⑼怀抱：似指怀抱典籍图书。观古今：从典籍图书中观览古今人事。

⑽戏谑：谈论说笑。《诗经·卫风·淇奥》：“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⑾沮溺：指长沮和桀溺，春秋时贤人，不肯游仕，结伴耕种，一辈子辛苦劳作。《论语·微子》中记载，长沮与桀溺一同耕田，孔子经过时，叫他的学生子路向两人打问渡口的所在。后代诗文常用为避世隐士的典故，给予肯定的评价，如王粲《从军诗》说：“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陶渊明《劝农》诗说：“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垄亩。”

⑿哂（shěn）：讥笑，嘲笑。子云阁：指扬雄投阁自杀一事。扬雄在西汉成帝时在朝为官，王莽篡汉，立“新”朝，扬雄作《剧秦美新》加以吹捧，并受任大夫之职校书天禄阁，后来因事被株连，投阁自杀，几乎死去。

⒀执戟（jǐ）：秦汉时宫廷的侍卫官，因值勤时手执戟而得名，这里泛指做官。以疲：太疲倦。

⒁岂云乐：哪里能算快乐。

⒂达生：老庄的思想。《庄子》有《达生》篇，其中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所谓“生之所无以为”，是指分限以外的事物。

曾在京都做官多年游览了不少地方，却从未忘怀过山水。

何况是来到以山水闻名的永嘉郡，内心思想和事务行为都感到空虚。

官衙内没有狱讼案件而显得清闲，官堂庭院空旷清静以致招来鸟雀止息觅食。

卧病在床多有闲暇安乐的日子，文章诗赋时常写一写。

怀抱典籍图书从典籍图书中观览古今人事，在寝卧饮食之时展开谈论说笑。

即嘲笑长沮和桀溺的苦，又讥笑扬雄投阁自杀一事。

做官既然太疲倦了，耕种哪里能算快乐。

要寻求解决世事难并欢的矛盾，只好寄希望于老庄的道家思想。

诗人因与庐陵王刘义真交住甚密，受到当权者徐羡之等人猜忌，被排挤出朝廷，因而在永嘉太守任上，思想更加消沉。这首诗作于永初三年（422）冬任永嘉太守时，写闲暇读书时的一些想法，认为从政易疲，耕稼也苦，所以慨叹“万事难并欢”，只好学庄子达观以养生。

全诗作纵向展开，从过去写到现在。开头两句说过去，从第三句起，主要讲述到永嘉担任地方官以后的情况。“游京华”与“归山川”、“未尝废丘壑”与“心迹双寂寞”，隔句映衬，在文义上递进一层。这一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更明白提示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的变化。诗人自述到永嘉以后，“心”不预世事，“迹”绝交以息游。“虚馆”二句更具体描画出“心迹双寂寞”的景象。事实上，身为一郡之长，是不可能如此清闲的。《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可见“绝诤讼”并非真的没有“民间听讼”，而是由于心远地自偏，“不复关怀”，有意不闻不问罢了。以上几句，对于“斋中读书”的诗题来说，看似闲笔，实际上这是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显示的是读书时总的心态意绪与环境气氛。以下写“斋中读书”的正笔，正是从这一大背景上推出的。

从“卧疾丰暇豫”起，即转入“斋中读书”的描叙。“卧疾”就只能在“斋中”，有了许多空闲时间，为了排遣无聊，除了写诗作字以外，便轮到了“读书”。“怀抱观古今”等四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诗人读书的目的在于了解历史以增进对现实的认识，方法上有读有评。诗中论到的人物有消极避世的隐士长沮、桀溺和热衷仕进的文人扬雄。谢灵运对沮、溺则取批评的态度，认为隐居耕田是一“苦”事而予以非笑。扬雄在易代之际的言行，历来受人非议，如李善说他“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谢灵运也不满于扬雄的屈节事人、钻营爵禄，故在非笑沮、溺的同时，对扬雄也采取了哂笑的否定态度。

结尾四句是在读书论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由“既笑”二句引出，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执戟亦以疲”，说明自己对于仕进已心灰意冷；“耕稼岂云乐”，又表示自己不愿过躬耕隐居的清苦生活。诗人让自己站到了三岔路口，是仕，是隐，无一理想，无可适从。故不由得叹道：“万事难并欢。”在仕隐矛盾的煎熬下，诗人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慰藉心灵的人生道路：“达生幸可托。”以“达生”处世，就会避免贪多务得，不受物欲的困扰，摆脱世务的牵累，在精神上求得自我解脱，近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表示的生活态度：“乐乎天命复奚疑。”谢灵运为官时不理政事也是“达生”思想的表现，而“达生”思想的进一步实践，尚有待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更远地离开尘世俗务。谢灵运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广有田产，归隐而仍可免于沮溺的耦耕之苦，这大概是他的“达生”思想的最完美的实现了。不久，他果然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全诗以“斋中读书”作为结构的中心，向前推衍，说到过去；往后演绎，谈及未来。读书是在斋中，说前道后的情事则及于斋外的广阔世界——京城的丘壑，永嘉的山川，执戟殿中，耕稼田间。仕隐矛盾的抽象主题，由于结合读书论书的具体内容提出，显得不玄不泛；又由于视野开阔，有回顾，有前瞻，联系长期以来的生活体验坦率剖白，通篇又具有了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作为一首宣扬老庄“达生”思想的记事说理诗，而能不落抽象说理的魔障，写得迥异于“平典似《道德论》”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钟嵘《诗品序》），足见诗人艺术上的功力。至于诗中宣扬的所谓“达生”的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理想，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肯定是不足取的，但对于了解谢灵运全人及其创作演进的轨迹，则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起四句入题，峥嵘飞动。‘虚馆’六句，交代正面。‘沮溺’四句，题后绕补，衔承谨密。收句，结束全篇。所谓‘达生’，取知足、知止义。杜公取适事莫并，又‘古来达士志，幽真愧双全’，同此。”

谢灵运（385～433），晋宋间诗人。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爵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出身名门，兼负才华，但仕途坎坷。为了摆脱政治烦恼，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诗歌大部分描绘了他所到之处，如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山水景物。其中有不少自然清新的佳句，从不同角度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以美的享受。他的诗文大都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仍带有玄言诗的尾巴。尽管如此，谢灵运以他的创作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从此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他成为山水诗派的创始人。有《谢康乐集》。