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攻击行为指向的对象，在知情情况下通常有避免伤害的动机。例如，某个个体试图攻击同伴时，同伴会采取逃避或反抗等方式，尽量避免遭受攻击。如果被伤害的对象心甘情愿地接受伤害，就不能视为遭受了攻击。例如，有的“受虐”患者，非常喜欢别人攻击他、虐待他，此时别人的行为就不能视为攻击行为。还有的人试图自杀，而故意撞上正在行驶的汽车或火车，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司机有攻击行为。

综上所述，作为亲社会行为的反面，攻击行为的首要特点在于，攻击者有伤害他人身心健康的意图并付诸行动。据此，巴伦和里查森对攻击行为的界定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他们认为：“攻击是以伤害某个想逃避此种伤害的个体为目的的任何形式的行为。”这个定义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可。

根据攻击目的的不同，可以将攻击行为分为两种类型：敌意性攻击(hostile aggression)和工具性攻击(instrumental aggression)。

敌意性攻击一般由痛苦或不安引起，是情绪性的行为，其目的是伤害别人，给他人造成痛苦作为最终目标，比如打架斗殴。工具性攻击并不直接由愤怒或某种情绪引起，而是把伤害他人作为一种手手段，目的是通过攻击获得所希望的奖励或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抢劫获取财物。

为什么要做这种区分呢？理由是人们的攻击行为是由不同的原因引起的。敌意性的攻击由痛苦的情绪体验刺激（例如，侮辱、挫折或嫉妒）所引发，而工具性攻击并没有这些情绪上的原因。此外，敌意性攻击可能转变为致死的行为，以伤害对方的身体为最终目的；而像抢劫这样的工具性攻击，主要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财物，不一定会伤害别人的身体。最后，敌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控制或矫正。例如，对勃然大怒的人可以通过分散他的注意力来减少敌意性攻击；而通过改变维系或抑制攻击行为的奖励和惩罚，就有可能减少工具性侵犯。

根据攻击行为的性质，即是否违反社会规范和准则，可以把攻击行为划分为反社会、亲社会和被认可的攻击行为。

亲社会攻击行为（prosocial aggressive behavior）是按照社会道德标准所接受的范围，以一种社会认可的方式所采取的攻击性行为。如社会治安、逮捕罪犯等。也有一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攻击行为。一般人们在谈到攻击行为时，往往是指反社会的攻击行为。

心理学家巴斯(A. H. Buss，1961)按身体的和语言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3个标准对这种攻击行为进行排列组合，把攻击划分为8种类型。1．身体的-积极的-直接的，如冲撞、殴打、开枪；2．身体的-积极的-间接的，如设置陷阱、派刺客暗杀；3．身体的-消极的-直接的，如静坐、示威、罢工；4．身体的-消极的-间接的，如拒绝应做的事；5．语言的-积极的-直接的，如侮辱他人；6．语言的-积极酌-间接的，如散步流言蜚语；7. 语言的-消极的-直接的，如不回答别人的问话；8．语言的-消极的-间接的，如他人收到不当非难时，不为其辩护。

这种对攻击行为的详细分类，对于人们理解攻击行为的性质，对于攻击行为研究的精细化都是有帮助的。例如，很多关于儿童攻击行为的发展研究，都是通过自然观察法进行的，只有预先有了详细的攻击行为的细目和界定，才能保证观察的效度和评分者信度。此外，儿童的攻击行为确实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只有准确理解攻击行为的类型，才能找到控制和干预的方法。例如，有的儿童的攻击行为属于主动的、直接攻击型，这些儿童总爱故意找茬，挑起事端；而有的儿童只是在遭受到挑衅后，才被动还击，这种属于反应型攻击行为。很显然，这两攻击行为的性质不同。在矫治攻击行为时，那些主动攻击别人的儿童应该作为重点和突破点，他们的攻击行为减少了，其他儿童的反应型行为攻击也会相应减少。

对攻击行为的研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等。这里主要介绍几种研究攻击行为常用的实验技术。通过实验室实验研究攻击行为，大致可以采用如下四种方法。

