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李泽厚在撰写于“文革”中、出版于1979年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中结合西方康德哲学深究“主体”、“主体性”问题；从1981年开始又撰文《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1985年撰文《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对主体性问题在哲学和美学层面上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正是在李泽厚对主体性问题进行的专门论述中，“主体性”命题才第一次从中国哲学界、美学界浮现于中国本土，才为“主体性”哲学命题运用于文艺学、“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坚挺有力的臂膀的支撑。

到了80年代中期，刘再复在《读书》1985年第2、3期分别发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提倡文学研究的重心要从客体转向主体，要进一步开拓研究的思维空间，对“文学主体性”问题有了初步的思考：提出了应重视人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的设想，但还没有进展到“文学主体性”理论构建的地步。1985年他又在《文学评论》第6期和1986年该刊第1期上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集中阐发了“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做客体，而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此后，陈涌、郝亦民、何西来、徐俊西、敏泽、王春元、洪永平、杨春时、程代熙、白雪明、汤学智、郑伯农、杨柄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们就“文学主体性”问题在80年代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大讨论。至此，“文学主体性”初次登上历史舞台，“文学主体性”理论始见端倪。

“文学主体性”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阐发者——刘再复认为，人的主体性分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是作为一种主体而存在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此时的人是实践的主体；后者则是人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和认识的，此时的人是精神主体。他指出文艺创作强调的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一层是“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即“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另一层是“文艺创作要高度重视人的精神的主体性，这就是要重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他又认为，“文学主体”落实到具体包含“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三个部分。具体阐释为：第一，作家的主体性包括作家的实践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与作家的实践主体性相对照，作家的创造主体性是作家的精神主体性；作家的主体性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作家的自我实现归根到底是爱的推移，要求作家必须具有超越意识和忧患意识，而超越意识的实现表现在创作中作家要有“超常性”、“超前性”和“超我性”。第二，“对象主体”的实现在于作家给予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以主体的地位，赋予笔下人物以主体的形象，要把人当成人，要“把笔下的人物当成独立的个性，当作具有自主意识和自身价值的活生生的人，即按照自己的灵魂和逻辑行动着、实践着的人，而不是任人摆布的玩物与偶像。”而且，愈是有才能的作家，对作品中的人物愈是无能为力，其称之为二律背反公式。第三，“接受主体”体现在其对“接受主体性”的基本内涵的论述中，接受主体性“是指人在接受过程中发挥审美创造的能动性，在审美静观中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使不自由的、不全面的、不自觉的人复归为自由的、全面的、自觉的人，整个艺术接受过程，正是人性复归的过程——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的过程，也就是把人应有的尊严、价值和使命归还给人自身的过程”。“接受主体性”的实现又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自我实现机制，使人的非自身复归为自身，把人应有的全面情感归还给人占有；一是通过创造机制，也即“欣赏者的完善的审美心理结构，以发挥审美再创造的能动性”。

由于刘再复的理论素养和哲学功底不足以及时代历史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尚属初步构建，其提出也只是标志着文艺学研究的重心从客体向主体、从“外”向“内”的转折，但是，随着刘再复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大力宣扬，“主体性”自80年代起逐渐变得通俗化并且深入人心，主体性精神从“文革”的迷失中逐步走出并走向深化，而人的主体地位也日渐得到恢复、确认。

