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贸易网络

有种理论认为贸易在文明的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在生态多样化的地区，要获得稀少的资源，就需要贸易机构来组织贸易，这样就需要某种中央集权的形式。但是这种理论对于某些文明是正确的，对于另外一些文明却不正确。

环境与社会的限制

这是罗伯特・卡内罗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例如山脉、海洋对人类的阻隔，才产生了文明。由于人口增长而没有扩张的余地，从而开始争夺稀少的资源。这样就导致在内部出现了阶级，其中由统治者控制稀少的资源。对于外部就有了扩张的需要，这些都需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来严密组织。

宗教信仰

这种理论认为宗教信仰对于文明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发展模式

当代人学家张荣寰在2007年5月提出：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发展模式是一个必然实现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从人类世界历史生态、文化生态和现实生态出发，在生态全球化背景下，以提升人格文明、生态文明、产业文明为发展方向；以发展宪政、优化体制、优化结构、促进公民意识和认知水平；以真诚的民主来反映公民的社会存在，建立社会公众信仰及其相应的伦理精神的法制秩序，让社会各阶层利益公开自由的表达权利以期让社会真理能够真实的公共表达；将人格质量的提升放在国民教育的首位，来提高人在群体公共事物中的智慧能力；将生态文明发展放在战略首位，将未来优先的战略放在国家建设的首位，来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产业能力；将公众人本信念及其相应的伦理精神的法制秩序放在推动联合国改革的首位，让国际社会各阶层利益公开自由的表达权利以期让社会真理能够真实的公共表达，来提高联合国维护和尊重人的能力，走生态文明发展的国家发展道路。

中华环流文明

张荣寰在2011年2月提出中环环流文明：人学是一项事关人类发展和哲学发展之命运的、具有根本性和建设性的“人格及其生态修养的实践工程”到“以人文精神为食粮的新文化力量是关命运兴衰变化的核心力量。”从提出和论证这两个论断到推动新文化变革，至今已经七年了。在这七年中，我们不断推升新文化的内涵与使命；不断收缩新文化的外延与责任；不断建设新文化的文明边际内涵与构成，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幸福指数的有力理论源泉与标杆，基于全生态世界观的形成、全逻辑的发现和应用、全认知体系的构建、全世界生态可持续美好的理想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科学而形成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发展模式。主要经过了以下七个发展阶段，根据发展态势，我们确立第八个发展阶段，中华环流文明：一、；推动代表新文化主要思潮的人学思想阶段 二、“用人学塑造中国的民主模式新高度阶段； 三、新四化战略建设阶段； 四、文明走廊战略阶段；五、国际就业工程战略阶段；六、新文化成功的规律发现阶段；七、确立当代新文明的方向阶段； 八、塑造中华环流文明阶段。

全球—文明学说

全球—文明学说，是由章韶华先生发起的。全球学—文明学的学说，也是将前五门学说返回到现实世界后而形成的一门学说。

在我看来，人类自有文明以来，所经历的痛苦和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人类的文明力量所致。换言之，从古至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人类与环境、个人与类体等等之间发生的所有悲剧，真正的根源就在现有的文明本身，在于人类常常用非文明、反文明的方式来推进所谓的文明。因此，从文明出发研究全球性的诸多难题，从全球出发解决文明的冲突，从而沟通不同的文明、提升所有的文明，正是这门学说的目的。

在全球时代到来之前，文明一直是指一定数量的不同人类群体内共同的生存模式。所以，迄今为止所有的文明，部落文明、民族文明、国家文明等本土文明，欧洲文明、非洲文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等区域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礼议文明等领域文明，在本质上都属于“界域文明”。界域文明是文明的、自洽的，又是局部的、排它的。本来是一种文明，却又本能地或排斥、或吞并、或同化其它文明，从而使自己反倒显现出非文明、反文明的弱点，这是所有界域文明的共同特征和主要弊端。

换言之，要想克服这些弱点和弊端，不可能用文明冲突、文明寻根的办法，这本身就是反文明的；也不可能用文明对话、文明共处的办法，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真正的办法只有一种，找出各界域文明那种“毕竟都属于人类文明”这一共性，进而用这种共性沟通和解释它们的个性，消除和化解它们冲突。为此，我指出，在此之前的近万年的人类文明体系中，至今还没有一种面向全世界、体现人类性、为了全人类的文明精神全球文明精神。为此，我提出：我们应当“以全球化、现代化为立足点，以人类的相同本性和共同福祉为参照系，在提取各本土文明优良元素的基础上，构筑一种超越了本土文明的、适应全球时代和现代认识的、具有全球性现代性的文明全球文明。