第一、言语攻击他人。在言语攻击实验中，通常先使被试遭受某种形式的挫折，从而引发被试使用言语进行攻击。例如，在一项研究( Zillmann&Cantor，1976)中，一名实验者先诬赖被试考试作弊，然后观察他们对这位实验者的反应。接下来，另一位实验者问被试：“你们是否满意自己在本实验中所受到的对待方式？这名实验者是否还应该继续做研究助手？”这时就可能引起被试的言语报复。这样设计的实验情景，比较类似于真实生活情景，可以得到生态效度较高的研究结论，然而，要找一个实验者当被攻击的对象，似乎有些不近人情。

第二、攻击无生命对象。在这种实验中，首先使被试观察学习某种攻击行为，引发其攻击欲望。把被试带到放有可以攻击的物品的房间里，观察被试的行为表现，如有哪些攻击动作，攻击的频率和强度。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班杜拉进行的一系列“拳击玩偶”实验。这类实验可能缺乏真实性，因为日常生活中的攻击行为多是指向人，而非物体。

第三，进行不至于产生伤害的攻击 。在这种实验中，让被试有机会对某个不还击的受害者（一般是主试的同伙）进行攻击，攻击的工具通常是玩具枪。为了引发被试的攻击行为，可以通过让同谋者故意在被试完成一项任务时，制造出巨大的噪声来干扰他们。然而，这种方法有太强的游戏性质和人为因素，缺乏真实性。

第四，看起来真实，实则无害的攻击。这种方法是最典型的考察攻击行为的技术，很多心理学家都曾采用过。该方法的程序是告诉被试将参与一项考察学习中惩罚效应的研究。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各自的角色，一名被试充当教师，另一名则充当学生。充当教师的被试坐在一台机器前，机器上标有1至10的按钮，代表从低到高的不同电击强度。当学生对呈现的材料反应正确时，教师要按亮灯光，做为对学生正确反应的奖励；当学生出现错误时，教师要按电钮对学生进行电击。事实上，研究者已经安排好，充当教师的总是真正的被试，充当学生的是研究者的助手。那台看上去十分“科学”的机器，实际上也不产生电击，旦被试并不知道实情。这样就可以根据使用电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等指标，考查他们的攻击行为特点，但这种方法往往在伦理上授人话柄。

研究者还非常重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研究人们的攻击行为，这就用到一些现场研究技术。巴伦( Baron，1976)曾采用现场创设情景，激发并观察攻击行为的方法。

研究者让一名汽车司机，（研究者的同伙）在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15秒钟才开动自己的车子；两名观察者躲在附近的车内记录此汽车后面司机们的反应，如他们的谩骂，手势，面部表情等行为的频率、持续时间、潜伏期等，并录下喇叭声。这样，就可以研究司机们的攻击行为了。而哈里斯的研究则创设了更真实的情景。当一位事前毫不知情的被试在现场观看时，主动的同伙在拥挤的环境中撞击另一名同伙，被撞者根据实验要求，或采取言语攻击、或采取礼貌反应。稍后，第三名同谋跟在那位被随机确定的被试后面，并从后面撞击他。结果发现，此前目击言语攻击的被试比先前看见礼貌反应锋刃被试，更倾向于用言语进行攻击。

然而，虽然这种研究可以提供具有较高生态效度的结论，却违反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伦理学原则。例如，制造攻击是“不道德的”，甚至会导致冲突情景无法控制。此外，在被试事先不知情的境况下，有“利用”被试之嫌。

除了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外，还可以进行相关研究。例如，有研究采用相关设计，考察玩暴力电 子游戏与攻击性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现实生活中，玩暴力电子游戏的多少与侵犯行为和行为不良之间呈正相关；对于那些在性格上本身就有攻击性的男性而言，这种相关尤其明显，而学业成就和玩电子游戏的时间长短呈负相关。这种研究容易实施，但很难下因果结论。

（一）本能论

人类暴力或战争产生于攻击他人的遗传倾向。弗洛伊德是这个观点的坚定支持者。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本能(instinctive)决定论者，认为人的行为和心理是由潜意识中的本能力量决定的。在他早期的著作，如1915 年的《本能及其变化》中，本能被划分为性本能和自我本能两种。但是，当亲眼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无尽灾难后，当看到了人性残忍恐怖的一面后，他开始认真地思考关于攻击和侵犯的问题。同时，他的思想观点也发生了变化。在1920 年出版的《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将性本能和自我本能合称为生命本能，代表着对生命的追求以及爱与创造的力量，指向于生命的增长与促进，这是有利于个体存在和种族延续的本能力量；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与生命本能相对的概念——死亡本能，它指个体内部固有的破坏性本能力量，体现了人对杀戮和死亡的原始欲望。当死的本能指向于外时，就成为破坏、伤害、征服、侵犯、战争的动因，弓I发了对他人的攻击行为。在他看来，人的攻击行为是本能的、无意识的，是死亡本能的必然产物。

