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五在记载宋王宝隆知县的业绩之后说：“治国以农为本，治农水利为本。予修《官监》，凡守令创一塘、一陂、一沟渠而必录者，所以重农事也。”这里的两个“本”恰好为我们研究古代莆田经济发展提供了线索。

二、地方政权建设的不断加强为文献名邦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黄仲昭在《皇明兴化府乡贡进士题名记》中说：“吾莆科第，昉自唐之贞元（785-804年），然迄于五代（907-960年），仅十有三人而已。”“宋（960-1279）三百年间，举进士者九百七十余人，预诸科、特奏名六百四十余人。”1368年明朝建立后，“百有余年于兹，莆之歌《鹿鸣》而升为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父子兄弟相继者，有父子叔侄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额，吾莆恒得三之一。比年以来，位六卿，列禁从，长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盖几宋矣。”（《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二十八）。

这一记载说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置兴化军后，随着地方政权建设的加强，莆田在科举中得中进士者不断增多。早在隋炀帝时（605-618）就开科取士，但是莆田却直到唐贞元时才有零的突破，比人家落后了近两百年，且一个半世纪后也只有十三人，和宋三百年间成就相比，那真是一石差九斗！引人注目的是，置郡后，在各地先进文化的不断推动和促进下，莆田恰似千年沉睡的雄狮，“醒”了，兴了！到宋神宗时（1068-1085年），莆田不仅建成了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木兰陂，而且莆田徐铎、仙游薛奕还把同科文武状元的桂冠给领了回来，宋神宗激动得诗兴大作，称这是“一方文武甲天下”。

宋初莆田置郡后，来郡任守令之职者大多是学者型人才，如宋首任知军著作佐郎段鹏、曾任御史的曹修古和明曾入阁预机密重事的成化知府岳正等。他们的到来往往重视移风易俗，引起官风、民风直至学校教风、学风的大转变。与此同时，为郡县学校实际解决问题，增加学田和经费，不断完善办学条件。所以，地方政权建设的不断加强为文献名邦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保证。

由于元代不重视教育，元初莆田学校公共财产被寺庙、豪强地主所霸占，难以解决。

明朝建立后，兴化府郡守县令依法办事，学校教育恢复和发展迅速。莆田县学，宋时附于军学之中，元迁薛公池上。洪武三年，知府盖天麟重修兴化府学，奉例定四配、十哲位次，饰两庑像，改道化堂为明伦堂。洪武四年，知县周从善重修仙游县学，照例改尊道堂为明伦堂；二十九年，莆田知县王文焯来任，修建县学，创后堂，匾曰进修。复新会馔堂，竖灵星门，创米廪于学之西。永乐四年（1406年），在兴化府学，通判孙呅、教授傅显立进士题名碑；在莆田县学，也立进士题名碑，佥事高勉为记。高勉指出：“方今莆士由科目进者，彬彬辈出，不可胜记。以天下视之，独八闽与江右相颉玩；自八闽较之，则莆于他郡为特盛；且郡属邑虽三，其所进率多莆士，是又邑敌郡也。”（《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二十八）这就是说，在明初，莆田县教育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的强县。

据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在明代，莆田学田的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拨田，这是学田的主要来源。二是发动民间捐田办学，是增加学田行之有效的途径。三是发动地方政府官员捐资办学。四是地方政府财政节支款买田助学。明代莆田学田的变化说明，政府拨田和民间捐田兴学，为文献名邦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三、勤奋好学、不甘落后的家风是莆田文献名邦形成的地方特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最能体现地方文化特色。文献名邦一要人才，二要著作，缺一不可。但是人才难得，没有相适应的家庭生活，就培养不了人才来。首先从莆田第一名进士林藻的家庭说起。

据《重刊兴化府志》记载：林藻，字纬乾。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万宠，饶阳太守。父披，字茂则。生子九人：苇、藻、著、荐、晔、蕴、蒙、迈、　。

“藻少有志尚，耻为遐服农人。其言曰：‘张九龄生于韶阳，陈子昂出于蜀郡，彼何人斯？’因戒诸弟以明经、进士各专其业，与欧阳詹及蕴读书于龟岩。”结果是：“苇，端州；藻，容州；著，横州；蕴，邵州；　，福唐州，皆刺史。荐，韶州；晔，沧景州；皆司马。蒙，金吾卫。迈，司州长吏。时号九牧林氏。”九个兄弟都做了刺史级别或以上的政府官员。

林蕴在莆田西天尾澄渚创建了福建第一所书堂，为九兄弟求学，攀登文化高峰提供了条件。“读书十年，藻举进士，蕴擢明经”，之后著、荐、应（苇之子）、荪（蒙之子，余杭县令）、凭（荐之子）、翱（藻之子）、翊（翱之兄，校书郎）、晔、　、愿（蕴之子）、同（愿之子，莆田令）等12人，都是明经及第。就是说，唐代莆田明经及第共18人，林披和他的子孙占去了14人，说明学有所成，成绩显著。

其次，“世味无所嗜，唯嗜读书”的学风造就了莆田历史上众多优秀的文献著作。

郑樵，宋时兴化县人，明废县后为莆田县人。“父国器，太学生，尝鬻己田筑苏洋陂，人食其德。没于姑苏。樵年十六岁，夏，徒步护丧归葬。自是谢绝人事，结庐越山下，闭门诵习。既（继）又筑草堂夹漈上以居。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读乃归。昼理简编，夜观星象，饮食寒暑俱忘，专以讨论著述……”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上奏编《通志》的意向后，“授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力乞还山，自监南岳庙还家论著。阅四年，《通志》成”（《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五。）