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指出，全球文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为了全球的文明”，一个是“建立全球性文明”。具体说，全球文明含义有三点：一，它是人性文明与类性文明的统一;二，它是个体文明与类体文明的统一;三，它是生性文明与生境文明的统一。

那么，全球文明的来源是什么、其框架又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我回答道，全球文明有如下三个来源，一是起源于古爱琴文明，定型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完成于近、现代欧洲—北美文明的“西方文明”，这是一种侧重于人—物关系的文明体系，是一种尊重自然、崇尚财富和注重科学的文明模式；二是起源于黄河文明，定型于道—儒—佛文明，完成于近、现代东亚—东南亚文明的“东方文明”，这是一种侧重于人—人关系的文明体系，是一种追求大同、崇尚仁义和注重人学的文明模式；三是起源于两河文明，定型于古埃及—古希伯莱—古巴比伦文明，完成于近现代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明的“中部文明”，这是一种侧重于人—神关系的文明体系，是一种敬畏神灵、崇尚灵魂和注重神学的文明模式。这三种文明的优长部分构成了全球文明体系。所以，在这个系统中，西方文明满足着人的自然—肉体—科技的需要，东方文明满足着人的社会—情感—道德的需要，中部文明满足着人的精神—信仰—修为的需要，三者之间既各司其任、界面分明，又彼此贯通、互相支撑，熔铸成了全球文明的稳固框架。

为了把这种全球文明思想尽快与各国人民特别是学者们见面，我必须认真做两件事情：第一，让各国学者都能关注、最好支持这个思想，为此，我创作了《全球文明宣言》，该宣言已被2001年7月16—18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希尔顿饭店召开的“全球文明第一届世界大会”通过；第二，呼吁尽快成立世界联合政府，这不仅因为成立世界联合政府本身就是全球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只有以世界联合政府的力量才能真正地全球范围内推进全球文明思想。为此，我先是创作了《世界联合政府构想》一书，接着又代表全球文明第二届世界大会筹委会创作了《建议联合国大会讨论“成立世界联合政府”的公开信》，《构想》和《公开信》已被2005年11月14日—16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广场饭店召开的全球文明第二届世界大会通过。

由上可见，我的这个学术思想体系的逻辑展开是显而易见的：我从对自己最为困惑的科学—哲学的探讨开始，从中发现了决定—反决定学说；接着，我用这个学说直指人类生存和人生活动，由此建立了自然—人道学说；由于人类终归是宇宙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宇宙之所以沿着物理—生物—人类这一确定的方向和道路一路走来，一定有其内在的原因，由此，我创立了宇宙—精神学说；再进一步，为什么会有我们的宇宙、为什么我们的宇宙表现出了“宇宙精神”，宇宙精神的根源和本质又是什么，人类应当如何理解和对待这种“超宇宙精神”，为此，我又把问题伸进了神灵学—信仰学领域，创立了超然—终极学说；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自古以来人类都认为只有“我们的宇宙”这么一个孤独的宇宙，如果是这样，我们宇宙又是怎么来的呢？它怎么就具有精神本性并因此而创生了我们人类的智力呢？经过长期思考，我提出了母子宇宙理论，即把我们的宇宙视为母宇宙所创生的众多子宇宙中的一个。所以，我们宇宙的精神其实不过是母宇宙的“太一精神”的“我们的宇宙”的“精神化”。至此，作为一个学术思想体系应该是完成了。不仅完成了，而且自认为很“圆满”。比方说，我通过太一精神又一次发现了决定反决定性第一门学说的主题，并把决定反决定性理解为太一精神的实质。

但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的真正任务，不是建立一个学术性的思想体系，而是把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放到现实生活中去接受检验，最好能够解释现实、改造现实。由此，便产生了第六门学说全球—文明学说，产生了由我担任主席的一个国际性组织全球文明推进组织，产生了由我担任主席的全球文明第一届世界大会（2001年.悉尼）和第二届世界大会（2005年.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