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4-08 21:50
文化转型是指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替代旧的文化形态，表现为文化的变革、进步过程。文化转型的实质是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社会群体中主导性文化模式的新旧转换过程。文化转型一般是指大的历史尺度上所发生的主导性文化的根本转变。研究文化转型的一般规律、特点，对于创新文化建设，构建优良文化生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将有积极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概观 反思西方近代文化转型走过的历程和付出的代价，对于正处在矛盾选择中的中国文化转型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代价论告诉我们，人类的任何一种价值选择行为都必须有得有失，无代价的价值追求与创造是不存在的。
西方人对传统文化的公开的、全面的挑战肇始于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从那时起，这场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文化转型运动走过了数百年的艰苦历程。这期间支配了西方人头脑达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造。痛苦、损失乃至失望、灾难不可谓不多。转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化在带给人们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同时，也因自身的缺陷和极端化等弊端使得现代人付出了迷茫、失落甚至颓废的精神代价。以致于今天无论是已实现转型的先发国家还是正在进行这场变革的一些后发国家，都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感受到了不同领域的文化之间出现的“断裂”或冲突。西方社会至今仍受到这些代价影响的痛苦折磨和纠缠。
近代西方的文化转型中影响最大也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化思想运动有两个：一是起源于欧洲南部的文艺复兴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启蒙运动。另一个是起源于北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运动。它们从不同的方向上打击了西欧传统文化，动摇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精神文化根基，形成了具有世俗性、个体性和自立性等基本特征的现代西方文化。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文化转型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众多因素错综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思想领域的大变革同经济领域由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以及政治领域争取民主、自由制度的革命，就其内在联系和影响而言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就他们的本质和趋势来说是一致的。恩格斯曾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文化转型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也离不开制度层面的支撑和巩固。同时又有着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
在文化转型前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精神传统是维系整个社会的唯一稳定的社会文化力量。基督教文化控制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思想与行为、痛苦与欢乐，从出生到死亡，每一样日常事务背后都站着教会，受着宗教文化的支配。宗教文化几乎成了西方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文艺复兴运动高举个人自由、人格崇高、世俗幸福的大旗向传统文化的束缚发起了进攻。他们肯定个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主张重视自我实现和个人的尊严，强调发挥人的秉赋和潜能。这些思想观念正是商品生产和自由竞争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表现。它使过去长期束缚人们的封建纽带逐渐松弛，个人获得了更多发展的机会，从而促进和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文艺复兴所要“复兴”的实际上并不是古希腊罗马人的社会理想，而是近代欧洲市民阶级自己的文化理想。文艺复兴发展成后来的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转型历程中的顺理成章之事。他们所要给人们启蒙的思想意识，作为一种文化追求就是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基本价值，它们与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和从其发展出的契约制的议会民主制是相互呼应和相互支持的。恩格斯盛赞它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1页。）
继文艺复兴之后，被恩格斯称之为“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改革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文化的转型，意义极其深远。宗教改革针对落后的宗教文化宣扬“信仰得求说”，认为人的信仰就是一切，人只要信仰，无需任何中介就可获得上帝救赎的恩典。于是，人成了自己信仰的主宰，自己精神的主体，体现了个人自由这一时代精神。新教伦理公开为财富辩护，把财富看成是美德的基础，宣扬自由竞争、平等参与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观念。它们实际上是现实生活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折射。宗教改革的思想激发了个人的创造性与独立性，肯定了人生的价值。