无独有偶。宋时历史学家郑樵是如此，明时历史学家柯维骐也是如此。《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传三》说：“维骐举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辄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京朝官病满三年者，概罢免，维骐亦在罢中。自是谢宾客，专心读书。久之，门人日进，先后四百余人……《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又著《史记考要》、《续莆阳文献志》，及所作诗文集并行于世。”又说：“维骐登第五十载，未尝一日服官。中更倭乱，故庐焚毁，家困甚，终不妄取。世味无所嗜，惟嗜读书。”

从郑樵“举遗逸二次”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队伍往往存在隐逸们之中。尽管生活环境差，但因“惟嗜读书”，对科学研究十分爱好，非常专心，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其三，不少莆田人为官社会责任感强，铁面无私，上疏揭露奸佞 阴谋诡计，誓死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特别是明代，许多有影响力的奏疏往往出自莆田县籍官员之手。据《明史》卷一百八十九记载，黄巩，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为刑部主事，掌诸司奏牍。历职方武选郎中。十四年（1519年）三月，有诏南巡，巩上疏，开门见山地说：“陛下临御以来，祖宗之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幸，又再坏于边帅，盖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不知有天子，乱本已成，祸变将起。试举当今最急者陈之。”一共六条，宗正学、通言路、正名号、戒游幸、去小人、建储贰。矛头直指江彬一伙。由于写得好，员外郎陆震“见巩疏称叹，因毁己稿与巩连署以进”。那天，朝中有一百多人参加上疏，无不受到江彬一伙打击报复。过了两天，林大辂（莆田人）等三十三人也不怕死，上疏论救，“愿与诸臣同效死，并下诏狱”。通过斗争，明武宗最终只好取消南巡。

又据《明史·武宗本纪》说，正德十四年，“三月癸丑，以谏巡幸，下兵部郎中黄巩（莆田人）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鞠治，杖杀之。”

据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十七《名臣传》记载，明人翁世资、陈俊、彭韶、陈音、林俊、郑岳、林有年、方良永等的奏章都富于战斗力。这是古代莆籍政府官员的特色之一。

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莆田知县徐执策在县巷两端各建造一座木坊 ，匾曰：“莆阳文献”、“海滨邹鲁”；万历十六年（1588年），知县孙继有改题为“壶兰雄邑”、“文献名邦”。光绪十一年(1885年)，知县徐承禧重修壶兰雄邑坊；二十八年，邑人江春霖等重修文献名邦坊。几百年间，提起文献名邦，莆田人引以为豪。

一、求真，名邦的支柱

按照宋代大思想家朱熹的解释，“文”为贤者，“献”即典籍。也就是说，莆田是个盛出贤人和文章著述的好地方。一般来说，能获此殊荣的地方，必定具备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积淀为先决条件。但据考证，莆田的文化历史并不长，自唐末开发至今，总共才1300多年，这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原文化相比，莆田文化的起步，至少要落后2000多年。然而，就在这方落后贫穷却又充满神奇色彩的土地上，自唐朝中叶以来，莆田文坛人才辈出，涌现出如黄滔、徐寅、蔡襄、郑樵、林光朝、刘克庄、黄仲昭、郑纪、柯维骐、林兆恩等一大批在福建、全国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著作家。尤为可观的是，莆仙人（莆田仙游）著书立说的势头，从刚起步就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强劲势头：唐末25部，宋朝即高达2632部，元朝虽有些下降，为60部，但到明朝又升至944部，至清朝也仍有470部之多。单就乾隆时修撰的《四库全书》，莆仙人的著作就有43部831卷被收入其书，还有37部345卷被当作存目收录。在如此众多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皇宫巨著和传世佳作，其中北宋蔡襄所著的《茶录》、《荔枝谱》等园艺名著，已被翻译为英、法文流传国外；南宋郑樵著述的《通志》200卷，是莆田自古以来一部影响最大和最为久远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学术界把《文献通考》尊称为《三通》，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南宋著名文学家刘克庄所著的《后村先生大全集》，也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巨著。

莆仙人的文章著述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最主要的原因，即是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求真”两字，也就是说，追求真理和追求科学，是千百年来莆仙仁人志士的最高追求，因而才使得这些作品不但能名重一时，而且流传百世。其中最具代表必性的人物为郑樵。

郑樵（1104～1162），字渔仲，世称夹漈先生。他的一生几乎全都是困居在莆田西北万山之中的夹漈山间。然而，就是这位山林穷儒，不但为中国文化奉献出一部继《史记》之后的纪传体通史，而且为莆田“文献名邦”作出了六个重要的贡献：

一是以山林穷儒之身在高山虚谷中以一人之力完成一部划时代的史学世著；

二是有志于建设科学；

三是提出“《诗》、《书》为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科学论断；

四是力倡知识分子要与广大劳动人民交换知识；

五是强调学习翻译学以吸取外来文明和传播中华文化。

可以说，郑樵和他著述的《通志》，对莆田“文献名邦”地位的确定和得到社会公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郑樵之所以民为一位千古传颂的伟大史学家和科学思想家,是因为其作品和学术思想无不充满着“求真”的气息.因此，“求真”是郑樵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由于有郑樵这样一大批仁人志士以“求真”的精神，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才支撑起莆田“文献名邦”这座巍巍于八闽大地的文化大厦。

