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使研究者大开眼界，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其中尤以“变文”最先引起中外研究者的癀泛注意。早在五十年前，邓振铎先生就曾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裹，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幺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以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斯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要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识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幺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