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文化圈（东欧文化圈）：代表东正教文化，主要是在俄罗斯、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等地为主。

而东欧文化圈所展现出的主要特色有：以东正教为其宗教信仰，使用西里尔字母；而在政治方面，在苏联尚未瓦解之前，因为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地区皆受其控制，所以都倾向极权专制，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但这些现象已随着苏联的瓦解而有了改变，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逐渐向西方文化圈结合、靠拢。

奥地利学者W.施密特主张，文化圈不仅限于一个地理空间范围，它在地理上不一定是连成一片的。世界各地可以同属一个文化圈，一个文化圈可以包括许多部族和民族，是一个民族群。在一个文化丛相关的不同地带，只要有一部分文化元素是相符的，它们就同属一个文化圈，如东亚文化圈、北美文化圈等。文化圈是独立持久的，也可以向外迁移。一个文化圈之内的整个文化，包括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各个部分，如器物、经济、社会、宗教等。向外迁移的不仅是整体文化的个别部分，也可能是整个文化模式。

文化圈理论被后来的文化人类学家接受。美国学者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都认为，这个理论对于研究民族学和文化传播是很有价值的，人们可以从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那些民族中间，发现它们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北美学者在研究民族学时多用文化区域概念，而文化区域在时间和空间上过于狭小，文化圈包括较大的空间和经历持久的时间，使用这个概念便于作更深入的研究。

“文化圈”学说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在德国和奥地利。以奥地利W.施密特和德国W.科佩斯为首的一派，亦称“维也纳学派”或“天主教学派”。格雷布纳和施密特的学派又合称为文化圈学派。施密特等以教会为背景，1906年创办了《人类》杂志和“人类研究所”，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目的在于运用民族学资料论证《圣经》中的一套世界观：原始神祇和原始一神观念是宗教的发端形式；一夫一妻制是人类最古老的家庭形式；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私有财产制度自古以来便是社会的基础。他们通过这些活动从理论上维护当时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冲击的资本主义制度，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合理的、自古就有的、永世长存的。

施密特根据格雷布纳的理论，提出种种“文化圈”。他说，最早是“一夫一妻外婚制文化圈”，其特点是：使用木质工具，从事采集和狩猎，财产私有，行一夫一妻制，信仰上帝。这一文化圈的代表，是亚非两洲的矮小黑人。由这个“原始文化圈”发展成三个“基本文化圈”：“父权图腾制高级狩猎者文化圈”、“母权制种植者文化圈”和“父权制畜牧者文化圈”。以后的人类文化是这三个“基本文化圈”传播开来而又互相结合的结果。

此外，“文化圈”还有多种划分法，如：按时代划分的原始、古代、近代等文化圈；按地区划分的塔斯马尼亚、美拉尼西亚等文化圈；按人种划分的尼格利陀、巴布亚等文化圈；按物质文化划分的澳大利亚飞去来器（见澳大利亚人）、东南亚吹箭筒等文化圈；按经济类型划分的热带丛林猎人、东非草原牧人等文化圈；按社会特征划分的图腾崇拜（见原始宗教），母权制异族通婚文化圈等等。

这一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科佩斯，早在1931年就指出过“文化圈学说的危机”，到1952年又进一步指出：“危机确实开始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学派的继承人J.黑克尔和R. von 海恩-格尔登，基本上放弃了“文化圈理论”，主张研究具体的社会和文化，承认各族人民及其文化的独立发展；并开始怀疑火地人、安达曼人、阿埃塔人、塞芒人等一系列采集狩猎部落的原始性，从而对施密特以此为基础而作出的结论提出了挑战。然而，他们并不完全否定其前辈的反科学议论，仍继续片面强调“传播”和“借用”的作用，坚持原始一神论和私有财产自古就有的学说。

如今，这一学派已完全丧失过去的影响。自从海恩-格尔登和黑克尔分别于1968年和1973年逝世后，没有再出现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不过，这一学派积累的民族学资料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一学派的代表著作有：格雷布纳的《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05）、《民族学方法论》（1911）、《民族学与历史》（1911）、《民族学》（1923），安克曼的《非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05），施密特的《近代民族学及其起源、性质和目的》（1906）、《南美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13）、《民族和文化》（1924）和《民族学方法》（193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