一方水士养一方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郑樵之所以能在高山虚谷中著出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夹漈遗稿·上宰相书》）的《通志》，他的科学精神之所以能走在中世纪的最前头，这除了郑樵本身的特殊天赋和超凡智慧外，还与郑樵家乡莆田的人文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郑樵从小就是一个穷困潦倒之人，他自己曾说过“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夹漈遗稿·与景韦史投宇文枢密书》）；“伏念臣樵幼而孤苦，长而穷困，视屋漏以无愧，闻鸡鸣而不已。所赖闽中无兵火之厄，可以见天下之书”（《夹漈遗稿·上殿〈通志〉表》）。可以想像出，如果当时莆田没有特别丰富的民间藏书让郑樵借读参考，郑樵是很难读尽天下八分阶段书和著出《通志》的；更重要的是，郑樵科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从兄郑厚和林霆、林光朝、方翥等一批也是富有求真精神的好友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郑厚对郑樵的成长和思想形成过程，有相当大的关系。郑厚（1100～1160），字景韦，莆田县新县镇巩溪村人，他不仅是郑樵小时候的良师，也是一个“厚仰视韩愈如有及”和“使厚入司台谏，则世无豺狼迹”（《夹漈遗稿·与景韦投宇文枢密书》）的一代名儒，南宋名相龚茂良把郑厚视为“莆田文章的开山祖“。郑樵也在（《夹漈遗稿·与景韦投宇文枢密书》）中明确提及自己与郑厚的学术关系是“厚失之易，得樵而后峻；樵失之纷，得厚而后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

况且，郑樵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向天下倡题物理实学的科学思想家，是因为他“结矛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相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通志·昆虫草木序》）。如果没有资源丰富的夹漈山为郑樵提倡观赏和研究动植物情性的基地，如果没有那些田夫野老与郑樵交换知识，那么，即使郑樵有多大的天赋，也是难有如此高明之见。由此，我们认为，只有在莆田这方充满着“求真”的沃土中，才能孕育着出像关樵这样富有科学思想的、划时代的伟大史学家和不朽的《通志》，“求真”不但是莆田文献名邦的擎天柱，而且是莆田文献名邦也就失去生命力。过去如是，今后也必然如是。

二 向善，名邦的灵魂

莆田文化发达，是来自原文化的输入，所以与全国各地一样，莆田的地域文化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自南朝露三兄弟入莆传授《诗》、《书》后，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一直在莆田地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然而，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也一直是个儒、释、道三教相容并存的社会，所以道教和佛教的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莆田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甚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无不浸透着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因子。为此，莆田的文人学者一方面坚持儒家的“仁爱”、自强、诚信、和谐、互让、忠恕和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意识，一方面也纷纷从不同角度吸取佛、道两家的精华，以丰富自己的理论。而佛教、道教也在以自己特有的宗教形式，向人们推行道德，强调积善消恶等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观念，因此佛、道的教化对于莆田民间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也产生了一定的功能，从而在民俗文化中表现出强有力的“向善”行为准则和以“向善”为中心的信仰支柱，并产生了一种具有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具有鲜明的“向善”特色，并且能左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灵魂。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莆田这个文献名邦，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两种天下奇观的“向善”文化现象：一种是从宋代民间中自然形成的特定民俗文化——妈祖文化；一种是明朝著名学者林兆恩所创立的“三教合一”理论。尽管这两种文化现象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思想都是完全一致的，即“向善”。林兆恩（1517～1598），号龙江，莆田城厢人。他的“三教合一”理论从刚开始提出，便在莆田家乡这块“向善”的土地上得到迅速发展，之后，他的“三教合一”不但在莆田民间深深地扎下了根，而且还传至海外。及至今日，单在马来西亚一国，三教堂就有近千座。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和东南亚信仰三一教的人，仍不下百万之众。而妈祖文化随着社会发展，更是形成了一种举世闻无双的，更具世界性影响的民俗文化。

妈祖原名林默，又名林默娘。她生于北宋初年，为莆田湄洲湾畔一个普通宦家之女，在世只有短短的28个春秋。但因她生前慈悲善良，能济世救人，经常为人消灾解难，特别是勇救海难，所以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她“羽化”后，莆田百姓信奉她，崇拜她，就把她作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和护海女神的形象来怀念她和神化她，从而产生了具有一种相当影响力的、具有鲜明莆田文献名邦特色的妈祖文化。这种独特的妈祖文化一形成，不但充盈在莆田在地的上空，成为代代相承的民魂，而且还受到历代朝廷的认可和赐封。从南宋以来，历代朝廷给林默的赐封，从“崇福夫人”，一直到护国庇民的“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纪念她的庙宇，如今已遍布五洲，其数量之多，单在台湾省，就有一千多座，而信奉妈祖的海内外信徒，已多达上亿人！妈祖文化因而成为当今莆田文献名邦一道最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由此可见，只有莆田文献名邦这方充盈着浓厚“向善”氛围的沃土，才能产生像妈祖文化这样超越国界的民俗宗教文化奇观。与其说“向善”是莆田妈祖文化产生的根本，不如说“向善”是莆田文献名邦的灵魂。正是由于有了这个灵魂，莆田文献名邦才以其举世无双的文化色彩而被海内外亿万人士所称道。

三 重教，名邦的传家宝

莆田自立邦之初，就形成一种比他邑更为浓厚的重教兴学风气，从而奠定了莆田文化特别繁荣发达的坚实基础。

宋代是莆田重教兴学蔚然成风的时期。自北宋咸平（998～1002）初，莆田就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官办学校、民间书堂、家塾义庄“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使莆田成为当今全国并不多见的一个重要教育中心，从而营造出莆田文献名邦又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科举奇观。

据载，中国封建社会处隋朝至清朝末年整个科举时代，全国各地进士达千名以上的进士县，只有18个县，其中福建省占4个。而莆田一县的历代进士，竟多达1433人，因而雄踞福建省进士县的榜首，其次为晋江、闽县（今福州）和建安（今属南平市）。又据载，宋代所取进士中，每42人中，就有一个是莆仙人。不仅如此，单在宋代，莆仙人中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中赋魁、别试第一名的人数，也是位居福建之首。其中中状元的有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等6人；中探花的有李昭远1人；以赋魁天下者有郑厚、刘夙、林旖、吴铸畴、郑从甫、叶大有等6人；为别试所第一名的有宋椿、林虑、林益严等3人，可谓占尽天下科举风流。