弗洛伊德的观点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在进化论看来，一切脆弱的、不稳定的原始生命都来自于没有生命的无机物的组合，而无生命状态是稳定的。尽管人类生命经过漫长的进化，已经脱离了原始的生命形态，但它仍然有一种回复到非生命状态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个体生命中就表现为死亡本能。生命的出现既是生命继续的原因，同时也是奔向死亡的原因。

（二）习性学观点

习性学是20世纪30 年代形成于欧洲的一个动物学分支。习性学的研究表明，动物的一切行为表现方式，都是该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生存适应的结果，并表现为该物种特定的“固定行为模式”。所谓固定行为模式，是指构成某物种的某种行为表现的全部动作反应之间具有的某种固定时空关系，一旦适当的刺激物出现，这种动作反应就以刻板化的系列方式表现出来。攻击行为也是这样一种适应性的行为。

著名的奥地利习性学家、1973 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洛伦兹(K. Lorentz)，曾经对动物和人类的攻击行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论攻击》 (1966) 一书，系统阐述了习性学关于攻击行为的理论观点。他认为，攻击是人类和动物一种好斗的本能，攻击的驱力来自于有机体内部能量的不断积累，达到一定水平后就要通过适当的争斗予以释放，从而引发攻击行为。他通过对鱼类的观察，发现鱼类的攻击行为往往是不择对象的。这说明动物的习性导致了其本身的攻击性，这是与生俱来为保存生命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的释放具有生物学的价值。

动物界的攻击主要发生在三种情况下：一是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例如，猴子为了争夺或保存王位，会发生激烈的攻击和战斗。二是保护领地。领地是动物繁衍和获得食物资源的重要保障，为了生存它们会奋力攻击入侵者扒三是争夺资源。例如，在干旱的季节，动物会为了争夺水源而发生激烈的战斗。

洛伦兹的攻击本能论受到学者们的广泛批评。特别是洛伦兹的实验没有提供涉及人类的任何实验证据。虽然对动物的攻击行为有许多有趣的习性学研究资料，然而，不能简单地把它推及用于解释人类的攻击行为。当代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证据，如动物脑内某些部位与攻击有关，人脑内某些部位损害也可以产生攻击，都只说明了攻击性的生理机制，而不是原因。例如，人的攻击或许不只是一种本能，还受到社会环境及对社会环境认知的巨大影响。

（三）生理学观点

关于人类攻击性的生理基础，研究者主要是从激素、遗传基因、染色体等生物学因素方面进行阐述。研究者发现，攻击与雄性激素的分泌有关，雄性动物比雌性动物具有更强的攻击性。但从动物的行为推断人的行为应持慎重态度。据目前的研究水平，只能说人类的攻击行为部分受激素影响，遗传基因也影响攻击行为。罗斯通等人对296对同卵双生子和277对异卵双生子进行了攻击行为的追踪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攻击行为的相关(r=o．40)远远高于异卵双生子(r=0.04)，从一个方面说明人类的攻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遗传的影响。至于染色体与攻击行为的相关性则早已被证实了。

很多研究者认为，攻击行为的产生可能有着一定的神经基础。对动物的研究表明，人类大脑最古老、最原始的下丘脑与暴力、攻击有关。用微弱的电极刺激猫的下丘脑，猫会嘶叫、毛发竖起、瞳孔放大，并突然袭击笼子里的其他物体。还有一例是，在实验室里饲养的一只老鼠从来没有咬死过同类，它和另一只老鼠和平相处在一只笼子里，但是，一旦它的下丘脑受到刺激，就会扑向同类并咬死它。如果把一种神经化学阻断剂注入这只老鼠脑中的同一部位，它就会暂时变得温顺平和。

