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底，曾在日本留学并热心戏剧活动的任天知，回到上海并在此成立了新剧团体——“进化团”。任天知，生卒年月不详，而他所创立的“天知派新剧”在当时却颇具影响。他以戏剧的方式宣传自由民权思想，并用来鼓吹民主革命。“进化团”推出过《安重根刺伊藤》《血蓑衣》等剧，并到处巡回演出，足迹遍及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地。欧阳予倩说：“若论对当时政治问题的宣传，对腐败官僚的讽刺，对社会不良制度的暴露，还有对于扩大新剧运动，扩大新剧对社会的影响……进化团采取野战式的做法，收效是比较大的。”孙中山曾对“进化团”的活动予以赞扬，为其写下了“是亦学校也”的题词。

“进化团”的演出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剧情多为喜剧或闹剧，藉此讽刺现实。他们还创造了“言论老生”这一角色类型，剧中人常常离开规定情境，发表慷慨激昂的时政演说，鼓吹革命且颇具煽动性。尽管两年之后“进化团”就解散了，但它的行动却为中国话剧的发展打开了新路，并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话剧干预现实的传统的先河。后来，随着西风渐进，“文明”便成为“现代”“时髦”的同义词，因此人们也称新剧为“文明戏”。尽管在辛亥革命兴起之时，它也曾占有过一席之地，但很快又随着革命风潮的过去而沉寂。这种非本土的艺术要在中国立足，注定还要面临种种艰厄。为了让这种新的艺术存在下去，文明戏的从业人员不得不把争取观众当做第一要义，但是在怎样争取观众、争取什么样的观众的问题上，他们却因意识片面、模糊而走了很大的弯路。

1913年，郑正秋（1888-1935）写了10本连台戏《恶家庭》，演出引起轰动。受其影响，一时间，文明戏团体“便把家庭戏来做资料，都是描写家庭琐事，演出来不但浅显而妇孺皆知，且颇多兴味”。但是，作为“舶来品”，话剧的异质成分与传统因素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解决，“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不与民族传统相融合，不可能得到生存和发展；完全消湮于民族传统因素，又势必失去自己的本来面貌”。文明戏正是因为太迁就于旧的传统，才导致了以展示丑恶和玩味私情为能事的堕落，结果令观众大倒胃口。这种风潮发展到后来，使文明戏名声扫地，竟被看成是恶俗的代名词。 但是已经萌芽了的中国现代戏剧是注定不会就此完结的。一股清新活跃的戏剧之风，兴起于海河之畔的天津。此地的南开学校组建的南开新剧团，在文明戏走向衰落的同时，显示了自身的风姿和实力。他们演出的《一念差》《新村正》等剧，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民众的生存状况。可以说，这些剧作中所显示的思想性，开启了随后兴起的五四运动的先声。

文明戏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要想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必然要经历一个磨合、适应的过程。 在其初期，它既要面对本土文化的排异性，又必然寻求一定的依托物，作为立足之点；但是，它又要防止被民族文化所消融，丧失其独立的品性。

因此，我们看到，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文明戏的形态成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新不旧，亦新亦旧，杂揉混合的过渡形态”。它在艺术上，既不像西方戏剧，又杂以戏曲的表演；在内容上，往往也是中西杂取并收，缺乏自己的东西。同时，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尽管它曾兴盛一时，但它犹如飘于水面的浮萍，还没有扎下根来。

乘革命之浪潮而兴起的文明戏，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逐渐衰落。辛亥革命的果实为军阀所篡夺窃取，中国社会现实一如既往，黑暗而腐败，贫困而虚弱。为革命所鼓舞的从事新剧的人士，面对残酷的现实：有的从狂热走向消沉；有的则把戏剧作为生存之手段；有的则去迎合小市民的庸俗趣味。

一些商人见演文明戏有利可图，于是，便一拥而上，一时间新剧团林立而起，所谓新剧目也纷纷出台。到1914年，按中国旧历为甲寅年，此类家庭戏居然十分兴盛，故被称为“甲寅中兴”。

其实，在这种虚假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重的危机。看似新剧从业人员增多，表面上壮大了队伍，实际上鱼龙混杂，降低了素质。只顾赚钱，曲意媚俗，使本来没有站稳脚跟的文明戏艺术质量急剧下降，最终，反倒失去了观众。

后来的家庭戏，一味展示家庭的丑恶，把玩男女私情，如《雌老虎》《贪色报》《妻妾争风》之类纷纷登场。很快，观众厌弃了这种戏，自此走向一条自毁的末路。

导致文明戏衰落的原因，除了思想的贫乏，还有演出的粗疏。许多剧团在商业演出中，多采取幕表制的方式。所谓幕表制，即演出前根本没有剧本，演出组织者只是提供一个人物名单、出场次序、大致情节或主要台词，便由演员自行排演，有时连必要的排练也没有，或将故事梗概画成连环画，或缩写在纸条上，张贴于后台，供演员上场前看上几眼。至于到了台上怎么办，那全凭临场发挥了。

