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他们著作的目的，主要的是在指示写作各体文学的'准则'；到今天，值得我们参考的却主要的在他们提供了关于古典文学体类及其性质与流变的知识。文学体类是文学的各种表现形式，形式决定于内容，他们过份地强调'文章必以体制为先'，是很容易流于形式主义的。但如能正确地掌握，则了解形式对了解内容以及两者的辩证关系与辩证发展，是会有帮助的。他们都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当然有的地方不免重视了封建糟粕，相反地倒轻视了富有人民性的精华。例如吴讷和徐师会都引列杨龟山的主张：'为文须要有温和敦厚之气，章疏告君文字，盖尤不可无。'又如徐师会在自序里公然说，'闾巷家人之事，俳优方外之语，本吾儒所不道'，由是列于附录。吴讷常常强调雅俗之分，徐师会更就许多文体中硬分正、变、古、俗，也都是基于封建正统观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摘吴书'收及词曲，已为泛滥'（实则只收词，未收曲）。我们的意见正相反，认为不只应当收词，还应当收自宋元就兴起、到明代已成为文学主流的戏曲小说。可是他们也都因封建正统观念作祟，一概鄙薄不收。吴讷在近代词曲序说里慨欢'自元世套数诸曲盛行，斯音（词）日微'；徐师会视词为俗体，虽然也标为'诗余'收录。至徐师会的把文体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固然有些流于繁琐；但四库提要斥为'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所谓治丝而棼'，也未免诋之过甚。对文学体类的研究，不只需要提纲挈领，也需要条分缕析。

文章辨体序说的校点，系以明嘉靖三十四年刊本作底本，同时取天顺八年刊本相校。又因为明人程敏政会将部分序说选入皇明文衡（题曰文章辨体序题），清人程崟会据编文章辨体式，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也收录颇多，由是也都用来勘对。校记中对嘉靖本称'原本'，天顺本简称'顺'，皇明文衡用的丁丙八千卷楼藏明刊本和四部丛刊影嘉靖本，前者简称'丁'，后者简称'丛'。文章辨体式用的近人王正己据乾隆应恒堂本的标点本，简称'式'。古今图书集成用的中华书局影印本，简称'成'。

文体明辨序说是抗战前据明万历寿桧堂刊本和另一万历刊本校点的，会交北京文化学社排印过。现在能够参考各种版本再校，实赖许多同志的帮助：北京大学图书馆据明茅健校本摄寄胶卷，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同志同馆员据明抄本和明沈沂校本代校，有的地方还请北京大学中文系吴小如同志和胡经之同志据日本文体明辨粹抄勘对。最后又将清顺治戊戌还读斋刊本叶生、汪淇从文体明辨摘编的诗体明辨（十卷）及古今图书集成收录的也校对一次，并据茅健校本和沈沂校本，补入'文章纲领'部分。我们的校语，不论是文章辨体序说或文体明辨序说，都附在当句或当字之后，并加六角括弧，以别于原注。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文内注文，系吴氏、徐氏所自加，现用圆括号标出。他们的引书，没有我们今天的要求严格，和原文常有出入，非必要时，都未指出。古人比校书为扫落叶，扫一层又有一层。

现在再加标点，就不只会有遗漏，还会有错误，望读者教正。

为了帮助读者对两书作者的了解，吴书后附录了明史本传、常昭合志稿吴讷传、王直象赞、四库提要及丁丙题记。徐书后附录了王世懋徐鲁庵先生墓表和四库提要。

罗根泽于北山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

《文体明辨》·八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徐师曾撰。师曾有《古文周易演义》，已著录。是编凡纲领一卷，诗文六十一卷，目录六卷，附录十四卷，附录目录二卷。盖取明初吴讷之《文章辨体》而损益之。讷书内编仅分体五十四，外编仅分体五。前代文格，约略已备，师曾欲以繁富胜之，乃广正集之目为一百有一，广附录之目为二十有六。首以古歌谣词，皆汉以前作，真伪不辨。而以李贺一诗参其间，岂东京而後，只此一诗追古耶？次四言诗，以分章者为正体，以不分章者为变体。次楚辞，分古赋之祖、文赋之祖、摹拟楚辞三例。次赋，分古赋、俳赋、文赋、律赋四例，又有正体而间出於俳，变体流於文赋之渐二变例。次乐府，全窃郭茂倩书而稍益以《宋史·乐志》，其不选者亦附存其目。次诗，取《文选》门类稍增之，所录止於晚唐，宋以後无一字。次诏诰诸文，皆分古体、俗体二例。次为书表诸表，则古体之外添唐体、宋体。碑则正体、变体之外又增一别体。甚至墓志以铭之字数分体。其馀亦莫不忽分忽合，忽彼忽此。或标类於题前，或标类於题下，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所谓治丝而棼者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