神经生理学家认为，愤怒、凶暴的情绪和攻击行为还与杏仁核有关。例如，在马克和埃文的《暴行和脑》一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名叫怀特曼的男子杀死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后，又在得克萨斯大学的一座塔楼上用枪任意射杀14个过路的行人。他被击毙后，尸体解剖发现，此人杏仁核处有一个胡桃大小的肿瘤。其他临床病例也表明，杏仁核发生病变者极易发生暴力和攻击行为。然而，损毁患者的杏仁核后，患者在手术2-4 年中非但没有表现出愤怒情绪，而且变得淡漠、麻木不仁。动物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的多拉德提出的挫折-攻击说，多拉德认为，挫折是个体对目标作出的反应受到干扰时所产生的状态，挫折-攻击理论认为，攻击总是挫折的结果。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挫折和攻击行为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因果联系。多拉德等人还提出，直接的身体和语言攻击是最常见的攻击形式，当直接攻击受到阻碍或抑制时，个体也可能采取其他形式的攻击，比如散布流言蜚语等。这种替代性攻击不仅发生在攻击的形式上，而且还可能发生在攻击的对象上。比如，当挫折的来源即攻击的对象不在身边或害怕攻击之后自己会受到惩罚时，个体会替代性地攻击其他目标。在他们看来，挫折和攻击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怀疑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并对这个理论提出了一些批评，由此展开一系列的实证研究。

后来，贝克威茨(L. Berkowitz，1967，1974，1990，1993)引入情绪唤醒、对攻击线索的认知等中介变量，对多拉德的挫折-攻击说进行了修正。贝克威茨认为，挫折导致攻击是因为消极情感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挫抚是令人讨厌的、不愉快的情感体验，由这种挫折产生的消极情感（如愤怒），确实能够引起最初的攻击倾向和准备性，但会不会产生外在的攻击行为，取决于对攻击线索（如枪）的认知等一系列因素。贝克威茨曾生动地说： “枪不仅容许暴力，而且也能激发暴力。手指勾动着扳机，但扳机也可以牵引着手指去勾动它。”这就是一种“武器效应”。进一步地，卡尔森(M，Carlson，1990)对攻击行为的23 项研究所做的元分析表明，与攻击有关的线索不仅可以引发攻击，而且能够使已经愤怒的人更加愤怒，从而大大增强攻击性，然而，攻击线索只是增加了攻击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是攻击产生的必要条件，有时愤怒的情绪本身直接就可以引发攻击行为。此外，个体的攻击习惯也影响到攻击的准备性，从而影响是否做出攻击反应：反过来，新的攻击反应将加强攻击习惯。由此看来，挫折引起的只是一种攻击准备状态，是攻击行为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社会学习理论是从人类特有的认知能力角度，来探讨人的攻击行为的获得及其表现形式。攻击行为的过程与其他外显行为的学习、操作和保持的过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著名的社会学习理论家班杜拉认为：“攻击是一个具有多种决定因素并服务于多种目的的多面现象。仅从挫折因素和行为的伤害性目的来理解攻击的理论建构，其解释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班杜拉认为，攻击行为的获得和保持有三种机制：

(1)外部强化。攻击行为获得的外部强化通常包括三类。一是实物奖赏、二是社会性奖赏、三是痛苦遭遇的排除。

(2)替代性强化。个体的很多社会行为，特别是攻击行为，可能都不是通过直接强化获得和保持的，而更多的是依靠替代性强化。这种替代性强化来自三方面的榜样影响。一是家庭、二是亚文化、三是符号性榜样，如大众传媒的替代性榜样。

(3)自我强化。个体的行为并不是只取决于外部的强化和替代性的强化，因为个体不是外部影响力的被动反应者，人具有自我指导和自我调节等能力，能主动地对自我行为施加影响。

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研究者从认知过程和信息加工过程方面来探讨攻击行为产生的原因，认为个体对环境信息的认知加工偏差，或社会能力和社会技能低下，都可能导致攻击行为。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道奇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他认为，社会信息加工包括五个步骤：编码、解释、反应搜索、反应评估和抉择、反应执行。

道奇认为，如果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的某个外节出现偏差或缺陷，就有可能导致攻击行为，并进入恶性循坏中。对他人敌意性意图的情景性推理，会使儿童产生攻击性的报复，从而招致同伴的敌意性反击和拒绝，这又强化了攻击性儿童对同伴敌意性意图的预期，从而导致此后对社会性线索（如他人的语言、表情和动作）的扫描偏差，并引起对他人敌意性意图的推理，使这个恶性循环不断地进行下去。