代价 文化转型过程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观点在欧洲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传播，后来又在世界其它地区蔓延。但是它们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和胜利也是有代价的。
首先，“它毁弃了曾一度被实质性传统、基督教信仰以及对于祖先的孝敬、对家庭和其他机构中的权威的恭敬所占据的大部分领域”，并“头痛地发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困难。”（注：《论传统》E·希尔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28页。）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转型时期带给社会前述伟大进步和历史价值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精神危机，引起了人们的信仰迷茫和生存意义的失落。这种代价同社会转型时期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变革的突飞猛进密不可分。以往一切都由上帝来裁决的人间事物现在则改由科学来裁定，将科学变成了现代人的上帝。但是科学却无法解决人的生活的全部问题，尤其是生活的意义和信仰问题。人们将全部的文化和整个生活世界搭挂在科学上，其结果反倒是科学脱离了文化的制约，脱离了人们真正的生活世界。文明社会在控制外部世界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人的本性、人的精神价值的发展上却暴露出许多空档。人们普遍需要的意义感、安全感和稳定感在被解放出来的自由的、骤变的社会中无法找到它的根基。于是许多人迷失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产生了另一种强烈的愿望即“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联系，以图缓解动荡不安，即使这样做要以失去个体自由为代价也罢”。（注：《对自由的恐惧》弗洛姆，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第25页。）
另外，文化转型将个体从宗教束缚下解脱出来后，却又将他们置于了自身无法把握的扑朔迷离的市场中，于是出现了激烈的竞争、焦虑的心理、冷漠的人际关系、人失去自我控制等消极现象，迫使个人将外部的压抑转向在内心精神世界给予抵御和自我安慰，造成生活的痛苦，导致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用存在主义者的话说，这时的他人就是自己的地狱。“失去幸福，增加罪过感便是我们为前进而付出的代价。”（注：《弗洛伊德全集》第21卷，英文版，第134页。 ）这种文化转型导致的当初始料不及的代价随着文化变革的持续，表现得愈加突出和尖锐。
其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过程中还付出了惨重的人的代价。以宗教改革为例，这场运动的进行，新教统治地位的确立是以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和清洗为代价实现的。16、17世纪的欧洲正是由于新教的出现才使得宗教情绪变得异常激烈。这不仅表现在天主教对新教的迫害和镇压所引起的反抗上，而且表现在新教本身的不宽容上。宗教改革的宗旨是要纯洁信仰、清除腐败，它反对的是腐化了的教会和教阶制度，而不是基督教教义和宗教本身。但它们确立自身力量的手段却与中世纪的天主教几乎无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英国的国教（新教派别之一）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从未停止过对非国教徒的歧视和迫害，一切非国教徒都不能担任公职，他们甚至认为，引用《圣经》时要是弄错了一个逗号都是足以判处死刑的。加尔文在瑞士所实行的是不折不扣的新教专政。他成立宗教法庭，监视市民的私下议论，对被怀疑有异教观点的人或异教徒有权处以直至死刑的各种处罚。因此，如同许许多多的宗教派别一样，宗教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以虔诚的异教徒的鲜血为代价实现的。
再次，近代西欧文化转型中的代价还表现在它造成了西方商业文化的泛滥、享乐主义的流行。这是有悖于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的初衷的。那种对财富金钱的无度贪欲、以金钱为标准衡量一切社会价值的做法本身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与市场经济和当时的历史趋势相适应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也不是他们的目的所向。但是，后来的现实却是，随着财富的增长，他们的勤俭、愤怒、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对生活的渴望也成比例地增强。它是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因价值追求目标的内在矛盾所付出的代价。倡导人们勤俭、敬业、追求财富的积累，同时又要求世人节制贪欲。其冲突必不可免。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和困惑至今仍困扰着处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国家和个人。
最后，这种文化转型在后来还产生了一个始料不及的严重消极后果，即个人的主体性的失落。中世纪的宗教时代，人以自身外化的意识——神性作为理论基础，以神的人化形象作为实践基础，阐释人自己的生命存在，以此使自我意识获得文化的支持。在近代以来，人的最终文化支持转变成了工具理性和实践层面上的技术张力。这种文化意识导致了人与物质世界的割裂，最后达到尖锐对立的地步。“主体”在物质世界“人化”的过程中，虽然建设了一个工业文明，却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变”现象，人自身由物质文明的膨胀而“物化”了，人逐渐成为自身物质改造活动的产品的奴隶和附属品。人在建设工业文明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为自己戴上了“工业文明”的镣铐，由征服者逐渐变成了被征服者的“俘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寓意深刻的文化悲剧。“人性”也被迫扭曲自己曾经炫耀过的“主体性”去适应物质文明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