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举世闻名。在敦煌石窟群体中的代表窟群莫高窟(千佛洞)第16窟中的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曾经宝藏了将近千年的五万余件六朝、隋、唐以至宋代的写本和木刻本及各类文物。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涉及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许多方面。写本和刻本使用的语言文字，除汉文外，还有藏文以及古代西域语言。从藏经洞出来的写本和木刻本文献，特别是写本文献，受到全世界有关学者专家的关注。他们争相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一一敦煌学。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除了敦煌石窟的建筑、壁画、雕塑以及与敦煌的历史文化等有关问题之外，就是藏经洞裹出来的这些写本和刻本，而最主要的是写本。写本涉及的内容，既然包含了诸多方面， 自然引起了各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出发来进行研究。从这裹可以看出，敦煌学实际上是一种边缘学科。研究内容涉及哪种学科，就与哪种学科搭界。写本使用的语言既有汉语，也有包括藏语在内的其它语言。对藏语写卷的研究，自然又和另一门边缘学科一一藏学搭上了界。

因此，近八十年来，中外有关学者对此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艰苦细致并卓有成效的研究。在研究这些材料的同时，把时代相同性质相近的《唐蕃会盟碑》，也作为音译本纳入了研究对象。研究这些材料的人，有语言学家，也有藏学家。

过去研究过这些材料的入主要有：

伯希和(P．Pelliot)与马伯乐(H．MasperrO)曾经引用过对音本《千字文》一部分(1920年)。

羽田亨写过《汉蕃千字文的断简》(1923年)。

托玛斯(陶慕士，F．W．Thomas)与柯乐逊(G．L M．Clauson)将译音本《金刚经》比定，全部注出了相应的汉字(1926年)。柯乐逊将《阿弥陀经》比定全部注出了相应的汉字(1927年)。柯乐逊遗为《金刚经》与《阿弥陀经》各做了两个藏汉互见的索引．托玛斯用《大乘中宗见解》的译音本(Ch．9，II，17号)和它的对音本(ch．80．xi号)两种写本仔细校刊，把对音本裹空白的藏音参照本书的重字跟译音本的相对字，大部分填补起来，做成一个实际连贯的本子(1929年)．

罗常培根据《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阿弥陀经》、《金刚经》和《唐蕃会盟碑》以及《开蒙要训》(汉字注音本)等材料，写出了《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这是第一部综合研究藏汉对音的专著。该书将对音材料与《切韵》比较，提出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音韵系统，并运用现代西北方音资料，探讨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