从经验上看，人们经常能看到很小的婴儿变得非常生气和愤怒，并击打别人，然而这并不能确定他们有攻击的意图。皮亚杰曾经描述过一件事情，他把手挡在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玩具前面，使他7个月大的孩子劳伦特无论怎样努力，也够不着玩具而受到挫折，这个孩子就拍打皮亚杰的手，好像要把他的手推开。这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工具性”攻击行为，然而劳伦特并没有吓唬或伤害他父亲的意图，他可能只不过把他爸爸挡在玩具前面的手，视为一种必须挪开的障碍物而已。有的研究者声称，即便是12～15个月大的孩子在为玩具争斗时，也很少注视对方，而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对玩具的占有上，并没有伤害竞争对手的意图。

2岁儿童的攻击和冲突行为并没有增加，因为他们开始学会了以协商和分享的方式避免争端。例如，较早的一项对“12- 42个月儿童社会交流方式”的发展研究发现，12～16个月的婴儿相互之间大约有一半行为是破坏性和冲突性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之间的冲突行为呈下降趋势，到2岁半，儿童与同伴之间的冲突行为只有最初的20%。这可能反映了儿童有效解决冲突的能力在不断提高，已开始用和平的方式，而非武力攻击解决冲突。

（一）幼儿攻击行为的特点

我们首先来看幼儿期攻击行为的特点。谢弗对以往的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后，认为幼儿攻击行为的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散乱的、无目的地发脾气行为在幼儿期会消失，而且通常在4岁后很难再见到了。②3岁以上儿童对攻击的反击和由挫折引起的攻击行为明显增加。 ③攻击行为的引发者有很大的变化，在2-3岁时，儿童通常因为父母对他们施加权威以阻碍或限触他们时，由于挫折和愤怒而对父母表现出攻击性；稍大一些的孩子，主要是与兄弟姐妹或同伴发生冲突。④攻击的形式和原因也在发生变化。2-3岁的孩子攻击别人的主要原因是争夺玩具，攻击的方式多为咬人、踢打别人，攻击行为通常是工具性的；幼儿园大班的孩子的身体攻击行为减少，但是此后的“心理攻击”增多，如采用嘲弄、取笑、取外号等方式攻击别人，这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尤其明显。这个年龄的儿童一旦爆发身体的攻击行为，通常很激烈，并且有强烈的敌意。

（二）小学生攻击行为的特点

随着儿童能更熟练地、友善地处理纠纷，小学生的身体侵犯和其他形式的反社会行为明显减少。然而，小学生经常对直接的挑衅采取攻击行为，而且这种反应性攻击行为的意图常常是为了伤害挑衅者，因而会很猛烈。主要是因为小学生对他人意图的理解能力或者观点的采择能力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一旦识别他人的恶意与险恶动机，就会愤然反击，以惩罚挑衅者。艮显然，随着年龄增加，他们理解的准确性也在提高。

儿童对他人意图线索的识别和解释，还与儿童已有的攻击习惯有关，高攻击性的儿童通常“误解”别人的意图。

（三）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特点

大量研究都发现，打架和敌意性攻击在青春期迅速上升，大约在13～15岁时处于高峰，此后迅速下降。然而，青少年犯罪则在青春期随年龄增长而增长，这似乎与攻击行为的下降相矛盾。这主要是因为虽然攻击行为的绝对数量在下降，然而他们反社会行为的程度却在增加，从而导致了他们的犯罪。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还有一个特殊表现，就是欺负弱小同伴和低年级儿童，，如殴打、勒索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攻击行为类似，欺负行为指有意地造成接受者身体或心理的伤害。但是，欺负行为也石看与攻击行为不同的三个特点：在未受激惹的情况下而有意采取攻击行为；欺负者与被欺负者的力量往往不均衡；这种欺负行为往往重复发生。

儿童早期的攻击性对青春期甚至成年期的攻击性都有较强的作用，而且男性的攻击行为尤其稳定。

个体的攻击行为存在性别差异，是不争的事实。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100多项研究报告都认为，男性无论在身体上，还是言语上都比女性更有攻击性，这种差异甚至在2岁多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男孩普遍使用直接的身体攻击，而女孩则普遍使用间接的攻击，但是在言语攻击上男女无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从直接进行身体攻击转向使用多种攻击方式。虽然，在具体的攻击类型上，性别差异的资料可能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攻击行为在总体上有性别差异。