更为奇特的是，莆田行民不但创造了中国科举史的奇观，还留下许许多多至今还广为流传的科甲佳话。诸如“一家九刺史”（唐代林披的后裔，有九个官至刺史）、“一门五学士（唐黄璞进士，其四子也都同列馆职）、”一科两状元“（1076年文武状元分别为莆田人徐铎和仙游人薛奕所得）、”魁亚同榜”（1138年，莆田人黄公度、陈俊卿同时中状元和榜眼），故有“析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黄公度、陈俊卿）”和“龙虎榜头孙嗣祖（指宋徐铎与其祖唐徐寅均为状元）、凤凰池上北联兄”之类美谈，如此等等。

正由于莆田有如此壮观的科举成就，加上学术昌明，著作如林，所以早在宋朝，莆田就以“文献名邦”（宋度宋赞语）、“闽越之地，邹鲁之邦”（宋真字敕字）、“兴化多进士”（宋王安石赞语）、“莆田人物之盛”（宋朱熹赞语）、“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宋游酢赞语）、“家习诗书，多出魁人韵士，为中州冠”（宋张友赞语），“莆田，文物之邦”（宋黄公度赞语）、“莆邦文学号邹鲁”（宋黄灏赞语）等美誉著称于世了。

莆田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科举和学术成就，除了具有代代相传的、浓厚的重教兴学风气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称道的读书风气，这就是家贫子读书的勤奋苦读精神。南宋时莆田名儒方渐在分析家乡儒风特盛的原因时，曾形象地说：“闽人无资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而南宋名相陈俊卿在绍兴八年（1138）中榜眼时所说的“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则一语道出了莆田作为东南一小城却能成为名扬四海“文献名邦”的内在原因。因此这句名言，自然也就成了千百年来莆田人民代代相传的家训。

由此可见，重教兴学不仅是莆仙文化名垂天下的根源所在，而且是莆田“文献名邦”最具特色的传家宝。有了这个传家宝，莆田的“文献名邦”，必将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四 崇德，名邦的风范

莆田“文献名邦”除了以上所说的求真、向善和重教这三道金光闪闪的文化风景线外，还有一道极其美丽的文化风景线——道德风范的奇观。

莆田的道德风范奇观表现在它是由两个不同社会群体所开创的不同的道德风景线：一条是由士大夫和文人学者以宁死不屈、刚正不阿和身殉职书写出来的名垂史风景线；一条是由平民百姓与天奋斗改造自然所开创出气贯长虹的公而忘私道德风景线。这两条风景线虽然所表现的精神有所不同，但一样都是光照千秋。其中唐著名诗人、福建第一个状元徐寅以“臣宁无官，赋不可改”的凛然气节为唐代文坛传为美谈；南宋状元陈文龙是一个高唱“未闻烈士树降旗”坚持抗元到底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称赞他与文天祥“隆名并峙”，而“一 土松湫相望，双悬日月照乾坤”；明末清初的南京礼部尚书朱继祚坚持抗清，至死不屈，以身殉职，留下悲壮的一页，可与史可法相提并论；清末御史江春霖，对腐败当局嫉恶如仇，强烈抨击奸臣权贵，直声震朝野。这些仁人志士用他们的高风亮节为莆田文献名邦营造出一道光彩照人的道德风景线。而由北宋民间女子钱四娘带领莆田文献名邦举世瞩目、气壮山河的道德风景线。

那么，莆田的“文献名邦”是怎样形成的？本文抛砖引玉，试从三个方面说明。

一、经济发展为其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展和人口增长是评定县治政绩的三大因素。

从历史记载看出，莆田置县后，发展趋势很好。《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一说：“莆田县，别称莆口，故县也，建置自陈始……光大二年（568年）分南安地置莆田县，属丰洲（今福州），寻废，入南安。唐武德五年(622年)，析南安地别置丰州（今泉州），复置莆田县以属之……圣历二年(699年)，析莆田地置清源县（即后来的仙游县）……”这说明唐再次置县后，70多年间莆田较快发展，不但经济文化发展了，而且人口增长，还诞生了个仙游县，由原来的一个县发展为两个县。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林居裔起义在仙游百丈镇爆发，后以招安结束。次年，北宋政府建兴化军，以游洋为军治。与此同时，置兴化县，为兴化军首县，以林居裔的住宅为县署。兴化军下辖三县——兴化、莆田、仙游。八年，迁军治于莆田。从此以后，莆田升为郡级，与泉州等郡平起平坐。《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一说：“宋制，县分望、紧、上、中、下五等，莆田县为望县。”这就是说，自置县以后，莆田不断发展，到了宋代，她不仅是兴化军治，下辖兴、莆、仙三县，而且又是全国一等县的县治。

遗憾的是，有关莆田县令方面的记载却从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2年）隐之以司功参军摄始，接着陆衍以司马知。唐敬宗宝历三年（827年），孔子的四十一世孙孔仲良以儒林郎知。以后唐懿宗咸通时（860-874年）李丹以祠部郎中知。唐代莆田县令记载下来的就这么四个，而且“皆摘《宋书》”。至于具体内容，却难于找到。幸好，我们从置县的条件中了解了一些历史常识，才看清她的整个发展趋势。

《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五在记载宋王宝隆知县的业绩之后说：“治国以农为本，治农水利为本。予修《官监》，凡守令创一塘、一陂、一沟渠而必录者，所以重农事也。”这里的两个“本”恰好为我们研究古代莆田经济发展提供了线索。

据朱维干先生《福建史稿》第六章第一节介绍，唐代重视水利，就闽南来说，先筑塘，后筑陂。“筑塘最多的是莆田。兴化湾港汊深入把莆田划分为南北二洋（莆语平原曰洋）。北洋有五塘，南洋有六塘。