显然，这种“台上见”的做法，根本无法保证艺术质量，甚至也无法保障戏剧情节的整一性。一些“言论正生”的即兴演说，常常是天马行空，信口道来，而一些丑角则是插科打诨，卖弄噱头，总之皆为片面追求剧场效果。一位新剧的倡导者欧阳予倩，曾经回忆当时的演出情景：一次他扮演的小姐与一位先生正在花园里倾诉爱情，小姐由于婚姻无法自主而痛心低泣，此时两个扮演丑角的人，在场边肆意耍丑，闹得观众哄笑不止。小姐与先生的爱情戏没法演下去，弄得扮演先生的演员挥舞文明棍，把两个丑角追打到后台去。

幕表制的盛行也反映了戏剧文学的薄弱，文明戏的衰落同戏剧文学的未能确立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明戏虽然衰落了，但也为五四新剧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后来的新剧，到1928年，经著名的戏剧家洪深提议，将主要以对话和动作表情达意的戏剧样式定名为“话剧”。从此，这个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剧种，才有了一个大家认可的正式名称。

最初，中国话剧曾经有过不同的称谓，如新剧、文明戏等。直至1928年，由戏剧家洪深提议，戏剧界同仁一致同意，“话剧”这个名字才算正式固定下来，并约定俗成，沿用至今。话剧，本来是西方的戏剧品种。较之源远流长的中国戏曲，它应当算作后起之秀。它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西方列强以武力轰开大清国门之后，中国的有志之士为了实现民族精神的现代化而有意识地引入的具有现代特征的艺术形式。

文明戏不仅对后来的中国话剧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中国电影和越剧、评剧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日本文教大学教授白井启介在《影戏交融——略论文明戏表演方式如何灌入早期电影》中，从考证中国电影发展史入手，论证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第一家摄制影片的是中国影戏研究社，由陈寿芝、施炳元、劭鹏创办，根据1920年发生在上海的谋杀案改编的影片《阎瑞生》，与舞台上演的文明新戏的渊源关系。文中还论述了中国早期电影（无声影片）在表演方式上（如“夸张的舞台表演程式”等）所受到文明戏的影响，如《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等影片就有这样的痕迹。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中山文在《文明戏工作者对越剧的理想——樊迪民和两种越剧刊物》中，通过对文明戏演员樊迪民在越剧发展及作品创作、演出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论述了文明戏对越剧发展及演出方面的影响。

文明戏的剧目不多，大概只有十几出。可是每出戏都分几集，每日只演一集，所以上演一个月也不会重复。为了使戏演得持久和火暴，剧中夹杂不少插科打诨式的笑料，看起来类似现在的喜剧小品。

文明戏大都是连台本戏：《蒸骨三验》《张文祥刺马》《乾隆下江南》《杨乃武与小白菜》《母老虎与贱骨头》《刘公案》《施公案》《新茶花》《花蝴蝶打闹情楼院》《蝴蝶夫人》《茶花女》《求婚》《枪毙闫瑞生》《一瓶白兰地》《浪子回头金不换》《解毒大观》《慈母血》《王二姐娘娘庙捡娃娃》《春阿氏》《珍珠塔》《夜审田杨氏》《屈死王灵儿》《贞女血》《摩登小姐》《红楼怨》《牢狱产子》《卖花招亲》《赖皮旦杀妻》《双怕妻》《康娘传》《红楼大观园》《花子拾金大庆贺》《清宫珍妃泪》《老光棍隔墙爱上小寡妇》《乡下佬赶集大破财》《亲家母会面好说话》《抓住小偷你别问偷为么？》《后娘打孩子》《双列女》《醉鬼卧倒没有好》《洞房父女会》《私生女有好样的》《干儿比亲儿孝》《渔家贫女泪》《烈妇还阳》《煤球战元宵》《患难中见友情》、《半夜夫妻》《跳大神的女巫害人》《忠孝贤一家》《烈女怕缠郎》《春风回梦记》《啼笑姻缘》等等。这些戏都是提纲戏目，分厂有简单说明。上场全凭演员即兴发挥，因演员都有文化，可以临时编词，张嘴就唱。这也是观众喜欢的，场场有新创造，还可练本事。

文明戏里还有许多类似笑料，影射当时社会黑暗。虽然文明戏深受观众欢迎，但终归剧团庞大，包银有限难以维持。到了上世纪40年代，出现了以话剧或笑（喜）剧作为曲艺的大轴。因为演剧者都是前场的曲艺演员，所以双栖演出一举两得。这也是津门曲苑的独特土产。

文明戏有小生林雍容、张俊生、名旦角张笑影、老生张笑生、丑角王度芳（天津八大家王庆坨财主的少爷）。有“八口剑”：尹剑兰、王剑梅、红剑丹（后改红牡丹）、朴剑秋、周剑蓉、黄剑芬、武剑州、碧兰竹。“八口剑”都唱旦角，也各有拿手戏。分悲旦、彩旦。碧兰竹专演悲剧，红牡丹专演风流彩旦，朴剑秋演闺门旦，王剑梅演花旦，尹剑兰演青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