（一）挫折

根据挫折-攻击理论，剧烈的挫折可能激发直接的、指向挫折来源的攻击行为；而较弱的、来源不明的挫折则只引起间接性、替代性的攻击行为。

（二）挑衅

当人们受到他人直接的挑衅或被激怒时，往往不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人们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还取决于对他人行为原因的解释。因此，这些挑衅行为的认知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攻击行为。

（三）诱因

诱因是与挫折来源以及总的攻击行为相联系的刺激。

班杜拉(Bandura，1983)对不同情景下攻击行为的各种诱发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把诱因分成如下五类：

厌恶性刺激诱因。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痛苦性厌恶体验的刺激有多种不同来源的威胁和侮飕、生活条件的恶化、目标行为的受阳。当个体遭涡殴打筹暴力事件的威胁和侮辱、生活条件的恶化、自标行为的受阻。

奖励性诱因。在班杜拉看来，上述厌恶性刺激因素所诱发的攻击行为，主要是被动性或者反应性攻击；对于主动攻击而言，更有效的诱因是主体对行为后果的积极预期。

示范性诱因。做出攻击行为的榜样的示范作用，能够诱发观察者对榜样行为的学习。特别是当观察者处于情绪激愤状态时，或者发现被示范的攻击行为能给榜样带来好处时，示范作用对观察者攻击行为的诱发力量尤其强大。

训导性诱因。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不断接受社会规范的约束，接受权威性主体的要求。有时，社会化的结果是接受权威发出的进行攻击行为的训导和命令，从而使个体做出服从性的攻击。

幻觉性诱因。很多精神错乱的病人，会因为头脑里稀奇古怪的幻觉和信念，而表现出攻击性。

（一）温度与攻击性行为

温度对个体的生活举足轻重，极端的温度（高温或低温）会影响人们的健康、攻击和人际吸引等社会行为。大多数研究关心的是潜在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指的是当时周围环境的温度；有效温度(effective temperature)则是指个人对潜在温度的知觉，它会受到空气中湿度的影响。高温的持续效果会导致筋疲力尽、头疼、易怒、昏昏欲睡、精神错乱、心脏病等，高温甚至会出现死亡率的增加。可见，高温对行为的影响是消极的。与处于温度舒适的房间相比较，处在炎热和潮湿房间里的被试表现出较消极的情绪和较不喜欢陌生人，人际吸引力降低；在高温下工作绩效下降。安德森对谋杀、强暴、抢劫和偷窃等犯罪的发生率进行了研究，发现暴力犯罪随温度上升而增加。

（二）家庭冲突和暴力

无论哪里，家庭暴力都是影响儿童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在1979 年对美国一个样本容量为2000人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有16%的夫妻之间发生过暴力行为整个婚姻关系期间平均约有28%的夫妻之间有暴力行为。虱内的家庭暴力现象也值得关注。一项对北京市近300对夫妻日常生活中矛盾冲突的调查发现；有9.8%的夫妻从来不吵架；有78%的夫妻偶尔吵架；有4.4%的的夫妻经常吵架，而在这4.4%中有2%的夫妻已经准备离婚或开始分居。可见，家庭冲突和暴力已经有相当的普遍性，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仅破坏了婚姻关系，还影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特别是导致攻击行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儿童期曾受过惩罚或看到惩罚的人，长大后更有可能出现攻击性行为，这可能是父母将其攻击性行为倾向传给了下一代。施特劳斯形象地称之为“家庭暴力的社会遗传”。

除了家庭暴力的消极影响之外，家庭对儿童过分溺爱，对儿童行为放任不管等，都会导致较高的攻击行为发生率。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道德观念薄弱，是非不分，没有正确的行为准则与规范，以自我为中心，自控能力差，为所欲为，社会适应困难，如此等等。攻击行为便应运而生。

（三）暴力性的大众传媒和游戏

娱乐媒体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儿童，甚至成人认为正确的那些行为。很多都来自于对媒体的“学习”。同样，暴力电子游戏也可以影响攻击行为。除了暴力传媒、暴力游戏、暴力家庭之外，个体经常接触到的暴力环境因素还有很多，如社区和同伴环境中的暴力行为。一些街道、社区的人粗暴、野蛮、爱斗殴，个体生活在这种打斗成风的环境里，不可能不受影响；还有的个体则是从喜惹事、爱打架的同伴那里学会了攻击行为。

