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1-21 16:18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 ，对文学作品中“文”与“道”关系的概括说法 。
文以明道的思想 ，早在战国时《荀子》中已露端倪。汉代的扬雄则进一步提出了作者要遵循自然之道的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设有《原道》篇，更加明确地论述了文以明道的问题，强调文是用来阐明道的。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和柳宗元都主张文以明道，韩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复自魏晋以后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柳宗元比较注重治世之道，从社会需要出发，重在经世致用，比韩愈的道较有进步意义。
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修 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沿着韩愈的方向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他反对“舍近取远，骛高言而鲜事实”，主张从日常百事着眼，并且主张“载道”要能“载大”，即载历史上和现实中与国家、社会有关的“文”的相对独立性，指出有德者未必有言，强调应当“文与道俱”，反对因重道而轻文。宋代理学家们不是重道轻文，就是将文与道对立起来。
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标榜“文以载道”的人，但他所说的“文以载道”，与唐宋古文家不同。他把文当作道的运载工具，“载道”如车载物，车是车，物是物，这比起古文家文道结合的主张显然是一种倒退。理学家所说的“道”，也与古文家不同，他们的“道”杂有心性义理之学的内容，其哲学基础是唯心的。
周敦颐之后，程颢、程颐将其重道轻文的主张，向更加片面的方向发展，甚至认为“作文害道”，完全把文和道对立起来。南宋理学家朱熹则把文看作是道的附庸和派生物，他主张文统一于道，认为“道外无物”，没有离开道而存在的文，文是道的表现形式或反映。这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看，有其合理的内核，但也带着理学家排斥纯文学的偏见。程、朱之后，理学成了儒家的正统，在其后的几百年中，对文道关系的种种意见，便主要表现为宣扬理学与反对理学的斗争。
明清时期，反理学的斗争十分激烈，李贽对于“假道学”的批判，在当时曾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大力反对雕虫篆刻的形式主义作品，主张明道致用。他们所说的“道”，与理学家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道”是不同的。清代的章学诚，对六朝以后关于文道关系的论争作了总结，他的《文史通义》有《原道》三篇，专门论“道”。他反对“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这是他论道的基本观点。其基本精神，就是从实际出发为文章，使文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这样的文就符合道，这就是文与道的统一。章学诚也很重视文的特点与规律，肯定文自有其本身的特殊规律，不是道的附庸；因而他也不同意“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彩以为愉悦”的说法。在封建社会的文论家中，章学诚的文道统一论，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比较突出的。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韩愈在散文创作方面极力主张“文以明道”，倡导文章的一种社会政教公用性，但是与他之前的像独孤及等人相比，韩愈重视文章的语言艺术，和一种内在的“气”，所以他又提出了文章的“养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