“北洋五塘，颉洋塘最大，在县城东北四十里。贞观五年（631年）置，周十里，溉田二百顷。

“南洋六塘，国清塘最大，亦贞观五年置，在县城东南二十里，周三十里，溉田三百顷。次则横塘，贞观二年置，在县城南二十里。周二十里，溉田面积与颉洋塘等。”

统计大小各塘溉田总面积一千二百顷，均贞观中置。建成了这些水库，有利于农业发展，所以，唐武德五年莆田重新立县不久，就升为上县。70多年后，又由一个变成了两个县，仙游县诞生了。

到唐建中时（780-783年），吴兴率众在渡塘，一作杜塘 (今莆城北门外霞尾村菱角池)，围海造田，筑长堤以捍潮汐，又筑延寿陂，溉田四百顷。这是开发莆田北洋平原的开始。

元和八年（813年），福建观察使裴次元于红泉（今黄石小学校址）筑堰，垦荒为田，计三百二十二顷。岁收数万斛，以赡 军储。这是开发莆田南洋平原的开始。

1083年木兰陂建成后，南洋平原也用陂水灌溉。于是，原来遍布莆田各地的诸塘因完成历史任务而先后成为陈迹，例如，今天的大小横塘不是碧波荡漾的大水库，而是两个财丁兴旺的村落；涵江塘头村也找不到当年颉洋塘水清如镜的踪迹。通过水陆变迁，我们不但看到陂水灌溉的优越性，而且还展示了历史上莆田人民艰苦创业精神。他们与时俱进，变废为宝，让众水塘献出一片片良田。——莆田农业就是这样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宋代，莆田县属于“望县”，即全国经济发展一等县行列。莆田文献名邦的经济基础正是这样越来越雄厚。

二、地方政权建设的不断加强为文献名邦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黄仲昭在《皇明兴化府乡贡进士题名记》中说：“吾莆科第，昉自唐之贞元（785-804年），然迄于五代 （907-960年），仅十有三人而已。”“宋（960-1279）三百年间，举进士者九百七十余人，预诸科、特奏名六百四十余人。”1368年明朝建立后，“百有余年于兹，莆之歌《鹿鸣》而升为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父子兄弟相继者，有父子叔侄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额，吾莆恒得三之一。比年以来，位六卿，列禁从，长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盖几宋矣。”（《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二十八）。这一记载说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置兴化军后，随着地方政权建设的加强，莆田县教育有了新的起点，在科举中得中进士者不断增多。早在隋炀帝时（605-618）就开科取士，但是莆田却直到唐贞元时才有零的突破，比人家落后了近两百年，且一个半世纪后也只有十三人，和宋三百年间成就相比，那真是一石差九斗！引人注目的是，置郡后，在各地先进文化的不断推动和促进下，莆田“醒”了，兴了！到宋神宗时（1068-1085年），莆田不仅建成了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木兰陂，而且莆田徐铎、仙游薛奕还把同科文武状元的桂冠给领了回来，宋神宗激动得诗兴大作，称这是“一方文武甲天下”。

宋初莆田置郡后，来郡任守令之职者大多是学者型人才，如宋首任知军著作佐郎段鹏、曾任御史的曹修古和明曾入阁预机密重事的成化知府岳正等。他们的到来往往重视移风易俗，引起官风、民风直至学校教风、学风的大转变。与此同时，为郡县学校实际解决问题，增加学田和经费，不断完善办学条件。所以，地方政权建设的不断加强为文献名邦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保证。

《重刊兴化府志》卷之十五《学校志》说：“兴化郡学建置自宋始，经今五百余年矣。按宋、元诸史，学校无专志，故当时教法莫详；而建置沿革，兴废始末，亦尚有可言者，今备考之，作学校志。”

《学校志》说：“宋重儒术，天下慕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有诏立军学，进士方仪、陈诩及邑人输钱三十万；二年，仪与弟能及从弟慎言举茂才，至京师，复上书请官钱三十万，修三礼堂与步廊、崇阁；越六年而学成。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知军事陈执方尝辟而大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年），教授徐士龙请于部吏者鲍廷祖，得官钱一千三百万，重加改作，为制东庙西学……又设县学于庙学之东偏,傅以廪藏庖湢，为屋凡四百八十间，复推其余为教官治舍。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火毁学几半。五年，知军事汪作砺加葺，扁讲堂曰“道化”。越二年，知军事孙绍远书额。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知军赵彦励重建忠恕堂，在道化堂之左，为教授直舍……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诸生苦斋舍倾毁,知军事张友重修。淳佑六年（1246年），教授俞来修忠恕堂，建尊经阁其上。咸淳八年（1272年），知军事陈友宗、吕大圭，通判张汝砺，皆辍官钱，相继修葺。”这一记载说明，979年设置兴化军之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投入莆田文化教育建设的财政拨款不断增多。

该志又说：“宋初唯藩镇得立学。咸平初，有诏立军学；庆历四年（1044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二百户以上者）。自是而往，僻壤遐陬，遇先贤遗迹处所，往往建立书院。书院虽小，亦列诸学宫，此宋世文教之盛也，今叙学校而并录之。”在那时，除了郡学，莆田、兴化、仙游三县都有县学，还有遍布全郡各地十几所私立书院，初步展示莆田教育的规模。