（一）控制性

梅加吉在考察犯有袭击罪的罪犯后，提出这类人普遍具有以下两种个性特征：第一种为“控制不足攻击型”，这种人对控制攻击行为的抑制力不足；第二种为“长期过分控制攻击型”，这种人对攻击行为有着很强的抑制力。梅加吉认为，前一种类型在愤怒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但极度暴力的罪行，如杀人越货等，都是由第二种类型的人实施的。他认为这些人平时把愤怒积压在内心，一直到最后爆发，所有积压的情绪和仇恨在一个极端暴力的行动中全部发泄出来。

（二）归因方式

在社会认知中，人们的归因方式并不相同。有的人总是倾向于把原因归结于外部，这属于外控型；有的人则相反，属于内控型。控制源的差异反映了人们以特定方式看待客观世界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倾向性。

（三）性格类型

个体的性格特征在攻击的“启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人把性格简单地化分成A型性格和B型性格两类，A型性格的人，指的是说话与行动节奏快，性子急，缺乏泰然自若的态度，争强好胜，容易发火，常常充满失落感与懊丧情绪，总是迫使自己处于紧张状态的那些人。B型性格与此相反。～[s13]型性格的人常常有意无意地攻击他人，以此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他们常常进行工具性攻击，意性攻击，对罾害者讲行某种伤害。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由于高竞争性、时间意性攻击，对受害者进行某种伤害。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由于高竞争性、时间紧迫感和敌意，A型性格的人更容易与人发生冲突，产生攻击行为。

（四）敌意性偏向

在对来自他人的社会性线索的解释上，也有相当稳定的个体差异，有的个体有稳定的敌意性偏向。这些个体不能按照真实情况，来理解他人的行为意图，而总是倾向于相信他人是恶意的，即使他人实际上没有这种意向。敌意性偏向高的，反应性攻击程度也高。如果将攻击行为分为敌意性和工具性的两种，那么，在编码和解释阶段，具有敌意性攻击行为的儿童带有敌意性归因偏见，在同伴激惹情景中总是将同伴的意图理解为恶意的，而对同伴进行恶意的报复。

个体的攻击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即使社会不断发展、人类不断进步，这种现象也不可能彻底消失。攻击性行为的减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当人们能预测攻击，即了解到谁将会有攻击行为，以及它发生在何时、何地的时候，攻击就会得到最理想的妥善处理。

①惩罚。惩罚是在发生不良行为之后施以令人厌恶的刺激，是控制攻击等不良行为最常见的手段。惩罚对减少攻击是有效的，但是，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有效。要使惩罚能够发挥作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惩罚必须在攻击行为发生之后尽可能快地实施；其次，惩罚必须要有足够的强度，以起到惩前毖后，杀一儆百的作用；最后，惩罚必须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即发生攻击行为就必须进行惩罚。

②宣泄。宣泄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其本意指用文学作品中悲剧的手法使人们的焦虑和恐惧得到合理的释放，宣泄的途径有：参加激烈的、大量消耗体能的对抗性体育运动，向无生命的替代物进行攻击等等。

③认知干预。让个体学会正确认识事件，并提高反应能力。

④习得性抑制。指人们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所学到的对攻击行为的控制机制，包括社会规范的抑制（用社会规范，行为准则来抑制攻击行为，提高对攻击行为后果的忧虑感和内疚感）、痛苦线索的抑制（通过被攻击者受到伤害时的悲痛迹象或状态，引发同情心，控制攻击性）和对攻击后报复和制裁的畏惧等。

⑤置换和寻找替罪羊( scapegoat)。在挫折来源明确的情况下，由于对造成挫折的来源不能或不敢加以还击，此时就采用“置换法”。寻找合适的目标来满足自己的要求，达到心理平衡；在挫折来源模糊的情况下，可能会寻找一个可以攻击的“替罪羊”，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不满。替罪羊往往是代人受过者。

⑥社会交往技能训练。发生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交往技能，而这些技能有助于他们避免对抗性事件和攻击行为的发生。

⑦利用积极感情。因为一个人同时产生两种互不相容的反应，或表达两种互不相容的情绪状态是不可能的，所以，通过引导一种与愤怒或外在攻击行为不相容的情绪状态或不相容的反应，有可能减少愤怒和攻击行为

⑧创造良好环境。攻击行为多与周围的环境有关，例如，攻击当时的情境、个体成长的环境。因此，在儿童成长时期，教师、家长提供非攻击性榜样，减少大众媒体的攻击和暴力信息对儿童的影响，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将有助于减少儿童和成年后的攻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