用其他女性对其崇拜和同情“俘虏”了她们。为了骗取米兰达的肉体，他不择手段，甚至通过与米的密友睡觉的方式激起她的嫉妒，逼其就范。

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福尔斯通篇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作者从小说中完全退出，任由克莱格和米兰达轮流登台，自说自话，使人物的意识直接面对读者。

虽然克莱格和米兰达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从各自角度对囚禁事件进行了重复讲述，但是仔细分析后，不难看出他俩的叙述存在着重要差别。米兰达的日记始于她被劫持到地下室，止于她病情加重，神志不清。

在地狱般的囚室中，米兰达经历了从最初的极度恐惧焦虑，到沉着应对、虚与周旋，再到屡受挫折、陷入绝望，她的情绪可谓大起大落。日记成为她惟一可以倾诉情感和发泄郁闷的对象，“如果在事实上我逃脱不了，那么精神上，我总算逃脱了一次。这证明我的精神依然是存在的”。所以，她的日记感情真挚，自然流畅，直抒胸腔，是一种正在经历事件的“实时性”叙事。与此相反，克莱格在叙述中大量地使用过去时和完成体，明显带有回顾性质。而且，在他的叙述中潜存两种视角：一是回顾者“我”的视角，二是被回顾者“我”的视角。前者处于被回忆的往事之外，后者处于被回忆的往事之中。这种双重视角的存在，使得‘回顾者”克莱格有机可乘，或采取“选择性回顾”策略，过滤掉许多于己不利的细节，或干方百计寻找各种借口，为“往事中的我”百般辩解。

《收藏家》于1963年问世后，立即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小说问世之后，立即成为英语国家的畅销书。到该书第四次印刷时，在英国已经销售了8000册，在美国则已经销售40000多册。截至1971年，《收藏家》仅在美国就销售了100多万册。《收藏家》被翻译成12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行。

1965年，威廉·惠勒执导、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发行的同名影片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该书为一部“让人痴迷而且令人难忘的书”，一部“充满才气、充满恐怖的处女作”“一部“极力展示严肃道德问题而正成功地展示了道德问题的小说”。

约翰·福尔斯（1926—2005），英国小说家。1926年3月21日出生于英国埃塞克斯郡，自幼在伦敦郊外的乡间生活，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一种远离人群的遁世心理。他在贝德福德中学的几年对他人生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收藏家》（1963）叙述一个形容猥琐、心肠狠毒的半兽人绑架并占有一位从事艺术的姑娘米兰达的故事，表现了作者一贯所信奉的这个世界上少数真生灵被野蛮的“多数”主宰蹂躏的寓意，小说出版后，福尔斯立刻受到评论界的瞩目，被誉为“讲故事大师人他的第二部小说《魔术师》（1966）是以斯佩德西岛为背景的传奇寓言故事，叙述一个道德意识未曾开化的英国中学教师在这个希腊荒岛上的离奇经历，小说以古老的神话原型编织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虚幻世界，折射出关于人生价值，性爱和道德意识的主题。福尔斯认为，英语语言是一种与经验有着天然联系的语言，他相信可以用这种语言重新建构历史的现实，曾获1970年W·H·史密斯文学奖的《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即是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