对于元代学校始末，该志说：“元不重儒，君臣谋治，皆出于一时识见，不知孔氏有大经大法，可致三代之治，故九十三年中，学政不修文，贤才不进用，纲常倒置，政事昏乱，卒亡天下。本路儒学无郡志可考。成宗以后，稽庙学等记，始可得而言焉。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教授曹怘重修夫子庙 ，葺堂庑、厢屋、斋庐、库藏，秩有成规。大德六年（1302年），教授宋眉年重修道化堂，材甓夫匠，一不费官；深广高卑，悉因其旧。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同知大悲奴复教授厅。初，教授厅为署学事黄武仲弟梦举所占，至是复之。并作杏坛，辟乡贤祠，葺忠恕堂。。左为尚贤堂，修尊经阁。庙南有阁，更名魁星。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毗陵卢端智以进士来为郡幕，复学田以廪士，筑堤防以固田，有功于学甚厚。至正八年（1348年），学录黄烈请于郡，节缩岁入修夫子庙，大修讲堂，上为重屋，易柱以石者八。又增葺尊德、尚贤二堂，以崇先贤、乡贤之祀。十二年，宪臣田九嘉偕二朵公诣学，病神位失序（时颜、曾、思、孟与先圣并坐，但稍退而已），堂陛不伦（高堂陛低，乐音上下不相联属），戟数不备（戟不二十四，时用其半），灵星门不作；又病赞礼者以盥荐涤濯同器而进，乃与教授叶应礼、学正陈英观论其是非去取之宜，命有司各厘正之。”

由于元不重视文化教育，元初莆田学校公共财产损失十分严重。据黄方子《兴化路兴学记》说：“革命以来，我疆侵于浮图、豪右者什九。五十年间渐次兴复，仅得十之二，难矣哉！学旧有水泄地六十余所：曰藩姐（宋嘉定间即1208-1224年，僦佃于郡左林家），曰陈塘，曰林太（嘉定间僦于上生院，久而视为己有）。”这就是说成宗时兴化路郡学虽然恢复了，但是学校公共财产仍旧被寺庙、豪强地主所霸占，难以解决。直到顺帝元统二年（1331年），“毗陵卢公来典郡幕，廉知其事，命上牍于府。适宪使安礼公行部，究心学务。公以为言，即日逮主僧明琬，归田八十四亩，林氏子达卿等输租二十斛，其余僧粟折钱者踵至”（《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二十七），有了显著成绩。

二、学田之设，开始于宋代。从北宋开始，为了扶植和保证地方教育的发展，政府拨大量土地给官办学校，作为学田。学田的田租收入，是学校建设和日常开支的一笔主要经费。史载，“自庆历（1041-1048年）以来，（闽）郡县皆立学，学之有田者相望也。”学田遍布全省各地。黄方子的记载说明，学田的增减直接关系地方教育能否正常运转。所以，《重刊兴化府志》说卢端智“复学田以廪士，筑堤防以固田，有功于学甚厚”。

明朝建立后，由于兴化府郡守县令依法办事，郡县学校教育恢复和发展迅速。莆田县学，宋建置，附于军学之中，元迁薛公池上。洪武元年（1368年），知县任益因之，增四配、十哲像，立两庑从祀神主；三年，知府盖天麟重修兴化府学，奉例定四配、十哲位次，饰两庑像，改道化堂为明伦堂。洪武四年，知县周从善重修仙游县学，照例改尊道堂为明伦堂；二十九年，莆田知县王文焯来任，修建县学，创后堂，匾曰进修。复新会馔堂，竖灵星门，创米廪于学之西。永乐四年（1406年），在兴化府学，通判孙呅、教授傅显立进士题名碑；在莆田县学，也立进士题名碑，佥事高勉为记。高勉指出：“方今莆士由科目进者，彬彬辈出，不可胜记。以天下视之，独八闽与江右相颉玩；自八闽较之，则莆于他郡为特盛；且郡属邑虽三，其所进率多莆士，是又邑敌郡也。”（《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二十八）这就是说，在明初，莆田县教育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的强县。

创建进士题名碑，一则可以激励郡县学生勤奋好学，为自己家乡争光，二则随时公开府县乡试、会试成绩，向郡县广大人民回报办学效果，让全社会都来关心教育事业，捐资办学，为之添砖加瓦。明初莆田县教育脱颖而出，乡试中举者多，名列福建省前茅，所以，进士题名碑的创建说明，那时的郡守县令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并且效果显著，令人赞不绝口。而且，后继有人，到弘治时，黄仲昭在《皇明兴化府乡贡进士题名记》里说：“永乐丙戍（1406年），莆郡学尝立进士题名之石，闽参政瑞安杨公景衡记之。然乡贡及进士参错并列，历岁既久，后来者无所于书。今教授卢陵王君镛，谓兹石之立，所以表著前人，风励后学，不可无济也。乃谋于郡守贰诸公，析进士别为一石，考其履历大槪而并刻之，仍以杨公之记弁其首；复树一石，专勒乡贡士名，而属仲昭为记。”明朝建立后，随着莆田教育事业的发展，学田也发生相适应的变化。据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在明代，莆田学田的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政府拨田，这是学田的主要来源。政府所拨的有公田、寺田、赎罪田等，例如万历十九年（1592年），郡守徐秉正、知县孙继有议割囊山寺田、广业里公田、邑民吴宸宝赎罪田共79亩给学校，作为学田。

其二，发动民间捐田办学，是增加学田行之有效的途径。据记载，正德年间（1506-1521年），莆田乡绅义官曾崇贤一次捐田租200余石，以每亩租1石计，折合地200余亩，数量十分可观。

其三，发动地方政府官员捐资办学。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郡人通政使程洪宸一次捐田租100石；万历三十一年，府学训导雷监捐俸买田，岁得田租30石8斗。

其四，地方政府财政节支款买田助学。例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郡节推孙佳出库银130余两买田，岁得田租140石。

明代莆田学田的变化说明，从明朝建立到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推官曹惟才拨郑板地26亩7分止，莆田持不断增加的可喜局面。学田增加，办学经费也就不断增加。