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思想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至少活跃了十年，直到80年代后期才受到学术各界的批评和挑战。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人”的发现、“大写的人”等等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主题，从寻根文学对人的不幸的哀叹到对人的命运的反思，从文化的维度探讨人的生存意义到先锋文学走向极端的文学形式的探索，这其中每一步都浸透着中国当代文学志士挣脱人的束缚、走向人的自身独立和自由的种种努力，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相当部分地区涌入后现代化文化思潮，无一例外地淹没在主体性消解的无主体历史快感中。像韩东、鲁羊、朱文、林白、陈染、卫慧、棉棉、李冯、张生等一批新秀身上表现出的后现代文化特色尤其突出，其次，王蒙、王安忆、刘震云等人90年代一段时期的创作也带有明显的后现代色彩。文学逐渐转化为一种个人性或私人写作，成为一种私欲状态，同时伴随着主体性的严重失落走向个体自我意识的无限扩张和膨胀，使主体性倾向个体性一维的文学局面最终形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变成一个个没有个性，没有价值追求，沉湎于暂时的物欲感觉或性刺激的本能个体。人物的行动、语言，小说的叙述，淹没于一种随意的、无规则的行为流和语言流中。在这些作家的文本世界中，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人物主体性的不断失落，江腊生认为，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物迷失在现代科技主宰下的消费文化中。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在中国尤其对经济发达地区已不再陌生。科技主义兴盛的中国当代物产极大丰富，消费意识觉醒，一切向经济看齐。如果说80年代后期群众消费还有些步履扭捏，那么到90年代就完全白热化了。这一点，从王朔笔下的北京城还只是出入没有文化的混混，而到了丘华栋的笔下却是文化人出入灯红酒绿的俱乐部和夜总会可以看出。物欲的不断膨胀，带来的是个人主体不断受到周围蒙上一层文化色彩的类象的挤压，人物成为单面人。看上去人物的活动、行为都是极为自由化或个人化的，个人在寻求、享受这一类物象的同时，自己却成了一个找不到自我的物象了，人物主体的独立意识淹没在一大堆的物象中，无法自拔。

其二是人物主体迷失在“性”的贪恋和随意上。打开韩东的《交叉跑动》、《美元胜过人民币》，性不再那么令人充满激情，也失去了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感，成为日常琐碎的本能欲望，其中的人物主体不再有着自身的选择和支配，而仅仅是一种欲望的流动，人物主体在自身性欲的流动中任其沉浮。而到了卫慧、棉棉等人的性，则变成了一种冲动的膜拜。在卫慧的笔下，“性”表现得相对集中化，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与爱情分割开来，性就是性，别无他物或他意。80年代的性，在文学表现中经历了由政治历史到社会文化这样一个过程，性的大胆颠覆只是停留在一种负载文化意味或充当一定权利支配下的话语体系的层面上。到90年代，性卸去了其身上负载的一切，成为一种生活状态。这本是找到了人的主体性的一个制高点，但是，当性一旦成为一种纯粹冲动，而不加以节制，必然走向性的疯狂，其实质是人的主体性的再一次失落。

其三，人的主体性消融在庸常的生活流中。琐碎的生活，毫无激情的时间流，将人的主体独立性一一溶蚀。人虽然没有了80年代文学中那种思想、伦理的负载，没有了过去那种盲目的宏大叙事的激情，却又变成一个个充满私欲的个体。韩东的《大学三篇》、《同窗共读》，朱文的《一个实习生》、《小刺猬，老美人》、《街上的人们》等，都直接体现人物主体难以找到自身独立的营养基。在朱文的笔下，赌博、刺猬、痔疮、性欲、桑拿等直接将人的主体融入其中，让这些杂七杂八甚至是鄙俗的日常生活具象将人的个性及自我意识统统化解，剩下来的是一个个无法辨认的“人形”。韩东朱文们的小说文本中一切均来自于一种个人性的体验，个人自我也参与其中。这样，小说无疑就带有平面呈现式的现象学写作姿态，人物“如同MTV般的游移和滑动，把个体分裂为无数片断置于文本之中，这里没有拯救和超越，而仅仅是‘状态’的展现”。

最后，90年代小说的主体性消散在历史的戏拟之中。80年代中期以前，历史是作为一个恒定的参数来考察的。历史代表着一种理性，代表着一种权威，因而80年代前期的文学一直都是尽量归依历史的。到80年代末，随着先锋思潮的兴起，解构原有的权威成为一种时尚。其中苏童、莫言等人不断将目光返回民国或抗战期间的那一段历史，以一个个似乎真实的历史碎片来构成对所谓正史的一种消解。他们所展现的碎片背后，依然有着一个强大的历史理性在支撑。然而到90年代，王朔、叶兆言、刘震云等人的作品纯粹具有了一种“游戏历史”的姿态。在他们的笔下，作为个体的人从庞大的权威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没有自身生存或死亡的任何价值追求。从这一点看，如果说80年代末期的历史拆解仅仅停留在对局部历史碎片的更换上，那么，90年代的“游戏”历史主义则是一种对历史的全盘颠覆，完成了对整个历史的消解。当作为主体的人失去最后一个历史理性的依靠时，人的主体性也就淹没于每块碎片的缝隙里，无法支撑起一个完整独立的人。

