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刊主张维护“艺术良心”，提倡“自由主义文艺”。编者在《我对于本刊的希望》中表示，“现实的中国文艺界”，“无论是左是右”“都已不期而遇地”走上了“死路”，而“处在幼稚的生发期”的中国新文艺，“应该有多方面的调和的自由发展”，从而提出了“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发展新文艺的原则，“主张多探险，多尝试。

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并“根据这种信念”，决定把此刊办成“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使其“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学运动”“尽一部分纠正和响导的责任”。复刊后主编者在《复刊卷头语》﹑《苏格拉底在中国》等文章中又重申了这种办刊宗旨，刊物本身也体现了前后指导思想的连续性。

但历史条件的变化也使后期刊物与前期在思想上有所差别﹕针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进步文艺界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贯彻和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主编者提出“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分”，强调“反对”一些本来与文学无缘的人们打着文学的招牌，作种种不文学底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