明代莆田学田不断增加说明，，那时莆田教育事业名列福建省前茅，是与郡守县令对莆田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植分不开的。这是因为教育要发展，一要增加资金投入，二要加强行政管理，二者缺一不可。试想，他们要是对学校办学经费、学风、考风等漠不关心，甚至鲸吞学田，那么，明代莆田教育还会继往开来，跃居全省第一？至于什么“文献名邦”什么“海滨邹鲁”，岂非成了一句空话？

明代莆田学田不断增加还说明，群众捐资办学，为文献名邦添砖加瓦，是莆田建郡以来的优良传统，宋真宗咸平元年，有诏立军学，进士方仪、陈诩和邑人捐款三十万，后来中央拨款三十万，“越六年而学成”。办学要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那也是一句空话。

三、勤奋好学、不甘落后的家风是莆田文献名邦形成的地方特色。

本文先从莆田第一名进士林藻的家庭说起，看看头名进士是怎样诞生的。

林藻，披之子，著有《林藻集》二卷。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尹枢榜进士。《学校志》说：“澄渚书堂，在莆田县东北十五里澄渚西南隅，旧号读书草堂，唐林蕴所建也。初，蕴与兄藻读独孤及为《廉吏李琦兴学记》，有‘曼胡之缨，化为青衿’之语，耻之，乃自北螺村来此，市里人陈暄地作书堂，读书十年，藻举进士，蕴擢明经。是莆人读书自郑露始，科第自藻、蕴始。蕴忠，其从子攒孝，又为莆善俗之始。”蕴著有《林蕴集》一卷。

又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之四十四《文苑》记载：“林藻，字纬乾。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万宠，饶阳太守。父披，字茂则。目所一览，必记于心。年十五，手抄六经、子、史约千余卷。二十以明经及第，授临汀曹掾。郡多山鬼淫祠，民厌之苦之，著《无鬼论》。刺史樊滉奏署临汀令，以治行迁别驾；复以御史大夫李栖筠奏授检校太子詹事兼苏州别驾，赠睦州刺史。生子九人：苇、藻、著、荐、晔、蕴、蒙、迈、蔇。

“藻少有志尚，耻为遐服农人，其言曰：‘张九龄生于韶阳，陈子昂出于蜀郡，彼何人斯？’因戒诸弟以明经、进士各专其业，与欧阳詹及蕴读书于龟岩。”结果是：“苇，端州；藻，容州；著，横州；蕴，邵州；蔇，福唐州，皆刺史。荐，韶州；晔，沧景州；皆司马。蒙，金吾卫。迈，司州长吏。时号九牧林氏。”九个兄弟都做了刺史级别或以上的政府官员。

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大意是说，好学是求智之舟，力行是求仁之舟，知耻是求勇之舟。这是孔子的人生三大事，在莆田，九牧林家率先做到了。林披年十五求学，手抄六经、子、史约千余卷，可谓好学者之典范。林蕴在澄渚创建了福建第一所书堂，为九兄弟求学，攀登文化高峰提供了条件。“读书十年，藻举进士，蕴擢明经”，之后著、荐、应（苇之子）、荪（蒙之子，余杭县令）、凭（荐之子）、翱（藻之子）、翊（翱之兄，校书郎）、晔、蔇、愿（蕴之子）、同（愿之子，莆田令）等12人，都是明经及第。（《重刊兴化府志》卷之十六《唐明经科》）。唐代莆田明经及第共18人，林披和他的子孙占去了14人，说明学有所成，成绩显著。

“力行”是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不尚空谈。在这一方面，林蕴最出色，“蕴忠，其从子攒孝，又为莆善俗之始”。

“知耻”则侧重于与人比较学业、品行、政绩等差距，不甘落后，有勇于攀登文化高峰的意识。林蕴知耻而创建书堂，林藻知耻而戒诸弟以明经、进士各专其业，终于为莆田人民揭开了人才成功之谜：只要勤奋好学，不甘落后，认真落实孔子的人生三大事，做到“好学”、“力行”、“知耻”，谁都可以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特别是在地方政权建设得到加强的前提条件下。黄仲昭说：“宋三百年间，举进士者九百七十余人，预诸科、特奏名六百四十人。”1368年明朝建立后，“百有余年于兹，莆之歌《鹿鸣》而升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父子兄弟相济者，有父子叔侄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额，吾莆恒得三之一。比年以来，位六卿，列禁从，长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盖几宋矣！”

其次，“世味无所嗜，唯嗜读书”的学风造就了莆田历史上众多优秀的文献著作。

郑樵，宋时兴化县人，明废县后为莆田县人。“父国器，太学生，尝鬻己田筑苏洋陂，人食其德。没于姑苏。樵年十六岁，夏，徒步护丧归葬。自是谢绝人事，结庐越山下，闭门诵习。既（继）又筑草堂夹漈上以居。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读乃归。昼理简编，夜观星象，饮食寒暑俱忘，专以讨论著述……”(《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五)。郑樵在《上皇帝书》中说：“念臣穷困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雨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声不绝；积日累月，一篑不亏。”抒发了书既著成，又恐其不传的心情。后来，“部使者举孝廉者三，举遗逸者二，皆不就”。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上奏编《通志》的意向后，“授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力乞还山，自监南岳庙还家论著。阅四年，《通志》成”（《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五）。这就是说，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为了写成《通志》等巨著，他宁可不要俸禄，也要选择在家著书，确保质量第一。

无独有偶。宋时历史学家郑樵是如此，明时历史学家柯维骐也是如此。《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传三》说：“维骐举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辄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京朝官病满三年者，概罢免，维骐亦在罢中。自是谢宾客，专心读书。久之，门人日进，先后四百余人……《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又著《史记考要》、《续莆阳文献志》，及所作诗文集并行于世。”又说：“维骐登第五十载，，未尝一日服官。中更倭乱，故庐焚毁，家困甚，终不妄取。世味无所嗜，惟嗜读书。”