江腊生对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文学主体性的失落的诠释难免有失偏颇，（譬如周兰桂就曾争执新时期后期文学仍然在探寻“历史理性”与实现“人文关怀”之间获得了一种张力，即仍旧表现了历史理性的一面。）但大体上已囊括了这一阶段文学主体性发展的基本情况，笔者不再作赘述。

以上便是文学主体性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第一阶段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第二阶段发生、发展的基本情况，其经历了理论的提出及主体性精神走向深化、主体性深入人心到主体性再度陷入失落的发展历程，完成了文学主体性理论由幼稚向成熟成长的顺时针过渡。

进入21世纪，文学主体性还未真正建立，亟须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与机遇下，从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实践中，把文学主体性理论真正建设成我国文艺界的一朵奇葩。赖大仁在2004年《创作评谭》第二期《当代文论中的几个问题的反思》中谈到：文学主体性表现为一种对文学的热爱，一种以读书以及写作为中心的生活，一种对于文学表达与创造力的追求。从当今中国的文学现实来看，一些人搞文学并非为了追求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是借文学以追求别种价值；一些人理解的文学主体性，既反对一切外部力量的制约与束缚，也拒绝任何责任与道义承担，这就使得一些人的文学活动在摆脱责任与规约和过于追求自由的状态下渐渐失重。二是由于过去的主体性理论过于强调文学活动的个体性，导致一些人把文学主体性完全等于个体性或自我性，这样就带来个体自我意识的无限扩张和膨胀，乃至形成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恋情结。三是过去的主体性理论过于强调精神主体性的实现而忽视实践主体性，导致一些人把文学活动理解为可以脱离现实或超越实践关系的纯精神领域的活动，因而愈来愈远离现实。

主体性的失落作为90年代小说文本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一个时代精神危机的产物。其个人性的文本书写，是从个人的感观刺激、生活反应出发，将各种时代的个人感受或对历史的当下感受通过个人自我的过滤而直接体现出来，其间撇去了任何的意识形态对生活的遮蔽，将生活的状态或体验直接传递给读者。可以看出，这种个体性经验的凸显，从根本上是人的主体性寻求的一种努力。然而，一旦人的主体性片面地表现为个体性，人的一切活动都归于个人的纯欲望和纯冲动时，文学的审美价值就无从获取，实际上也就无法体现人的主体性。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真正的个人主体性尚且找不到，更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也要将人的主体性一一消解。西方后现代主义大谈主体性的消解，是建立在现代主义时期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确立之后的基础上的，其资本主义发展已几百年，个性独立和个性解放，早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构成。当后现代主义成为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动时，主体性消解成为他们的急时所需。目前，如果也将主体性消解照搬到中国来，用江腊生的话说，那只能是“削足适履”。

综上所述，建设文学主体性理论要符合中国国情和文艺界时代特征，只有这样，文学主体性这座理论大厦才能坚如磐石，色貌如花。从我国的文学现实来讲，当今文学一方面多元化，另一方面文学自觉意识和主体精神普遍弱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提倡一种主导性的文学精神，以克服过于追求审美自由而带来的失重现象。在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意识到并且承认别人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间性体现了一种辨证立场，更符合当代文学既要求强化自我主体意识，同时又不拒绝与他者对话交流的现代精神，这正是时代所需要的文学主体性。同时，主体精神上的追求与建构，最终也还需要指向影响和介入生活实践，以促进现实变革进步，争取人的现实解放与自由发展，否则只能带来文学生命的弱化，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带来文学主体性的迷失。

参考文献

[1] 杜书瀛，张婷婷．文学主体论的超越和局限[J]．文艺研究，2001，（1）．

[2]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J]．文学评论，1985，（6）；1986，（1）．

[3] 江腊生．失落还是希望——关于中国90年代文学主体性的思考[J]．当代文坛，2005，(1)．

[4] 张颐武．新状态的崛起——中国小说的新的可能性[J]．钟山，1994，（5）．

[5] 周兰桂．论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回归——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