孔子指出，读书三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读书一旦进入“乐之”境界，那他们就会只知奉献精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乐此不疲地从事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富于老黄牛精神。郑樵二者兼顾，既编历史，又研究天文地理，昆虫草木等，“昼理简编，夜观星象，饮食寒暑俱忘”，整天忙于科学研究，却不要国家报酬。柯维骐本来病魔缠身，专心读书后，病魔被驱逐，门人日进，边教书，边著书，身心健康，成为明代教学和史学两条战线上的奇才。这是第三境界之奇观。

根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二十六《艺文志一》的著作类（经、史、子、文）和卷三十一《隐逸》记载，不少著作出自未曾做过官的莆田人之手。从郑樵“举遗逸二次”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队伍往往存在隐逸们之中。尽管生活环境差，但因“惟嗜读书”，对科学研究十分爱好，非常专心，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其三，不少人为官社会责任感强，一旦公私冲突，就会铁面无私，依法办事，上疏揭露奸侫阴谋诡计，誓死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息。特别是明代，许多有影响力的奏疏往往出自莆田县籍官员之手。这儿以黄巩为例来说明。据《明史》卷一百八十九记载，黄巩，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为刑部主事，掌诸司奏牍。历职方武选郎中。十四年（1519年）三月，有诏南巡，巩上疏，开门见山地说：“陛下临御以来，祖宗之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侫幸，又再坏于边帅，盖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不知有天子，乱本已成，祸变将起。试举当今最急者陈之。”一共六条，宗正学，、通言路、正名号、戒游幸、去小人、建储贰。矛头直指江彬一伙。由于写得好，员外郎陆震“见巩疏称叹，因毁己稿与巩连署以进”。那天，朝中有一百多人参加上疏，无不受到江彬一伙打击报复。过了两天，林大辂（莆田人）等三十三人也不怕死，上疏论救，“愿与诸臣同效死，并下诏狱”。通过斗争，明武宗最终只好取消南巡。

又据《明史·武宗本纪》说，正德十四年，“三月癸丑，以谏巡幸，下兵部郎中黄巩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鞠治，杖杀之。乙卯，下寺正周叙、行人司余廷瓒、主事林大辂三十三人与锦衣卫狱。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阙下。是日，风霾昼晦。夏四月戊寅，杖黄巩等三十七人于阙下，先后死者十一人”。又说：“毅皇手除逆瑾，躬峪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所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在此，编者充分肯定了黄巩等谏争的历史作用。

据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十七《名臣传》记载，明人翁世资、陈俊、彭韶、陈音、林俊、郑岳、林有年、方良永等的奏章都富于战斗力。这是古代莆田籍政府官员的特色之一。

四、结束语

莆田“文献名邦”的称号不是自封的，而是外籍政府官员对莆田地方特色文化的理性认识和高度评价。由于说得好，可用以表著前人，风励后学，所以被莆田民众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这是因为1368年明朝建立后，规定郡守县令要远离家乡，到他省任职。作为地方政府官员，建碑坊，写题词，是他们份内事，岂能让他人瞎指挥，说闲话？而且“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墙内之花墙外香”，历来如此。莆田有哪些地方文化特色 ？回答最佳者还是外来人，“莆阳文献“、“文献名邦”木坊的先后出现说明了这一点。来这样的府县做官，感觉自然而然会不一样，这就是地方特色文化的魅力。与此同时，许多人还把莆田作为自己的又一个家乡，精诚投入，不断鼓劲，让她锦上添花。徐知县当年在县巷创建二碑坊，其动机无不是为了鼓劲，营造良好的政治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碑坊不可随便更改。《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九说：“善俗坊，旧在县前。宋朝以莆善俗而作。国朝宣德间（1426-1435 年），县丞叶叔文重立，四方人久传诵之。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知县卢俊，无故将扁移置偏街，而易以‘淳风’，似无意谓。窃谓受礼存羊，宜复旧观。”况且将扁移置偏街，也是多此一举，说明他并不明智。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莆田知县徐执策在县治门口大街二端建木坊，扁曰“莆阳文献”、“海滨邹鲁”；万历十六年（1588年），知县孙继有改题曰“壶兰雄邑”、“文献名邦”。23年间，题词内容不一样。二者相比，后者比前者更合乎明代莆田抗倭斗争实际，既突出了莆田这个英雄母亲城的伟大形象，又加深了莆田“文献名邦”的内涵。试想，要是在日本倭寇屠刀下，兴化府城——莆田沦为倭寇或西方海盗的殖民主义据点，福建省变成人家的殖民地，那么，“文献名邦”还有什么历史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莆田“文献名邦”就要讲一讲历史上海防建设，特别是明代莆田海防建设和抗倭斗争，讲一讲莆田民俗“五日岁”的来历。我在《莆田“五日岁”与抗倭斗争》中说：“‘五日岁’始于1563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倭寇集中6000精锐，连攻兴化府城，农历十一月廿九日，兴化府城沦陷。日本倭寇盘踞达60天，于次年正月廿九弃城东逃。二月初一，逃难者陆续回城，和城内幸存者一道庆祝府城的收复。初二，各自到亲友家探望，然后于初四补行度岁。以后，因为农历二月正值春耕生产大忙，‘补行度岁’纪念活动放在正月进行。就这样，五日岁在莆田世代相沿，一直保持至今，成为莆田人祖祖辈辈对青少年进行抗击倭寇斗争优良传统的教育活动。”（《福建史志》2008年第一期）民俗是“活着”的历史文献。莆田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大门户，是抗击东西方海盗一大战略要地，五日岁的活动有助于牢固树立敌情观念，在保家卫国的斗争中再立新功。所以，壶兰雄邑是莆田文献名邦的集中体现。在我国，尽管不少地方以“文献名邦”或“xx邹鲁”为自豪，但是，“壶兰雄邑”却是只有莆田才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